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川风气

　　梦中总是有一群峨冠博带的古人。他们在水边痛哭高歌，在山间煮茶吟诗，在翠绿竹林里赏月听风，他们隐身于太湖岛屿，写出一篇篇璀璨诗句，一个个动人的故事。

　　戴维·莫里说过，每块土地都有自己不可抹杀的故事，但必须要有真诚的作者来阅读与重述。太湖生态岛不仅是自然山水，也是“纸上山水”。飘荡如野马的历史尘埃，风尘仆仆的文人墨客，洒脱不羁的仁人志士，慷慨悲歌与低回浅唱。那些变幻不定的面容，游动在深深浅浅的记忆，变成地域文化最具魅力的部分。

　　山川始于胸怀，风气源于精神。人文化成的精神，也表现在文化中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人类依托自然生长出文化，反思人对自然的征服，而山水之间，也寄托人的理想，形成奇特的共生性。比如，“荒野是美国文化的一项基本构成。利用物质荒野的原材料，美国人建立了一种文明。他们曾试图用荒野的观念赋予他们的文明一种身份和意义”。太湖生态岛文化，也有显著的“移民文化融合性”。

　　《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同用，以避季历。季历果立，是为王季，而昌为文王。太伯奔荆蛮，自号勾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者千余家，立为吴太伯。”我们已很难还原，公元前3200年那一段复杂诡谲的历史。“太伯奔吴”是权力斗争失败者的流亡，还是高逸之士的主动避让?这似乎已不再重要，我们更多关注中华文明“由北及南”的流动轨迹。太伯是最早来太湖的北方移民高士。中国文化“自北而南来”，少了北方厚重刻板的宗法约束，法儒斗争的残酷狞厉，而南方明媚山水之间，多了“个性自我”的张扬，风流蕴藉的温婉，以及情义为先的担当。比如，“荆蛮义之”表明太湖土著对太伯“谦逊让贤”的肯定，而这种“由北向南”的轨迹，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内涵与气质，也形成了南北对峙，流通互补的格局。

　　文人笔下，“北方山水”与“南方山水”有巨大差别，这也是地域文化差异使然。枚乘《七发》写道：“海水上潮，山出内云，日夜不止。衍溢漂疾，波涌而涛起。其始起也，洪淋淋焉，若白鹭之下翔。其少进也，浩浩溰溰，如素车白马帷盖之张。”这些北方风景蕴含着征服的主体性，与自然恐怖伟力的“力量的壮美”(康德语)。南渡后谢灵运永嘉山水诗，初步形成南方山水描述特质：“澹潋结寒姿，团栾润霜质。涧委水屡迷，林迥岩逾密。眷西谓初月，顾东疑落日。践夕奄昏曙，蔽翳皆周悉。”(谢灵运《登永嘉绿嶂山诗》)细细读来，是一番和谐柔美的“自然的优美”(康德语)。文人写太湖生态岛的诗句中，优美更比比皆是，例如，白居易《宿湖中》：“水天向晚碧沉沉，树影霞光重叠深，浸月冷波千顷练，苞霜新橘万株金，幸无案牍何妨醉，纵有笙歌不废吟。十只画船何处宿，洞庭山脚太湖心。”完全是一派自然与人类和谐共处的纯美之景。

　　然而，乱世有文化“由北向南”迁徙，治世则有文化“由南向北”流动，比如，明朝开国，南宋遗脉的南方精英，先移至南京，后聚集北京。民国乱世到人民共和国治世，也有文化中心“由南向北”的迁徙。钱穆曾讲，中国史的分是变，常是合，西洋史之常是分，其之合是一个变。他大意是站在文化比较论视野，说明中国文化主流是融合，虽有分离、战乱，但融合始终是主流。这既是中国历史客观存在，也是文明天性使然。太湖生态岛文化，这种“合”既表现在人与自然的和谐的，也表现太湖文化融汇南北的特质。它并非封闭的，而是将北方诗书教化与南方岛民的温柔细致结合，使生态文明有了生长的文化基础。

　　移民文化往往有包容的气质。开发美国的移民，在五月花船帆影之下，以清教徒的勇猛精进与道德自省，加之对自由与宽容的向往，来到美洲的荒野之地。他们在牛仔的枪声和丰饶神秘的土地之间，蜕变成美国熔炉文化(meltingpot)。与美国不同，中国“由北向南”文化流动中，形成所谓“南渡”情结。“太伯奔吴”后，太湖迎来不少隐逸的北方士人，比如，汉初“商山四皓”，真正大规模人口迁徙，是“东晋”与“南宋”两个时期，大规模“南渡”。许多北方世家大族，纷纷迁徙到太湖居住，仅以太湖生态岛的西山为例，明初就有较大宗族25支，大多是北方名门，例如，秦家堡秦氏，消夏湾蔡氏，甪里郑氏，劳家桥劳氏，东村徐氏，煦巷徐氏，横山韩氏，梧巷凤氏等。

　　何谓“南渡情结”?冯友兰言“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中原，偏安江表，称曰南渡。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晋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风景不殊’，晋人之深悲;‘还我河山’，宋人之虚愿。”家国沦丧，自然更看重情感道义;文化地域变异，也会更注重融入当地。太湖生态岛的“南渡情结”，与广义的南迁文化不同，既有遗民之恨，仕人之清高，又有自然之爱与灵活务实的诉求，更兼有文武相济的文化传承。古人称太湖生态岛“是仙境，亦是寿域”。生态岛风景殊美，物产丰富，环水有山，处于太湖，可避刀兵之祸，也可颐养天性，养生修道。又因水道发达，距苏杭等发达地区并不太远，也可经商航运，交通文明。

　　无碍道隐

　　初春的雨，密得仿佛牛毛般的针脚，不断落在洞外。

　　李弥大盘膝而坐，数着呼吸，与雨声应和着。石床又冷又潮，洞内有小厮生起小炭炉，又要摆在洞口通风处，热量不高，但总是有了些温度。他并不感觉冷，兴许是修炼了辟谷之术和道家养生导引。洞内幽暗迷蒙，钟乳千奇百怪，潺潺流淌的，是蜿蜒其间的地下暗溪。他放了些蜡烛在那里，曲曲折折的石路，通向后洞，也通向未知，洞有连环，似鬼斧神工开凿而成。有人说，洞中有大禹所留天书数卷，可治国平天下。

　　热闹都远离了他。那些刀光剑影的厮杀，朝堂的明争暗斗，甚至是普通的人生享乐。隐居于山洞，远离了烦恼，享受了清闲，还要忍受那“逼上门的寂寞”。好在他不以为苦，以云霞为餐，以月光为友。隐士可以修炼道法，也可以俯仰天地，与自然融为一体。一个官员远离了官场，“隐”就成了他最后的尊严，也是最有力的符号象征。他需要林屋洞这片“道教第九洞天”，更需要一片园，来记载他的心志。

　　南宋平江知府李弥大，福建连江县人，是个不得志的主战派。他提拔韩世忠，与金人死战。他反对求和，皇帝看着他碍眼。他和当朝首辅吕颐浩交恶，处处受排挤。绍兴二年(1132年)，他弃官归隐，在林屋洞建“无碍庵”“道隐园”，他住的山洞名为“易老堂”。《太湖备考》中说：弥大知平江府被劾，遂筑室于西山名“易老堂”，自号“无碍居士”。隐居的心态是复杂的，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居住之地都带着一股怨气。当然，这里既有孤傲清冷的伤痕，也有山水自娱的旷达。他忍不住写下诗句：“流水天常洗，桃花春自迟。年年深洞里，闲着一枰棋。”(《亲旧有问山中事者示之以诗》)

　　那是怎样理想的桃源之地?《道隐园记》中，李弥大这样叙述：“林屋洞山之南麓，土沃以饶，奇石附之以错峙。东南面大湖远山翼而环，盖湖山之极观也。”土地肥沃，奇石、远山，围绕大湖而居，“一山飞峙太湖中，千娇深藏林洞”，令人难忘。雨洞、丙洞、旸谷洞，三洞会于一穴，抬头仰望，巨型石板悬挂于上，“洞内广如大厦，立石如平野森林，其顶则平如屋，故称林屋”。洞中有石室、龙床、银房、石钟、石鼓、金庭、玉柱、石燕、隐泉、鱼乳泉等石景。大自然以石为风景，为器物，又全不以人工开凿打磨，浑然天成，又处处通着灵性，这岂不能让隐居的人感到欣喜?

　　山浮群玉，万顷光涵，洞中可以爬山。山石宛若动物，如牛羊，似犀象，起伏蹲卧，各具神态，称十二生肖石，即所谓“齐物观”。无雨无雪之日，隐士自洞而上，与诸多石物相交为友，实在别有一番情趣。而从山上向下看，也很有意思。曲岩、鳞岩，天成石罅，入地而生，蜿蜒起伏，在山顶大声呼唤，看那渔船帆影，山鸟归巢，又有袅袅炊烟，弥漫于浓密森林之间，此景为“林屋晚烟”。岩石前面，要种上梅花树，山的中段建小亭，就叫“驾浮”吧，驾驶着浮云，当的人生笑傲，或者哪天也能“蹑虚空”，见到路过的神仙?还要有个花圃，种上“奇殖嘉茂”的树木花草，春光灿烂之日，侍弄花草，岂不知又是一番乐趣?

　　这些不是最好的，他还要篇“石刻美文”。人们总是试图挽留时间，记录言行，以便追求某种永恒存在感。石头无罪，却背负文字，成为石碑石刻，留下人类活动的痕迹。李弥大沉思片刻，刷刷点点，就在春雨的早晨，在易老居山洞里，写就了那篇《无碍居士道隐园记》。他要把它刻在前洞的山石之上，这样来此的人，都能看到。“吾少尝为儒，言迂而行踬，仕则不合而去，游于释而泳于老，盖隐于道者，非其身隐，其道隐也。”老子曾说“道隐无名，隐者有道”，出世的逍遥之中，又包含了多少悲愤和无奈?

　　李弥大不是最早在林屋洞隐居修道之人。1980年，吴县政府清理林屋洞，就挖出梁天监二年(503年)，20名道士居洞生活记载的石碑，以及唐宋期间，祭神所用金龙及青铜鎏金龙等道教文物。可《无碍居士道隐园记》，成了太湖地区迄今为止尚存最古老、最珍贵的摩崖石刻。世事如棋，天公不语，无论人事纷争，宦海沉浮，都会随风而逝，甚至他自诩的平生功业，只有洞还在，流水绕钟乳，幽深不可闻，那篇摩崖石刻也许就会在。后人就可从此了解他，记住他。由此，身隐还是道隐，又有何关系?

　　绍兴五年(1135年)，李弥大在林屋洞隐居两年，收到朝廷征召，又毅然出山，出任静江知府兼工部尚书，上任不久，广西提刑又弹劾他“自持广西边务，日断强盗死罪”，再次被罢。秀美的山水，没有熄灭进取心，隐居生涯，也难逃出世与入世的矛盾。李弥大的最后岁月，正史所载不多。《宋史》简单记载，绍兴十年(1140年)，李弥大病逝。当他抑郁而终，是否为再次出仕后悔?是否想念林屋洞小小的“道隐园”?

　　沧海桑田，时间又过去两百多年，元至正年间(1141—1368年)，天下大乱，中原有红巾军起事，福建也有亦思巴奚兵乱。太湖胜景，却一直活在李氏后人记忆中。为重返先祖梦中桃源，李弥大四世孙李肇一带领族人，历尽千辛万苦，从福建连江迁徙到太湖生态岛石公村可盘湾，后又分出阴山和植里两支，繁衍生息。清乾隆年间，李氏族人李小白曾修《洞庭李氏族谱》，对此曾有记载，可惜此《族谱》毁于刀兵，不复现于人间，“道隐园”也毁于“文革”。

　　世人常说，隐士有真隐与假隐。陶渊明是“真隐”，以山水之爱，融入生命意志，以诗文之美，融入自然风物。熙巷徐氏徐素行，也是真隐，还告诫子孙不得出仕。生态岛琦里邓氏的迁山始祖，宋高宗朝中书省右正言邓肃，也是南渡为官。他辞官隐居太湖，遂以终老。李弥大可称为“假隐”，山水陶冶心性，养生以待时机，刻石名胜之前，邀名于后世。然而，“真隐”与“假隐”之间，不应有太过苛刻的界限。“真隐”与“假隐”，都有抱负不得伸展的遗憾，爱自然的心性，也都有与主流政治保持距离的个人节操与审美情趣，也正因为李弥大的“用世之隐”，林屋洞才多了摩崖石刻，才有了这么多故事。

　　大宋烈士

　　此去必无归期，有死无生。

　　初春已至，可汴京城仍是一片肃杀。狂风暴雪的天际，涌动出奇诡的灰色线条，好似冷笑的亡灵之印，更像一个邪恶的暗示。汴京郊区，青城金军大营，辕门更近了，他擦亮了眼，看到了营门外一排排垒起的人头。他们死不瞑目，有的还圆睁双眼。也许不久后，他的头颅也会来此作伴。兵器闪耀光芒，与大门边的篝火，互相辉映。地上是暗红色血液，已被冻住，成为一块块惊悚紫痂。空气回荡着焚烧尸体的，令人作呕的恶臭气息，还有无数汴京女子绝望的呼喊。他来时喝了点壮行酒，肚里有团火，在熊熊燃烧。他知道，自己不可能成功。他只期望能与官家圣上在一起，与大宋在一起，无论生死……

　　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二月，无疑是中国古代文明史上最黑暗的一页。中原大地整体落入异族之手，大宋皇族受到了异常屈辱的对待。金太宗下旨，将宋徽宗、宋钦宗废为庶人，强行脱去二帝龙袍。众被俘官员瑟瑟发抖，无人阻止，只有李若水骂不绝口，被宗翰手下割喉而死。金人热烈庆祝胜利，继续着烧杀抢掠，数十万汴京军民哭声盈野，自缢而死者众，数十里外都能清晰耳闻，实为惨不忍睹。

　　徐汴河，河北永清府的一名教授(学官)，品秩很低的小官，他携家从浙江衢州搬到汴京后不久，赶上了靖康之变。徐汴河有三子徐揆，小名七郎，刚中举人，尚无官职。徐揆年纪不大，但有一腔热血，目睹金军破城惨祸，深受刺激。他竟孤身犯险，主动请缨，要去城郊金军大营，索还被扣押的二帝。千年之后，我们依然无法猜度，徐揆此举后的心灵轨迹。可以肯定的是，他是一名“心有大勇”的读书人，虽无杀敌之力，但有英雄之胆与烈士之节。汴京城破，仕人有逃走者，有投降者，也有人选择追随二帝，奔向五国城，但如李若水这般义烈抗争者，却并不多见。徐揆也是一名反抗者。虽然，他明明知道，这是一场“鸡蛋与石头”的战争，但鸡蛋的意义，并不在于战胜石头，而是以自身的碎裂，彰显石头的野蛮无耻。鸡蛋的胜利，是在时间的转轴之上，是在史书的斑斑血痕之中。

　　进入大营，徐揆视死如归，镇定自若，怒斥金人的无耻凶残。他被金人当堂击杀，尸体悬挂辕门示众。史书并没有记载徐汴河的行动。他是否苦劝过儿子，不要意气用事?还是抹着老泪，默默看着儿子奔赴死地?他是否埋葬了儿子的尸体?他又如何逃出汴京城，投奔河北大名的赵构大元帅府?史书简短记载中，可以想象这一路的惊心动魄。这一年，赵构从大名府逃至应天府即位，改元建炎。建炎二年(1128年)，赵构过淮河而南渡长江，从建康府到绍兴府，再到临安府，一路逃难。徐汴河又带着年仅十二岁的孙子，徐揆的儿子徐元吉，“义不居伪邦，随帝南渡”(《范成大·徐谱序》)，先居杭州，后迁苏州。徐元吉后于南宋淳熙年间，再迁至洞庭西山后埠定居。

　　生态岛的桃源胜境，安慰着徐氏后人的心。徐揆也被高宗封为宣教郎，赠谥号“靖节”，建祠堂于苏州陈千户桥。“靖节”者，取“使秩序安定的高风亮节”之意，东晋陶潜，也被称为“靖节先生”。徐揆以无畏的死亡，成就了“大宋烈士”的名誉，也将一种执节尚义的文化基因，悄悄地种在了生态岛的文化建设之中。

　　除了徐揆，生态岛南渡的北方宗族，还出了一个“大宋烈士”，就是秦家堡秦氏族人秦孝义。秦孝义是宋代词人秦观的八世孙，其父秦仪，十九岁就高中进士，并迎娶了宋理宗的女儿，娥明公主，至今驸马墓尚存于太湖西山。秦孝义出生于1260年，是秦仪的第三子。那一年，蒙古忽必烈称帝，在遥远的北非，埃及马木鲁克军团，在阿音札鲁特战役击败蒙古骑兵，终结了蒙古向埃及的侵略。而南宋恰是景定元年(1260年)，宋理宗在位，贾似道当朝。南宋已经进入了风雨飘摇的时期。

　　《秦氏宗谱》中记载秦孝义“号阆仙，从荫未授，隐居，宋亡殉难”。赵孟頫的《赵廷彩先生传》中说：“孝义倜傥有大节，初随诸王所，及宋亡，同溺于海。”《西山镇志》记载更详细：“以国戚随军出征，随诸王护驾南移，祥兴二年(1279年)2月，宋军大败，孝义有大节，随宋朝末代皇帝赵昺在广东崖山投海，壮烈殉国。”也有的资料说秦孝义，字文仲，出生于1250年左右，崖山殉国后，有秦氏族人流落到了福建广东等地。从这些信息我们可以勾勒出秦孝义大致的人生轨迹。身为大宋外戚，秦孝义在蒙古军队攻破杭州之后，毅然选择跟随残存的小朝廷，一路难逃。赵孟頫的《赵廷彩先生传》，也记载了秦孝义的兄长秦孝光，侄子秦凤等人的选择。他们在宋亡后，选择以宋之遗民自居，坚决拒绝元朝的征召，而秦孝义更是选择与宋朝同生共死。太湖文化中，隐逸的风流蕴藉，包含着沉痛的创伤，也有着对情义执拗的坚守。

　　祥兴二年(1279年)2月，是一个残忍的春天，陆秀夫背着年幼的小皇帝，跳入了崖山银州湾冰冷的海水之中。秦孝义绝望地望着天边滚滚的硝烟，喊杀声还在继续，周围不断有宋人，包括士兵，宫女和仆从，纷纷跳海而亡。不远之处，蒙古的战船，在冷冷地注视着这群最后亡国的人。朦胧之中，秦孝义的思绪，仿佛回到了秦家堡，眼前是威严的驸马父亲与慈祥的公主母亲。他好像看到，侄子将秦家堡府名改为了“咏烈堂”，在祖墓附近，丛生出无数的竹子，都有着金黄色的竹竿，在风中发出呜咽之声。他勇敢地迈步向前，脚下一空，有海风呼啸而至，他真的可以回家了……

　　白头名将

　　“漠漠黄沙埋枯骨，终宵无定鬼火光。”

　　“鸟无声兮山寂寂，夜正长兮风淅淅。”

　　蒙古军队已从此直入成都，关隘已失守，地狱般死寂的阳平关，数万军士横陈叠加，无贵无贱，同为死骨，还保持着死亡时的最后姿态。时值酷暑，战场已臭不可闻，无数黑鸦盘旋期上，贪婪地期待着人肉大餐。夜晚的黑暗之中，只有呜咽的山风，似乎在为那些死者哀悼。这恐怖的夜晚，战场上却飘起了两只鬼火般的灯笼。灯笼之下，是两个满身血污的年轻男人，他们在不断翻动着尸体，似是在寻找着什么人。

　　南宋端平三年(1236年)，御前诸军统制曹友闻，率领万余南宋军队，与蒙古阔端部大战于阳平关前。曹友闻本是进士出身的文官，个子不高，但性格刚烈，且精通武艺，年轻时感于国事艰难，主动弃政从戎，投入到抗蒙大业。因其人足智多谋，英勇过人，四川制置司为表彰曹友闻功绩，特地绣了一面“满身胆”的大旗颁授给他，蒙古诸将也称其“矮曹遍身胆”。阳平关大战爆发，阔端大军分路夹击。由于缺乏外援，曹友闻全军覆没。曹友闻死后，南宋朝廷特赠为龙图阁学士，赐庙“褒忠”，谥曰“节”。元朝人刘麟瑞有诗赞道：“雁塔名香本一儒，执殳几度为前驱。元戎却敌世间有，教授提兵天下无。花石峡鏖忠奋勇，水牛岭度死生殊。英风壮节谁堪匹?千载人称大丈夫。”曹友闻以书生从军，征战十余年，直至慷慨赴死，不禁令人动容。

　　曹死后，尸身没于战场，不知所踪。曹有一个朋友，成都人安如山。《谷音·卷上》说：“如山善击剑，左右射，读经史百氏之书，端平甲午，安抚曹友闻辟为掌书记，不起。”由此可见，安如山文武双全，又对时局有着清醒认识。他对宋朝的朝堂不满，不愿为官，但也敬重曹友闻的高风亮节。曹战死后，安如山与曹友闻的儿子曹墀，冒着生命危险，潜伏进三泉平原，在阳平关前逡巡查找。此时已过去数周，尸体皆焦烂不可见，俩人寻找三日，方在一处荒草处，通过随身所带之物，确定了将军遗体。他们就地焚烧尸体，捡拾遗骨，用死马之皮裹挟，又历经千难万险，将其带回甘肃祖墓。安如山也未当官，终老于会稽。

　　南宋朝廷又册封曹墀为承务郎，封曹友闻的夫人韩氏为安阳县君。曹墀目睹南宋朝堂的腐败，不愿出仕，竭力请辞。南宋名臣郑清之，赏识曹友闻，也同情曹墀。他就是西山甪里人，就对曹墀说，我的家乡是著名隐逸之地，有桃源胜景，也可远离纷争，你如愿意，就请在那里归隐吧。曹墀听闻此言，十分动心，经过几番考察，他将全家从甘肃迁徙到生态岛甪里村。多年后，安阳县君病逝，葬于甪里丝萝坞，曹墀死后，也葬于甪里王家坞。曹墀曾留下一首诗《我生篇》，其中有“尤物有西湖，岂可长留恋?具区神仙宅，啸歌即彼岸，安得李西平，再洗山河面!”诗平实执拗，批评南宋当局的意思，也非常明显。李西平是唐代中兴名将，曹墀也期待有此力挽狂澜的人物出现，拯救大好河山，然而，“荒林不辨将军树，古岭空传壮士歌。深夜有人闻铁马，斜阳无事看金戈”。他最终失望了，也只能独善其身，在山水之中，寻找心灵寄托。

　　名气大的迁徙武将家族，还有南宋中兴名将韩世忠的族人。韩世忠本是北宋西军一名下级军官，诨名“韩泼五”，平日喝酒闹事，为世人所轻。靖康之变，韩世忠历经战火，不断成长蜕变，以卓越的抗金功绩，被累迁至镇南、武安、宁国三镇节度使，封爵咸安郡王。晚年的韩世忠，被削去兵权，担任枢密使。他热衷佛老之学，自号清凉居士，爱骑驴纵酒于西湖之上，大醉而不知所归。他在绍兴年间，曾移居苏州。宋高宗赐予他一座寺庙“木渎灵岩禅寺”，一座宅子(沧浪亭园)。他的次子韩彦古也被派任平江知府。韩世忠死后，葬于木渎灵岩山。宋朝末年，为避元军兵灾，韩氏子孙携带家庙碑，隐居生态岛横山蛇口湾。在此之前，北宋宰臣韩琦的后代，也迁徙至横山。两支韩姓人，叙宗为同族，共同祭祀一个家祠。“酒鬼”将军之后与宰相族人成了同宗同族，不禁令人慨叹乱世对人的塑造。

　　生态岛的北方大族迁徙史中，其宗族之内，不仅有文人隐士，也有不少武将。除了曹友闻和韩世忠，明月湾吴氏的迁山始祖吴挻，本是南宋抗金名将吴璘的次子，南宋嘉泰年间，避战火从四川迁徙到了西山。西山务本堂雕花楼的建立者徐吉卿，曾任平江知府，为堂里徐氏开创者，其叔父徐徽言抵抗金军入侵，力战而亡。又如北宋徽宗朝汴京马步军副统制凤福清，曾随童贯抵御金人，失败后被贬为甪头寨巡检，为防卫太湖做出了贡献。可以说，他们将勇武的血性，暗藏于秀丽山水，保持爱国本心。他们的故事，为文质彬彬的太湖生态岛文化，也多了几分血气担当，也使得生态岛的文化构成，更加丰富多元化。

　　隐秀太湖

　　以苏州吴中区的西山岛为主，兼及东山镇等太湖诸岛，建立起的“苏州生态岛”的概念，既与现代生态文明相联系，又与西方自然荒野的生态追求有异。太湖生态岛比上海崇明岛大数倍，地理位置依山带水，历史文明悠久，文化积淀深厚。这也让生态岛建设多了人文气息，与“天人合一”的传统文化相依托。江南迁徙的南渡史上，太湖生态岛的这片胜地，不仅有隐士名臣，僧尼道士，也有名将烈士。他们的故事，不断积累丰富的“太湖桃源”气质，为现代生态文明打下了坚实基础。其地方也养成了“隐秀”的文化特质：

　　首先就是“崇尚隐逸”。魏晋之间，三玄风起，西晋就有张华《招隐诗二首》，陆机《招隐诗》，左思《招隐诗二首》等。潘尼《逸民吟》就唱出：“我愿遁居，隐身岩穴。宠辱弗萦，谁能羁世!”生态岛文教昌盛，隐逸文化多与遗民文化结合，形成了自身特点。那些北方迁徙来的世家大族，但自唐宋至晚清，考中进士与举人的并不多，据《西山镇志》记载，西山只有13名进士与19名举人。这与苏州辉煌的科举史相比，并不显眼。究其原因，生态岛南迁之民，热爱读书却不喜出仕。“其地阻而沃，其民俭啬力本业，老子长孙其中甚少以仕进。”(《郑准郑氏家谱序》)南移世家忧心世道纷乱，厌恶仕途，他们在“险而沃”太湖桃源世界，生出逍遥山水，修道归隐的思想。比如，熙巷徐氏迁山始祖，宋徽宗年间主战大臣，翰林院侍讲学士徐素行，目睹靖康之耻，南渡后痛感宋高宗的苟且偷安，遂辞官迁徙至西山，留下家训“子孙勿要出仕”。太湖生态岛这类不让子孙当官的“祖训”真不少，如甪里曹氏，西山马氏等。秦观八世孙，宋理宗朝进士，驸马秦仪，目睹家国飘零，也以“只许读书，不许出仕”告诫子孙。还有一部分士人，厌恶出仕，渴望求养生。汉初以来，太湖生态岛归隐修道之人络绎不绝，如汉代墨佐君与毛公。东晋著名道士葛洪之第四子葛景七，弃官归隐，追随父亲炼丹修道。葛洪离开后，葛景七隐居太湖西山，成为西山葛氏宗族的迁山始祖。这种“隐逸之风”也直接启发了他们对自然的热爱。

　　第二个特点，即是“敬爱自然”。隐居的南迁世家，大多“爱山水之胜”。山水能陶冶情操，养生怡性。秀美和谐的大自然，医治战乱中疲惫的心灵，进而能求长生，悟真道，因而格外为他们所重视。例如，后埠蒋氏迁山始祖，南宋理宗时期蒋晔，游览生态岛自然美景，特别喜爱，遂定居此处：“渡太湖览洞庭胜迹，抵梅梁里，曰此可矣。”热爱且敬畏大自然，也就成了刻在骨子里的文化基因。他们植树造林，保护山石与太湖水产。北宋徽宗朝的花石纲，成了亡国之祸患，对生态岛的石公山、谢姑山、三山岛等地自然环境破坏尤甚。诗人周南愤怒地斥责说：“巨艦运有纲，民力疲已穷，噫欤盘固候，无地悲秋风。”明月禅寺的“禁采石碑”(1742年)“明月湾禁伐木碑”(1796年)，都提出保护树木山石，“高山大岭，一山生命攸关”，“嘉木葱郁，其间气将因此益聚，风亦因此益藏，于庇护人烟之计亦不无裨补”。为了保护大自然，生态岛居民不仅有多年传袭的乡规民约，而且无时不忘保护山川草木，古树古物。抗战时期，明月湾的村民，宁可忍饥挨饿，也要凑钱从土匪伪军手中，保下千年古樟树。这种朴素的生态保护思想，留藏在生态岛的民众意识和日常行为之中，也蕴育在太湖生态岛的文化之中，并成为今天生态发展观的历史底蕴。

　　除此之外，热爱自然，不务科名，推崇隐逸之风，生态岛也养成“务实灵活”风气。太湖生态岛“其地阻而沃”“民俭啬力本业”，南渡诸大族，并不以科举为本，则经商创造物质财富，谋求富足生活，就成了很多岛民的诉求，商品经济环境之下，这种“务实灵活”的民风，也更有利于民众摆脱封建礼法束缚，成为优秀商人。秦家堡秦氏之后秦伯龄，在元朝遵守祖训“读书不能出仕”，遂弃文从商，成为淮北富商。明朝初年，得到朱元璋赏识，被任命为山东监察道御史，初期移民以种田、栽果、育桑为务。元末明初，岛民“出山”经商，至明嘉靖年间，就成为著名商帮，被誉为“钻天洞庭”。太湖生态岛物产丰富，洞庭红橘，在唐代就成为皇家贡物。蚕桑业与茶业也都发达。由于文化底蕴丰厚，虽很多家族有“不可当官”祖训，但逐渐形成“隐显互动”“贾儒相间”，如陆巷王鏊，贵为内阁首辅，其子王延喆却在吴中经商。东山金塔村状元施槃，少年在淮阴当商贾，考中状元后，其子施凤也成为商人。商人和官员，都受到重视，且“归隐”与“出世”，也都被包容默许。这在重礼法的古代中国社会，是不多见的。洞庭商帮礼貌待客、诚信为本、随机应变。他们贩运棉布、丝绸、粮食、木材、药材以至书籍。明代陆巷王璋，永乐年间经商亳州，身无择行，口无二价，人称“板王”，即遵守信誉的商人。到了民国年间，洞庭商帮更是在大上海占据一席之地，西山的罗饴、蔡际云、费延珍等，都是有名望的企业家和商人。

　　山川风气，是地域文化积累而成的底蕴，“隐秀太湖”的故事，也不应被我们所遗忘，而必将成为新的生态岛建设的历史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