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过大年，还是乡下有味道。那种热闹、红火与喜庆，是城里人难以体会的。正因平日艰辛，乡下人特别看重春节的仪式感与烟火气。从1969年10月下乡插队，到1978年3月2日到广州上大学，我在粤东山乡总共过了九个春节。直到今天，一声“过年啦”，马上能召回许多温馨的场景。

　　说起来，我插队的山乡很不富裕，十个工分(壮劳力工作一天)也才两毛七(妻子在吉林插队，说那边是一块八)。可过年前后那半个月，不仅衣食足，而且文化生活丰富。春节临近，锣鼓紧催，不愉快事暂时抛到九霄云外，那可是插队生活里难得的幸福时光。那种红火与欢快的场面，比今天全家围坐看春节联欢晚会好多了。关键在于“不隔”，乡民们大都参与，而不仅仅是看客。

　　作为村里为数不多的“知青”，我每年协助宣委(大队宣传委员，记得是专职，不用下地干活)组织春节联欢，非常享受那种“与民同乐”的氛围。最常做的，就是大榕树下搭台子猜灯谜。前两年在台下猜，努力拿奖品;奖品贵贱无所谓，能在谜台前过五关斩六将，那是很风光的事。后几年则是坐在谜台上，帮助临场编谜，还有就是对答案、发奖品。谜台高筑，红红绿绿的谜语挂满大榕树，猜谜人报一下号码和答案，答对了，击打鼓心，咚咚声响，犹如喜报;答错了，敲敲鼓沿，也没什么不好意思的。

　　因兼及知识传播与文化娱乐，猜谜在粤东地区很流行。十多年前，我在巴黎的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阅读，图书馆里藏有一册潮州人杨小绿(杨睿聪，1905-1961)编的《潮州俗谜》。这册1930年由支那印社刊行的小书，分自然、人事、身体、器物、食物、植物、动物七部分，辑录了广泛流传于潮汕民间的谜语二百多则，后附有“潮州歇后语”。在异国猛然撞见“老乡”，自是感慨万端，日后我在《俗文学研究视野里的“潮州”》(2010年4月11日《南方都市报》)中专门提及。此书1949年香港潮书公司曾刊行增订本，不过我在乡下时根本无缘得见。能作为压箱底宝贝的，是每年县文化馆编发的谜语手册，还有就是若干事先制作的带本地风光的土谜语。

　　村子背靠大山，面朝水塘，左右村口好几棵老榕树，犹如把守要塞的大将军。山乡怀抱一足球场大小的水泥地广场，名为“清埕”;那是全村公共活动场所，白天晒谷晒麻，傍晚打球纳凉，节庆时看戏放电影，可谓一专多能。

　　那年头，民众被充分组织起来，需要安排各种文化体育活动。山乡因场地及器材所限，比较适合开展的，也就是大球和小球。乒乓球适合在室内打，有一年为吸引观众，在广场上举行比赛，于是风向决定了胜负。相对来说，篮球更有参与度与观赏性，春节前后，赛事此起彼伏。参与者都是计工分的，玩耍兼赚钱，何乐而不为?我个子不高，虽有满腔热情，只是在准赢或准输的状态下，才被允许上场过把瘾。印象中，我们村的球队实力不济，从没进入公社前三，也就无缘县里的决赛了。

　　最惬意的，还是协助放电影。公社电影队轮流到各村放映新片，最理想的，莫过于档期刚好在正月。即便是平常日子，电影队进村，总得有人陪伴，帮助挂幕布、架机器、圈地盘以及维持秩序等，当然，还陪同吃饭。那是最美的差事了，我只轮到有限的几次。来了尊贵的客人，允许动用村口池塘的鱼，现捕现烹，味道好极了。那时好看的电影不多，记忆特别深刻的，不外朝鲜电影《卖花姑娘》(长春电影制片厂，1972)、南斯拉夫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北京电影制片厂，1973)，还有国产片《闪闪的红星》(八一电影制片厂，1974)、《海霞》(北京电影制片厂，1975)等。放过电影后的好些天，大家不断谈论及追忆，那才真叫余音绕梁。可惜外国人名地名太绕口，实在记不住，村民于是将那部好看的南斯拉夫电影简称为“三个字保卫四个字”。多年后，我跟远隔千山万水、同样有插队经历的朋友聊天，一说“三个字保卫四个字”，他马上明白是指《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可见，天南海北，民众的智慧是相通的。

　　当然，我最记挂且怀念的乡村文化生活，还是学戏与讲古。一是记的工分比较多(学戏二十天，讲古半个月)，二是这两件雅事与我日后从事的工作，竟有某种隐秘的关系。

　　先说学戏，那可是惊心动魄的故事。1970年初，宣委通知我近期不用下地干活，改为参加春节演出节目的排练。临时搭建的剧组，包含乐队、演员及后勤，大约二三十人。农闲季节，给二十天时间排戏，不但赚工分，且经常吃夜宵，自然很开心。排戏的老师来自县文化馆，在好些村子轮流执教，让我们先熟悉剧本并背台词。记得大戏是《张思德》，还有一个作为搭配的小戏，名字忘记了。借助网络检索，方才知道中国青年艺术剧院1967年10月曾创作并首演六场话剧《张思德》，而后贵州省花灯剧团1968年演出过大型花灯剧《张思德》。同名潮剧估计是移植的，但眼下找不到剧本，不敢说死。

　　拿到剧本，首先分派角色，各派势力争持不下，最后宣委拍板，让我这没有任何背景的外来知青演主角。好些嗓子及扮相都好的“老演员”，因文化水平太低，教他们读剧本很费时间，这大概也是宣委选我演主角的原因。我半天就能记住的台词，很多人背了五六天，才勉强过关。后来我发现，不全然是记忆力问题，反正记工分，慢慢来，没必要逞能，这也是一种农民式的狡黠与智慧。那年我十六岁，看那些俊男靓女打情骂俏，实在长见识。一周后，台词基本背熟了，老师开始教唱。一天下来，我坚决要求换角，因嗓音不行，无论如何唱不上去。宣委让我继续留在剧组，转岗为后勤服务，平时帮助阅读剧本，演出时负责提词。其实，只要踩对锣鼓点，唱得上去，且扮相俊俏，台词对错没关系的。都是业余演员，用的是新剧本，又只演一次，没必要记那么牢。现场有我提示，不怕下不了台。

　　接下来的训练，白天学唱新戏，晚上来几段大家都会的老戏。潮剧是中国十大剧种之一，几年前我为吴国钦、林淳钧著《潮剧史》(花城出版社，2015)写序，提及此书以下论述让我大为振奋：“第一，潮剧迄今已有580年历史，比影响巨大的京剧、越剧、黄梅戏、粤剧要长得多;第二，明本潮州戏文七种的出现，为明代潮州地区的社会生活、民情风俗、语言运用等提供了宝贵资料;第三，‘时年八节’的民俗活动成为潮剧勃兴的推手，也决定了潮剧的美学品格;第四，潮剧不仅是粤东平原最具代表性的艺术品种与文化符号，还流行于福建南部、港澳及东南亚一带，是维系海内外两千万潮籍同胞乡梓情谊的重要文化纽带。”民间广泛流传，老少都能哼几句的，多属于《陈三五娘》《苏六娘》《井边会》《扫窗会》等经典剧目。文革中，这些表现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老戏不让演了，但民间随便唱唱还是可以的。

　　初一晚上的正式演出，效果很不错。反正都是乡里乡亲，粉墨登台也能认得出来。台上唱什么不太要紧，台下观众指指点点，品评优劣乃至互相争吵，反正很热闹，这样就行了。大概太紧张了，主角经常忘词，我在后台提示的任务很重，一个晚上下来，嗓子都喊哑了，感觉比前台表演还累。

　　二十天的“演艺生涯”，多年后仍让我津津乐道。去年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来潮州拍摄专题片“品戏·读城”，坚邀我专程回家乡当临时向导。说起我曾吃过半个多月的“潮剧饭”，导演很兴奋，计划就从我失败的学戏故事说起，还专门回我插队的山乡，拍摄了老祠堂(现在是村里的文化活动中心)里村民清唱潮剧的场面。那场面我太熟悉了，触景生情，哇啦哇啦又说了一大通。可惜后期剪辑时，发现跑题了，“读城”变成了“读乡”，只好忍痛割爱，只保留了若干村民清唱潮剧的镜头。

　　与学戏的铩羽而归相反，我的讲古非常成功。记得是1973年春节，大队宣委希望开拓新的文化品种，分派我大年初一讲古。在空旷的清埕上，与猜谜、球赛争夺观众，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初问我题目，我脱口而出“水浒”。除了这部小说我很熟悉，更因故事情节跌宕起伏，打打杀杀，更适合民众趣味。给我两周温书的时间，非常从容，那时年轻，基本上过目不忘，多看两遍总可以记牢的。只是讲一整天古，大不了六七小时，如何剪裁是个难题。最后竟无师自通，选择了以武松故事为中心，类似扬州评话大家王少堂的“武十回”(我读到江苏文艺出版社1959年版《武松》，已经是多年后的事了)。大年初一，乒乓球台上放一张书桌，一把椅子，一个开水瓶和一个茶杯，还有就是高音喇叭，连醒木和纸扇都免了。

　　此次清埕讲古，效果极好，直到春节过后，走在路上，总有老人小孩指指点点，说这人了不起。我之选择水浒故事，在“《水浒传》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的最高指示传达之前两年，与时政没有任何关系。但被安排说红楼，确与特定政治氛围有关。1973年12月，毛泽东对武将许世友说，要读《红楼梦》，读一遍两遍不够，要读五遍。至于为什么，毛泽东没说，大队书记自然也不晓得，只知道这是最高指示，照办就是了。考虑到我的讲古价廉物美，指定我第二年春节就说《红楼梦》。说是半个月若太紧张，可以再增加温书时间。没想三天过后，我落荒而逃，宁肯下地干活，也不要这雅差事了。因为思前想后，实在没把握能用宝黛爱情故事吸引众多山乡民众。

　　多年后，我撰写博士论文《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竟然福至心灵，分析同属章回小说，《水浒传》之所以迥异《红楼梦》，很大程度在于作家创作心态由拟想中的“说—听”转为现实中的“写—读”。前者容易回到说书场，后者则很难。尽管保留“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的说书人口吻，但《儒林外史》《红楼梦》等其实已经是纯粹的书斋读物了。

　　四十多年过去，插队生活早已烟消云散，唯独山乡春节的热闹与红火，至今仍萦绕脑海。考虑到山乡的文化生活与县文化馆的指导有关，今年我撰写了《文化馆忆旧》(2020年8月2日《南方都市报》)，又在潮州市主办的文化沙龙上，做了《文化馆的使命与情怀》的主旨发言，大意是：五十年代以后的群众艺术馆或文化馆的建制，一直在完善中。九十年代以后，因商业化大潮兴起，舞台演出及电影生产等的市场化取得巨大成功，但也留下不小的遗憾，最大问题是各地民众自发的文化活动，除了有信仰支撑的，基本上都垮了。年轻人从小看电视、逛网络，熟悉远在天边的各种文化形式(对蕴藏在其背后的政治或商业因素习焉不察)，而忽略近在眼前的本地风光。表面看也很热闹，但与当地日常生活脱节，民众没有参与感，只是买票当看客，实在可惜。这促使我重新思考那些兼及“在地、实感与参与”的市县一级文化馆，在满足人民群众日渐增长的文化需求方面，到底该如何发挥更大作用。

　　前年及去年，我在台北、潮州及深圳分别举办了三次书法展，好多观众对其中一幅作品感兴趣，那就是《乐声》：“弦诗雅韵又重温，落雁寒鸦久不闻;犹记巷头集长幼，乐声如水漫山村。”附记是：“近日重听潮州音乐《平沙落雁》《寒鸦戏水》等，忆及当年山村插队，每晚均有村民自娱自乐的演奏，不胜感慨。”不是因为字或诗写得特别好，而是那种乡村生活及文化氛围，让很多人感动。

　　近期我重回当年插队的粤东山乡，被告知生活方式变了，很多原先的文化活动升级换代，唯独村民自娱自乐演奏潮州弦诗依旧，夏秋夜里，照样是“乐声如水漫山村”，这让我很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