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号清晨，我和妻子赶到八宝山二楼西厅告别室时，铁生已经安放在灵柩里了。周围只有二三十人吧，没有告别仪式，也没有人号令鞠躬。铁生的妻子陈希米说：大家不要哭，铁生不愿看大家哭……请大家撒一些花瓣给他。我们就撒一些花瓣在他身上。陈希米说，我们跟铁生告别吧。我们就各自深深地鞠了躬。陈希米说，留下几个有力气的朋友，别的朋友就走吧。我们没有走，看着灵柩被抬上担架车，缓缓地推向焚化炉……

　　后来，我们又随着铁生的遗像，把告别室里的一些鲜花和铁生的一些衣物送到户外的焚化炉去。焚烧衣物时，陈希米突然对我说：“王安忆织的那件毛衣没烧，还在家里放着呢!”

　　我心头一酸。

　　我不知道是铁生跟她交代过的，还是她自己想到的。

　　这个日子，本来是定在1月3号的，不知为何又提前了一天。想了想，觉得希米的确是最理解铁生的人。铁生说过，人之于世，应该像徐志摩《再别康桥》那样，“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提前一天，或许是为了让铁生走得更为“悄悄”吧?铁生永远是这样低调，平实。他死了，这死唤醒了我们所有朋友和读者心中蛰伏已久的尊崇与爱戴，用我女儿从海外发来的邮件里的话说——“网上早已悲恸一片”，然而铁生还是坚持着自己的低调和平实，由希米替他坚持着。他谢绝了灵堂，谢绝了花圈和挽联，谢绝了悲悼。他希望朋友们为他高兴，高兴他的一生终于战胜了灾难与残缺，高兴他终于有一点感悟与思考留存人世，高兴他还留下了一份肝脏，救治了天津的一个患者，留下了脊椎和大脑，供医学研究……

　　得知铁生病危的消息时，我正在广西北海，几个小时以后，知道他已经离去。本来我一家、何志云一家已经约好，元旦回京，是要和铁生夫妇做几乎每年例行的聚会的，为此我已经订下31日回京的机票，岂料下了飞机，赶到铁生家，只有何志云夫妇陪一脸疲惫的希米坐在屋里，另一个客人我不认识，却看着脸熟，有一种莫名的亲切。希米说，这就是《我与地坛》里那个“长跑家”呀。哦，就是那位“西绪弗斯”式的“长跑家”吗?记得铁生写过他们在地坛感慨人生际遇的凄凉与悲壮——

　　还有一个人，是我的朋友，他是个最有天赋的长跑家，但他被埋没了。他因为在“文革”中出言不慎而坐了几年牢，出来后好不容易找了个拉板车的工作，样样待遇都不能与别人平等，苦闷极了便练习长跑。那时他总来这园子里跑，我用手表为他计时。他每跑一圈向我招下手，我就记下一个时间。每次他要环绕这园子跑20圈，大约两万米。他盼望以他的长跑成绩来获得政治上真正的解放，他以为记者的镜头和文字可以帮他做到这一点。第一年他在春节环城赛上跑了第十五名，他看见前十名的照片都挂在了长安街的新闻橱窗里，于是有了信心。第二年他跑了第四名，可是新闻橱窗里只挂了前三名的照片，他没灰心。第三年他跑了第七名，橱窗里挂前六名的照片，他有点怨自己。第四年他跑了第三名，橱窗里却只挂了第一名的照片。第五年他跑了第一名——他几乎绝望了，橱窗里只有一幅环城赛群众场面的照片。那些年我们俩常一起在这园子里呆到天黑，开怀痛骂，骂完沉默着回家，分手时再互相叮嘱：先别去死，再试着活一活看。现在他已经不跑了，年岁太大了，跑不了那么快了。最后一次参加环城赛，他以38岁之龄又得了第一名并破了纪录，有一位专业队的教练对他说：“我要是十年前发现你就好了。”他苦笑一下什么也没说，只在傍晚又来这园中找到我，把这事平静地向我叙说一遍。不见他已有好几年了，现在他和妻子、儿子住在很远的地方。

　　或许因为“长跑家”在场，或许因为置身于铁生起居的地方，我总觉得铁生仍然坐在轮椅上，躲在空气中的一隅，默默地看着我们，就像他在地坛的树林里，察看着每一位过往者一样。我知道，倘若我向希米表达我的难过，铁生肯定会在轮椅上笑着看我。想着想着，我甚至为带来了一个花篮而尴尬起来——铁生和我，多次谈到死亡，他是如此的淡定和从容。他说过的，死是一件无须乎着急去做的事，是一件无论怎样耽搁也不会错过了的事，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而我，又何必要带来这个如此常规的花篮和挽带呢?

　　希米很平静地告诉我铁生辞世的经过，最后，她甚至有几分激动地告诉我，铁生去世没多久，她就接到了天津来的电话，说铁生捐赠的肝脏，移植成功了。我默然了很久，说：“真没想到，他还有一副肝脏可捐，我以为他已经浑身难找一处完好的地方了……”是的，他21岁截瘫，10年前得了尿毒症，双肾坏死，临终前已经是靠一周四五次透析为生，每次我见到他，都感到他的脸色日渐发黑，疑心病魔已然侵入肝脏，谁想到，这副肝脏，还救助了一位患者。希米说，她也感到惊讶，铁生的肝脏，居然还有用。希米还告诉我，铁生还捐了他的脊椎和大脑，这是他和长期为他治疗的一位医生朋友的约定，他说他死了以后，她尽管可以拿了他的器官去做研究，因为对他的病，医学界还有很多疑问。

　　本来我不想如此详细地介绍铁生的捐赠，因为这不符合铁生的性格，甚至我也不知道是否会违反有关规定。之所以要说出来，是因为陈希米告诉我，铁生的捐赠所获得的礼遇令她感动——既为那些全程监控着捐赠过程的红十字会人员，也为那些抱着肃穆之心执行手术的医护人员。他们移植完了器官，仔细地恢复了铁生的身体和容颜，使这个捐赠者很有尊严地远行，这使她对中国遗体捐赠事业的进步刮目相看。我想，说出这些，铁生、希米应不会怪我，因为会有更多的人步铁生后尘，这也是他们所期待的。

　　其实，类似这样的、说出来有可能使铁生感到不安的事情还有几件，因为铁生的宽容，他没有责怪过我。现在铁生已逝，且这件事也已经广为人知，我想，再说一遍，或许也可以使人们理解铁生的宽厚吧。几年前，我兼任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不久，为了使展览有所创新，决定办一个名为“作家友情展”的展览，我到铁生家闲聊，问他有没有代表作家间友情的物件。他说：“要不你把王安忆为我织的一件毛衣拿去?”我大喜过望，因为还从来不知道安忆居然有这等耐心，竟为铁生亲手编织一件毛衣寄来。以两个人的知名度，这毛衣应可视为“文人相亲”的典范。没想到铁生说出就后悔了，他说，哎呀，说不定人家王安忆不愿说出这件事呢?我当然理解铁生的担心，因为和我是朋友，才口无遮拦，同样低调的王安忆，大概也确实不会同意拿这次朋友间的馈赠说事儿。话已至此，我们就没有继续毛衣的话题。铁生对于我，历来是有求必应的，我想这次他肯定是要挖空心思找另一件事来弥补“毛衣”之憾。少顷，他说，算啦，那毛衣也不好找，要不你把刘易斯送我那双跑鞋拿去吧。

　　铁生是关心并热爱体育的，这有他的文字为证。他写过的一段话，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迟早会走进历史。他说，在奥运口号“更快、更高、更强”之后，应该再加上“更美”。如果光是强调“更快、更高、更强”，就难免会追求出兴奋剂或暴力甚至其他更不好的东西来。这“更美”，并不仅仅就是指姿态的优美，更是指精神的美丽。这就是说，在比赛中，赢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人有了一个向自身极限挑战的机会。他还在散文《我的梦想》里，表达过对美国体育明星卡尔·刘易斯的崇敬：也许是因为人缺了什么就更喜欢什么吧，我的两条腿一动不能动，却是体育迷……我最喜欢并且羡慕的人就是刘易斯。他身高一米八八，肩宽腿长，像一头黑色的猎豹，随便一跑就是十秒以内，随便一跳就在八米开外，而且在最重要的比赛中他的动作也是那么舒展、轻捷、富于韵律……

　　应该是这篇文章，使得铁生在2001年3月间居然有了一次和飞人卡尔·刘易斯的会面。铁生告诉我，因为运动员李彤把自己的文章念给了刘易斯听，这才有了那次与刘易斯的相见。那天上午，他把自己的一些作品送给了刘易斯，刘易斯则回赠以签名的跑鞋。刘易斯拍拍铁生送给他的书，说：“我相信这些书一定很棒，可惜我不懂中文，不能看懂它们，这真是个遗憾。”铁生也指指手里的签名跑鞋，说，得到您签名的跑鞋，应该也是特棒的事，可惜我没有健全的双腿，所以也深感遗憾!说完两人笑着拥在一起，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合影。

　　跑鞋的故事并不比毛衣的故事逊色，因而成为了“作家友情展”中体现中国作家和海外交流的佳话。然而，“毛衣”的故事仍然使我难以忘怀，以至到了2005年6月，当史铁生以《病隙碎笔》再次获得鲁迅文学奖并坐着轮椅到深圳领奖的时候，我再也忍不住对这故事的偏爱，讲给了撰写颁奖晚会台本的巴丹。那台颁奖晚会获得极大的成功，主要是从中央电视台请来的主持人张泽群和黄薇的超长发挥。现场说出的许多感人的故事中，“王安忆赠毛衣”也是一个。然而，当张泽群讲出“毛衣的故事”并向台下轮椅上的铁生发问时，我忽然想起，因为筹备晚会而忙得晕头转向，竟然忘了跟铁生也忘了跟王安忆打个招呼。王安忆没有与会，倒可以说得过去，铁生是早早就到深圳了呀!远远看着轮椅上的铁生面对这意外的提问，有几分吞吞吐吐，我想象得出自己给这老弟带来了多大的麻烦，好在他很快就摆脱了慌乱，说：“这事……人家王安忆未必愿意说，既然被您刨出来了，那我就说吧……”他说得平实、得体，最后他还说，自己得到的关爱不只来自于王安忆，也来自许许多多同行以及更广大的读者们……坦率地说，尽管和铁生有着深厚的友谊，我还是颇为自己的疏漏感到惶恐。事后我在宾馆的走廊上遇见了他，抱歉地说，不好意思，闹得你有点被动，但你回应得很精彩。我还请他放心，说，王安忆那儿，我去解释吧!铁生宽厚地笑笑，说：“没事儿!……还用解释吗?说了就说啦!……”

　　我和铁生，应该说有三十几年的友情了。最早看到他的作品，并不是公开的出版物。和他一起在陕北插队的吴北玲，是和我一个班的北大同学。吴北玲拿来一个硬壳笔记本，就是上世纪70年代老师们常常用来写教案的那种，铁生的作品，被他用粗粗的钢笔，抄在那个笔记本里。我从那里读到了《午餐半小时》《兄弟》和《没有太阳的角落》。我们文学专业的同学们都有谁看过这个笔记本，我已经记不清了。反正记得读完这几个短篇，班上一片赞叹之声，为作者情感的醇厚和文笔的老辣而击节称快。我记得曾经把《没有太阳的角落》刊载在我们主办的《未名湖》上，我也记得在那个新旧文艺思想的纠结期，这篇作品和当时许许多多好作品一样，受到了一些质疑，似乎是什么“把生活写得过于灰暗”、“缺少亮色”之类。这些质疑或许曾经使文学界凄凄惶惶，不过，对于我们，对于铁生，都算不得什么了。80年代的中国，文学已经无须看着别人的脸色行事，更何况那些批评者并没有读懂史铁生，没有看到他在“没有太阳的角落”所闪烁的浅烛幽光。此后，《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插队的故事》直到《我与地坛》，铁生在文坛声名鹊起，再以后，《我的丁一之旅》《病隙碎笔》《活着的事》《写作的事》……铁生的写作更朝着生命的诘问、灵魂的追寻上飞升。

　　关于铁生作品的价值与意义，别人已经讲得很多。我再讲，似乎也是另一篇文章的任务。铁生一生，获奖甚多，全国性重要的奖项不仅都拿过，而且还曾连连获得。然而一个看似奇怪却并不奇怪的事实是，我在作家协会分管全国性的文学评奖工作15年间，铁生从来没有询问过、打听过和评奖有关的事情。在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评奖时，《我的丁一之旅》得以入围，耳畔也曾传来各种声音，但没有铁生的。评奖揭晓了，《我的丁一之旅》没有获奖，我仍然毫无顾忌地进出于铁生的家门，我没有、他也不需要我做什么解释或安慰。我记得，在《我与地坛》里还读到过铁生写作初获成功时的激动和喜悦，然而到了后来，铁生已经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宠辱皆忘了。我们也曾经很难得地提起世界上一个很重要的文学奖项，他说：“把作品的价值交由几个老头子来评价吗?抱着这样的期待，怎么还可能听取自己心灵的真实呼唤?怎么还可能追求到真正的文学?”我笑着说，同行中能有多少人对评奖有这样的认知?有一百个，中国文学的面貌将焕然一新。记得当时铁生笑笑，说，都这模样儿了，我把握着自己就成啦!

　　文学之于铁生，似乎算不上“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他说过，“左右苍茫时，总也得有条路走，这路又不能再用腿去趟，便用笔去找。而这样的找，后来发现利于这个史铁生，利于世间一颗最为躁动的心走向宁静”。然而，他用笔蹚出的这条心灵之路，难道仅仅有着个人救赎的意义吗?

　　或许他就是这样秉持着自己的信念去思考，去写作，去完成自己的一生的，而他的涅槃之路，却烛照了我们，使我们自惭形秽。

　　至少我，愿意学他，哪怕只学到皮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