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香草抽烟，抽得还挺凶挺寂寞的，像一种野蛮生长的植物。挺好的，我干活儿，她抽烟，中间像放一部默片，后来被窗玻璃上挤来看热闹的娃娃们打破了。

　　宋香草丢掉手里的半截烟，把最后一口烟吐在玻璃上，说，走，姐带你去见个人。

　　宋香草车开得鲁莽，连野狗见了都怕。雪一停，天就放晴了，土路重新变得泥泞，新一轮严寒正在来临。我从副驾驶的后视镜里，瞟见一轮落日，像一只血红的蛋似的挂在一堆晚霞上，我看得不由得钉住了。宋香草见此情景，把车速减下来，靠到路边，没熄火，打开车载碟片，杨坤的一首《无所谓》。我不太喜欢这个唱歌时脚碾来碾去、跟踩烟头似的男人。她和我要烟，我递给她。我们把脑袋靠在椅背上，透过后视镜，松松吐着烟，看落日。

　　你是怎么想的?我听到她问。我没听明白，便问，什么?她说，你为什么要带那么多书来?我只有这些东西，我说。停了片刻，我觉得有必要说得更清楚一些，于是说，这些书只是一个工具，和一把锄头没什么区别，跟拿几块糖给村民吃也没什么差别。再说，有了图书馆，就有了一个类似供销社那样的地方，村民们上这儿来，烤烤火，聊聊天，还能了解一点儿西方艺术。她又问，那万一没人感兴趣呢?我想了想说，那就送人，白送总有人要吧。我说这话时，太阳正在没入暮色，眼前一刹那，灰了几度。那他们肯定会抢，她说着，一脚油门，车窗外飞起两股雪浆。

　　她带我去见的人叫倪先忧，是村里的老画师、老光棍。早些年学过画画，务过农，上公社打过井、挖过河，当过大队会计，做过老师，干过木匠，给县剧团打过灯光……听她的口气，这个倪先忧似乎一生的运气都不好，岁数大了，还要靠给人画神像谋生。宋香草指着远处几排破房子，告诉我那儿是教堂。逢周一、周三、周五，那里都是聚会啦、唱诗啦、祷告啦。但不像你们大城市里的人，村民信耶稣跟信神信鬼一个信法。比方说，谁家的牛不见了，去祷告一下基督，牛就回来了。倪先忧也因此多了许多订单生意。他给人画神像，心不黑，一幅一米见方的画，上面好多个神仙，也不过一两百块钱。

　　我们见到倪先忧时，他正伏在桌上画画，头发奓得赛过一只老猫头鹰。地上铺着几张画好的年画。我拿眼瞄了瞄，每个神仙都祥云朵朵、彩带飘飘的。我给他看了索尔·勒维特的两幅墙面绘画，大概说明来意。话到一半儿，就给他的大长脸拦截了。我和宋香草就在他屋子里，这儿看看，那儿摸摸，再假装欣赏他那些画，和笼子里的八哥问个好。过了两天，我一个人去了，拎着烟酒肉。坐在他家厅堂中的毛主席像下，和他边喝边探口风。

　　我说，你一直强调你对西方的艺术没兴趣，到底是从哪个角度不喜欢?他说，那倒也不是绝对。达芬奇的画，我也喜欢。我画工笔画，爱工整、干净。他说，那梵高的、毕加索的，我见过，画得都抽象，都没个人形，那有啥味道?他说，你那两幅，这个色调挺好看，也清晰，也利朗。可从造型上说话，能说明个啥问题呢?我说，那是因为你不了解西方艺术，我讲了你就了解了。他说，那也不成，我的神像订单在排队等着画呢。我说，和我合作的美术馆会付给我们画画的钱，我也会付给你钱的。他目光朝前，朝想象中的画面盘算了盘算，又说，我年纪大了，爬梯子这种事，我干不来。我说，你年纪大了，我爬到高处画，你只要画低处的就行了。后来，我又听他讲起年轻时偷煤矿制图纸画画之类的事，说着说着，他舌头大了，眼皮耷拉下来，头一啄一啄地，歪在椅背上。过了一会儿，我看他睡着了，我轻声说，咱爷俩儿明天接着喝。

　　我悄悄地走了。

　　一个星期后，我和倪先忧，一前一后，拎着颜料桶，扛着梯子，举着刷子和画笔，穿着一模一样的工作装，像牧师布道那样出发了。我们走到村口，在两座布满尘土的房屋前停下。倪先忧问，从哪里开始?我望了一下墙面，对照了一下手里的两幅小稿，大致一说，我们就开始干活儿。快到中午，陆续有村民溜达过来。其中一个问，你们画的是啥?倪先忧说，我们在画钻石呢。那人问，画钻石干嘛?倪先忧说，这是外国艺术，你要问他。他刷子朝我这边一指，那人就龇着牙冲我笑，笑完就走了。倪先忧干活儿很敬业，也很专业。连着两晚上，我们边喝酒边讨论艺术，看得出他高兴，每次都哼着“魏景元我迈步下花山”回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