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道里响起歌声，是我的邻居回来了。唱歌的是妻子，声音清亮，带着春草的气息。她就叫春草，姓冉，冉春草。刚唱两句，丈夫朱大鹏制止了她，朱大鹏说这么晚，你别把江老师闹醒了。他说的江老师就是我。春草立即把歌声停住，说当真的呢，平时我们不知道把江老师闹醒过多少回了。朱大鹏哧哧地笑，说还不都是你。朱大鹏有些气喘，怀里一定抱着熟睡的女儿。

　　七年前，这个名叫锦青苑的小区交付使用不久，我就跟朱大鹏夫妇做了邻居。那时候他们都只有二十四五岁，贴在门上的大红“喜”字，证明两人刚刚结婚。城里人进门就关门，邻居的意义，不像乡下那样带着彼此呼应的气息，过了很长时间，我也不知道他们姓甚名谁，单知道这对夫妇很勤俭。我们住顶楼，上面还有个隔热层，住进来一些日子，夫妇俩征得物管同意后，弄来砖土，在自家楼顶上砌了几绺长条形的菜畦，种了好几样蔬菜。

　　有一天，我掭上墨正准备习字，突然听到敲门声。我笔也没放就去将门打开，结果邻居夫妇站在外面。女人的怀里，搂着一大摞丝瓜，很不好意思地笑着说，这是我们种的，你尝尝吧。我说这怎么好呢，你们费了那么多辛苦……男人说，没施化肥，是真正的绿色食品。他的脸上也带着不好意思的微笑，好像送来的礼品太过微薄。我只好收下。他们说，要是喜欢，你随便到楼上摘就是，种了那么多，两张嘴根本就吃不过来。

　　那一次，我们彼此报了姓名，但夫妇俩对我从不直呼其名，而是喊老师，虽然我跟他们年龄相仿;这大概是因为我那天拿着毛笔，看来是个文化人的缘故。

　　他们干什么工作，我一无所知，直到小区附近新建了一个夜市，我去闲逛的时候，见他俩占据着一个摊点儿卖烧烤，才明白了两人的营生。卖烧烤挣钱不多，却累人，单是把各色菜品洗出来，切成片，再穿到竹签上，就要费去大半天工夫，把手泡肿，还要承受烟熏火燎的苦处。但他们过得红红火火，即便在摊子上操劳，春草也哼歌。朱大鹏在妻子的歌声里安详地忙碌。

　　后来，春草有了身孕，快生产时也挺着大肚子到摊子上去。那时候她做不了多少事，但她愿意跟丈夫一起，两人有说有笑，谁也不寂寞。女儿出生后，摊子旁边多了架小床，女儿睡在小床上，收摊时再抱她回家。女儿会笑了，会说话了，会喊爸爸妈妈也会喊江叔叔了，会唱“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了;她的歌声也跟她妈妈的一样，带着春草的气息。

　　有这一家三口做邻居，我的生活里也充满阳光。

　　——可是有一天，这家人突然从小区里消失了。

　　我是从楼顶的菜畦看出主人不在的。天气晴好的日子，我会上楼去晒晒太阳，顺便踢踢腿，伸伸腰。自从夫妇俩在楼上种了菜，有了绿色，引来了飞鸟，上面就不再单调，空气也更加新鲜。以往，他们会定时为菜畦浇水，可这天，我看见萝卜缨子和小白菜叶全被抽了骨头，奄奄一息地搭在泥土上。我想他们是实在太忙，把这事忘记了。忙证明生意好，为此我暗暗祝福他们，并回家提了几桶水，把菜地浇了一遍。可又过了一阵，当我再次上楼的时候，见泥土裂开，菜都死了。

　　我这才发现，已经许久没听到春草和那小女孩的歌声，也没听到他们深夜回家的脚步声了。

　　邻居的那扇门，成了一只失明的眼睛。

　　那些天，我感到很落寞。时过俩月，这种落寞情绪也没能消除，以至于我再想锻炼身体，都宁愿下楼而不愿去楼上。我怕再看到那些没有生命的菜畦。

　　有天我外出散步，出小区门口的时候，见一辆别克车刚刚离去。两个保安正在议论车的主人。一个说：那不是4幢的朱大鹏两口子吗，不是在夜市上卖烧烤吗，啥时候发了财，开这么好的车?另一个说：你还不知道啊?人家不仅开这么好的车，还在金沙区买了房子，那可是成都最贵的房产。然后把声音压低：都说他们中了彩票头奖!一个说：哦，难怪!这边的房子没卖?另一个说：人家又不差那点儿钱，卖它干吗?不仅不卖，也不租，他们今天过来，就是交下半年的物管费的。

　　如果保安的话属实，我将永远失去那家邻居了，尽管他们的老房子还留着。

　　然而，仅仅过了半年，邻居却回来了。回来的不是一家，是一个，朱大鹏。朱大鹏是开着那辆别克车回来的，他请家政公司打扫了房间，就一个人住了下来。他似乎没再出去干什么事，经常有人到他家喝酒，有时他也去外面喝，好几次，夜深人静的时候，我都听见他跟一个女人说着醉话回来，门关得地动山摇的。那个跟他回来的女人，自然不是春草，且听声音，每次的女人都不一样。

　　我是隆冬时节才见到春草的，那天我带一个北京来的朋友去金沙博物馆参观(金沙区的房产之所以贵，就因为那里有个很大的公园和陈列着战国文物的博物馆)，在街上竟碰到了春草，她穿着长靴和裘皮大衣，很富贵，很时髦，也比以前显得漂亮;只是嘴唇闭得很紧，是许久没唱歌了吗?

　　她分明看见了我，但没有打招呼的意思。她大概已经不认识我了。

　　我没见到她那个蹦蹦跳跳的女儿，不知道她怎么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