夜里又见妈，眼里噙泪花。

　　昨天晚上，梦中又见母亲，她双手抱腹，阵阵喊疼，那可怜兮兮的惨状虽然已经过去五年了，但那情景却像一条鞭子抽打了我整整五年，像一把钢刀戳得我心头滴血。作为儿子，在母亲疼痛难忍，生命垂危之际，却束手无策。那时候，我常想，如果病魔是一块千斤巨石，我一定会从母亲的身上卸下来，背在自己的背上，哪怕压得我粉身碎骨;如果病魔是一剂毒药，我会毫不犹豫地喝下去，替母亲去赴黄泉，因为已经六十二岁的母亲，在儿子们相继成人的时候，也该享享福了，可是眼看着母亲在痛苦的抽搐中离去，而我却无能为力，只能抓住她那干瘪的手，不停地叫着“妈”。

　　二00四年中秋节刚过，在西安伺候弟媳妇坐月子的母亲自感身体不适，便匆匆赶回长武老家。她把自己的身体状况告诉了四姨，在四姨的一再催促下，第三天她到县医院进行检查，碰巧给母亲查病的大夫是我的一位朋友，当这位朋友发现母亲的病情十分严重，已到肝癌晚期时，他十分惊诧，问母亲儿女为啥不来陪她看病，母亲爽朗地回答了“娃们都忙，也没啥大不了的，可能又是胆囊发炎了，你给开些药吃吃就行了!”在询问中当得知是我的母亲时，这位朋友就按母亲的意思开了些消炎药。

　　打发走母亲，朋友当即给我打了电话，把母亲的病情告诉了我，咋一听，我就象触了电一样，浑身发麻，头发倒竖，口干舌燥，眼前阵阵发黑，直冒金星。稍定片刻，我立刻决定必须回去。一路之上，我心急只恨车不快，心里默默祈祷但愿是误诊。

　　夜半时分，我终于赶到了长武县城。半夜三更进不进家门我犹豫了。为了不引起母亲的猜忌，我只好先歇到县城，苦熬半夜，天亮后便赶到家中。

　　进得门来，但见母亲仍在洗衣服，袖子卷得老高，干瘦的胳膊发青泛黄，往日有神的眼睛已经深陷下去，满脸的皱纹里似乎落满了黄土，被汗水冲出道道沟壑;一头花发犹如晚秋中落满霜尘的蒿草，见此情景，我如硬在喉，但我强忍住悲伤，欲替母亲洗完这些衣服。可是母亲推了我一把说：“你坐了一夜车，快去歇着，就几件快完了。”说完又用力地搓洗起来。我实在不忍心看下去，便走进里屋，隔窗看眼前的母亲，再也控制不住了，眼泪像决堤的水冲出了眼眶。

　　洗完衣服，母亲边晾晒边隔门问我“你这是哪去了，这么早就回来了?”

　　“我出差路过，听说你昨天看病去了，回来看看。”

　　“你一天那么忙，也没啥大病，就是胆囊发炎了。”

　　这就是我的母亲，一个有着五个儿子的母亲，面对这样的母亲，我真的不知说什么好。

　　晾晒完衣服，母亲这才进屋，看到我楞神地站着，她又说：“你先喝些水，我给咱做饭去。”

　　我用衣袖迅速地擦了一把眼泪，拉住母亲说：“妈，你不用做饭了，咱到县城去吃饭，我再领你到医院查查。”

　　“不用了吧，吃几天药看看。”

　　“既然我回来了，咱就去查查，也好放心。”

　　母亲知道拗不过我，也就只好依了我。

　　在县医院，通过作B超、CT检查，母亲的病情也进一步确诊为肝癌晚期。大夫告诉我，母亲的肝脏上有五个病灶，最大的一块肿瘤直径有5.8cm，最小的也有1cm，我不解地问大夫这意味着什么?大夫告诉我，这意味着你母亲的时日不多了。

　　当我把母亲从CT床上往下抱的时候，母亲还倔强地不让，但我还紧紧地抱住了母亲，心里在说：“妈，你抱大了我们弟兄五个，可我们弟兄五个又有谁抱过你，这虽然是迟来的抱，但你就让我抱抱，也好使我们的心灵得到一丝丝安慰。

　　在征得舅舅的同意和大夫的善意的提议下，我们商量在母亲最后的日子里就不要再折腾她老人家了，就住到县医院作最后的安慰治疗。

　　于是，我们告诉母亲她得的是肝炎，没什么大不了的，住一段时间医院就会好的。就这样，母亲在她六十二岁的有生之年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住进了医院。

　　住院的第三天，二弟、四弟也从西安回来了，三弟、五弟也从新疆相继赶了回来，这时，母亲就催我赶紧回单位，说我在煤矿当头头，不容易，压力大，她的病不要紧，有几个弟弟照顾就行了。在母亲的一再催促下，我怀着难过的依恋的心情回到了铜川。以后的日子里，我几次想回去，想再在母亲的病床前尽尽孝，但都被母亲在电话的那头婉拒了。母亲住院二十天以后，弟弟打来电话说母亲好歹不住了，说自己得的是怪病，住院不顶事，要回家去找人送送(迷信的祛病方法)。在征得医生的同意后，弟弟们把母亲接了回去。

　　我回到家已是母亲出院的第二天，一进门，从母亲的脸上我就看出了母亲的病情在加重。可是看到我回来，母亲却强装出一副很轻松的神态说：“回来找人送了送，我感到好多了。并埋怨现在的医院住不起，太贵了，花钱不少而且不治病。”

　　我能说什么，只好明白装糊涂地说：“病情减轻了就好，咱再找个人送送，要不然找个中医吃些中药。”

　　母亲欣然同意。我们便再次找了个阴阳先生为母亲送了送，而且还接来一位在十里八乡颇有名气的老中医为母亲开了几付中药。

　　其实，在每个人的心里，包括母亲自己在这个时候都十分明白母亲的病情结果会怎样，但谁也不愿意把这道窗户纸捅破。那样的话也许对谁都是很残忍的。母亲不说，是为了安慰我们，好让我们的心灵上少受些磨难和创伤;我们不说，也是为安慰母亲，好让她老人家在最后的日子里少些悲观和失意，再多一丝丝生存的希望。

　　母亲的病没治好就出院了，这意味着什么。乡亲们都很明白，所以出于乡亲的友善，出于姐妹的友爱，出于晚辈的敬仰，自打母亲出院后，同村的人们纷纷来看望母亲。就连过去和我家曾经有过过节和矛盾纠纷的人都来了，这是我们始料不及和意想不到的。那几天，在母亲的屋子里总会再现过去岁月里那美好而难忘的场景，也总会不时地传出友善和蔼而亲切的笑声。有一次母亲告诉我，这几天看她的人不少，就连想不到的人都来了。说这话的时候，我看得出，母亲的心底是甘甜的，是充满了满足和幸福的感觉的。我也深感母亲在笑声中走完她最后的日子要比在悲痛绝望中好得多。

　　在屋里呆了两天，我又被母亲撵回了铜川。

　　俗话说：“母子连心。”在母亲生病的第三十八天那晚，也就是农历甲申年的十月初八晚上，我的确做了一个噩梦。梦见一辆救护车拉着母亲翻在了通往故乡老宅子的路上。梦中醒来，我惊魂难定，情绪很是不好，一大早就焦燥难安。我知道这不是个好兆头，尽管打电话过去，弟弟告诉我母亲依然是老样子，即使疼痛加剧，疼的时候把手绢塞进嘴里咬住也不吭声。我让弟弟把手机给母亲。电话那头仍然是母亲那熟悉、可亲、清晰的声音，只是从音量上我能辩出有些气力不足。她仍然告诉我她没事，一再叮咛我矿上的安全不敢大意。尽管如此，我还是不由自主地决定回去。

　　下午5点多到家，进门后，母亲蜷着身子爬在炕上的被子上，手里捏个手绢不停地擦拭着嘴角啧出的痰迹。这次回来，我是特意为上高三的儿子和上小学的女儿请了假，携妻一同回来的。当儿子进门喊了一声“奶”，抓住母亲手的时候，母亲伸出一只手婆娑着儿子的头，半天只说了一句话：“孙子都这么大了，也该死了!”

　　听到这里，一屋子的人都抹起了眼泪，我赶紧跑出屋外，蹲在墙角再也控制不住内心的悲痛，失声痛哭。听到哭声，母亲唤我进来，这才对我说：“你们不说，我也知道我得的是瞎瞎病，你们也尽心了，不要为我难过，我死了你们好好过日子。”

　　稍微停顿了一会儿，母亲又接着说：“我虽然受了一辈子苦，养了五个儿子，可看到你们个个都走正道，好好过日子，我也就心甘了!”

　　说到这里，母亲指了指自己的衣兜对我说，“我衣服兜兜里还有些钱，你拿出来，留下一千元等明年娃考上大学了送给娃，剩下的添补的给我办后事吧，你们小时候，家里穷，没好好供你们上学，这是妈一生的遗憾，但是，你们不能再把娃耽误了。”说完，母亲不再吭声了。满屋子只剩下一片啜泣。

　　农历十月十一，母亲在难挨的痛苦中走完了她最后的日子。当痛苦结束，她安然地睡去的时候，我们从她安祥的面容上能看得出。虽然她的一生很苦，苦到在长武大街上能吃一顿夜市都是一种奢望，但她无怨;虽然她一生很累，累到靠在门框上打个盹都是一个满足，但她无悔，因为她教育儿子们“续家风，行正道”的家训得到了发扬。

　　送走母亲的那天，下了一场大雪，顿时青山披孝，一切似乎冰封凝固;唯有北风的呼号伴随着声声唢呐的咽鸣在原野上悲咽，挂在树梢上的招魂幡在风中舞动，似母亲在向我们挥手作别，哭声中，我们只有一个愿望：母亲一路走好!

　　母亲就这样走了，整整五年了，虽然她已变成一缕清风，但她的音容笑貌、崇高母爱却永远定格在我们的记忆中无法抿去。我们很是明白，风中始终有一双和蔼可亲、关爱鼓舞的眼神在无时无刻地挂念着我们。

　　母亲你在天国还好吗?儿想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