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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朝诗人刘禹锡的诗歌精彩动人，让人过目不忘，字里行间透出万丈豪情，所以被白居易呼为“诗豪”。

　　即便是写景，他也能发出“洞庭秋月生湖心，层波万顷如熔金”的感慨;

　　写到牡丹，他能以“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为后世传颂;

　　别人往往悲秋，他却能“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一篇洋洋洒洒的《陋室铭》，更是无数学子必背的名作。

　　然而，刘禹锡的志向却不是做一个诗人，他是要以恢复大唐荣耀为己任的。在年少成名、20多岁就步入仕途后，他就积极参与朝政。

　　刘禹锡与柳宗元是同年进士，又是同年登科，在政治上的主张也很一致，成了毕生的挚友，他们一同以王叔文马首是瞻，为唐顺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永贞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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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可惜，这场颇有声色的变革，却因为唐顺宗的退位戛然而止，改革派“二王八司马”遭到了严重的打击，都被贬谪到边远地区担任官职，刘禹锡和柳宗元自然不能幸免。两位极具才华的文人，从此离开了权力中枢，过着漂泊无定的贬谪生活。

　　朝政风云变幻，你方唱罢我登场。十年之后，当时的宰相武元衡等人，认为刘禹锡、柳宗元等永贞革新的余党才华出众，完全可以为其所用，便向唐宪宗建议将他们调入朝廷。

　　这样一来，度过了十年外放生涯的刘禹锡又迎来了转机。

　　虽然离京十年，刘禹锡也不过是三十多岁，还是年富力强、朝气蓬勃的。没有想到，他写下了这首《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坏了大事：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这首诗如果不是在特定的背景之下，根本并不为人注意。但朝廷的官员们，个个都是饱学之士，很快听出了言外之意。刘禹锡表面上是写到玄都观看花的经过，实际上却是对新兴的官僚、贵族极大的讽刺。他傲慢地表示，你们这些人，当年算得了什么!我们意气风发的时候，你们还在哪里?现在能够出人头地，不过就是因为我们离去这十年，腾出了位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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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诗很快就传遍京城，宰相武元衡深知，这不是一个能够拉拢的人。于是，他在宴请刘禹锡之后，笑意盈盈地告之，新一轮的贬谪又要开始了。

　　柳宗元是刘禹锡的死党，立即受到牵连，两人同时进京，又同时被赶出了京城。

　　这次的挫折，比当年更为漫长。即便宰相武元衡在当年就遇刺而死，也没有改变刘禹锡和柳宗元的命运。

　　直到14 年后，宰相裴度又向唐文宗建议，让刘禹锡和柳宗元回京。

　　其实，裴度一直很欣赏刘禹锡，但因为裴度曾经是武元衡的死党，也不可能重用刘禹锡，顶多只是让他免受颠簸之苦罢了。

　　然而，回到京师后的刘禹锡，豪气依然不改。即便他重返曾经惹下大祸的玄都观，依然倔强地写下了《再游玄都观》：

　　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

　　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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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玄都观确实已经大不一样了。当年繁花似锦、游人如织的盛况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片荒芜冷清的景象，桃花盛开的地方，如今只有菟葵、燕麦在疯狂地生长。于是，刘禹锡将其写入诗中，并且洋洋得意地表示，当年的桃花何在?种桃的道士何在?我老刘可是又完好无损地回来了!

　　刘禹锡所说的“种桃道士”，自然就是指当年打击他的宰相武元衡。

　　武元衡也不是坏人，而且还留下了以裴度为首的门生故吏。

　　刘禹锡这样嚣张的态度，自然又引得了他们的不满。

　　现在刘禹锡已经五十有余，又是名满天下的文豪，权贵不便马上打击。但在不久之后，刘禹锡又陆续被贬至苏州、汝州、同州刺史。

　　尽管才华横溢，刘禹锡却管不了自己的一张嘴。这两首诗虽然精彩，虽然道尽了快意恩仇，但对刘禹锡的仕途，却是毁灭性打击。

　　自此之后，刘禹锡再没有机会真正参与朝政，指点江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