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见阿德瑞的头一天晚上，我梦见一个餐厅，在一座山坡上。进入餐厅，要游过一条河，爬过一个迷宫似的管道。我从管道口吃力地钻出来，落魄得赛过一只老鼠，就差抖一抖身上的毛了。我用袖子抹掉眼前黏糊糊的东西，阿德瑞正坐在一把转椅上瞧着我。我打量了一圈儿说，嘿!还不错嘛，就是晕了点儿。

　　实际上，那天是阿德瑞请我吃饭。我打算跟他谈个项目，看能不能把荷兰当代美术馆的几件作品运回中国，放到我的家乡K庄展示。我有个预感，这些西方艺术品，一旦进入中国农村，一定会引起一片轰动。我那时因为参与上海世博会平台上的一个合作项目，结识了阿德瑞。他是个胡须茂密、眼光锐利的老人，在艺术作品的传播方面很有一套。我对阿德瑞说，我想以艺术的方式回到故乡。因为在我眼里，故乡都快变成他乡了。阿德瑞被我的热情打动了。但他说，Mr.赵，你为什么不考虑用复制品呢?这样不但风险小，还可以免去不少麻烦。你知道吗，光运输、包装、保险，就会掏空你的口袋。

　　那时，我在上海过得很穷。我母亲有一次专门打电话来，说她找人给我算了一卦。算命的说，你儿子辞掉美院工作，是他命中的一个错误。她后来又打来说，我都没脸出门见人了。我吓了一跳，问，怎么回事?她说，你太自私了，一心只顾着自己的梦想，从来不替我们着想。这话让我难受了好几天。后来我才听说，开旋板厂的牛红旗发了，给他爸妈换了新房，连抽水马桶都带热风烘干功能。这事刺激到了我母亲。我父亲倒是不抱怨，因为他整天忙着锯木头，编鸟笼。

　　一个雪夜，我回到了K庄。

　　从出租车上下来，我听到庄西头的狗在叫。一辆满载着木料的拖拉机从我身边开过，突突突，喷着白烟。扶手上的男人，脸上的肉抖得很凶，我没看清。就算看清，也未必认识。站在白茫茫的村口，我发觉自己像个异乡人，就像蜗居在上海都好多年了，我还是个外省青年。

　　K庄是一座很小的自然村，人口不到一千。十多年前我离开时，就很穷。现在还那样。没有工厂，找不到出路，很多家庭只能以中式木工作坊为主业。年轻人都去了北上广。

　　我甚至怀疑，有一天，K庄会不会从地图上消失呢?

　　我这次回来，想用一年的时间，和村民一起完成荷兰馆藏作品的复制。十件作品都是我亲自挑选的。记得当时阿德瑞问我，你为什么选中它们?我说，相比其他作品，它们更容易转换成当地艺术。我打了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就像你口袋里的欧元，不需要兑换成人民币，掏出来就能花了。

　　早晨在镜子前刮胡子，我发现鼻毛长了出来，忘记带鼻毛剪了。母亲站在身后，从镜子里忧愁地望着我。我注意到她脸肿了。我听到她说，我几晚上没睡着。我问怎么了，她说你过完年就三十五了，你到底打算啥时候要小孩?我说你儿子现在正在做一些很积极的东西，要等这些都弄好。她盯着我，半天不说话，过后抹着眼睛出去了。

　　我听到院子里锯木头的声音。锯子的声音平实、有力，不紧不慢。等我走出去时，父亲已经不锯了，站在碎木屑堆里，正试着把两块木板对拼起来。板栗木板，金黄金黄的，像上等的绸缎。父亲真是个好木匠。他对着太阳干活，身体浸在光里，好像拉锯这个动作自身会发光，木板和锯子自带了能量。我递给父亲一支苏烟。他把锯子靠在木板上，接过烟，嗅了嗅，别在左耳上。他又把两块木板拼成一个角，选了一根楔子，举起锤子，对准榫槽，砰，砰，砰，像在打一口老井。村里的文六伯快不行了，父亲在赶制棺材。他要做一副称心的寿材，好送他的老伙计上路。

　　我朝门外走去，身后传来刨子的声音。

　　唰!唰!唰!

　　我去村文史办，去找一个叫宋香草的女人。宋香草是我二姐闺蜜，有一间老磨坊，废着。复制项目启动前，我想先建个图书馆。这个位置看上去不错，连着村里的主干道，村民们随时可以进来，翻翻我带来的那些艺术画报和书，孩子们也有读书、看电影的地方了。我以前给少管所做过一个“白色图书”公益项目，选了几十个孩子一道做。仝所(少管所所长)说，几个月下来，小家伙们都不好意思打群架了。

　　我在文史办的走廊里转，一个高个子女人走过来。胸部丰满，眼睛有点像《复活》里的玛丝洛娃，稍稍有点斜睨，发髻蓬松着，裹一件道袍似的粗棉大衣，色艳，不俗。胸口印着一株商陆，我在它玫红色的杆子凸起的部位逗留了两三秒，就把目光闪开了。她把钥匙交给我，没说两句，走了。第二天，我拾掇磨房，她来了。第三天，又来了。这次开着一辆皮卡，摇下车窗，大声叫我。我灰头土脸，跑出来一看，哈!一车皮的桌椅板凳，歪歪扭扭，腿都在，七八成新。空当处还塞着咖啡壶、打印机、取暖器，以及花呀草呀之类的玩意。宋香草说，要整就整个上海样儿的，光秃秃的几排书，鬼见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