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医院有位副政委，本名傅秀英，大约是因“傅”“副”谐音，初来我们院工作或住院的人，自当她是“傅政委”。地方上的同志在县城的街上遇到她，大都直呼“政委”，来医院办事则喊她“女政委”，以区别于我们医院男性政委张茂生同志。

　　上午九时，政治处干事江慧琴接到院值班室送来一条电话记录：傅秀英接302次。一场大雪把进院的山路给封死了，摩托车无法行走，当班邮递员能用电话传电报来，已经是够意思的了。

　　接谁呢?不知道。江干事没工夫再打电话去核查电报原文。傅政委自己一看就会明白的。

　　她的办公室没人。地处大都市的军队医院都超员，我们这样偏僻的医院严重缺编，院政治处主任、副主任缺位好几年了，女政委一向兼政治处主任的工作。张政委体弱多病，不大管事，院长是个学究，不善庶务，因此，连许多事务性工作几乎都堆在傅副政委身上。我们政治处有四个人，一个休产假，一个学习去了，眼下江干事和赵干事给她打下手，组、干、宣、保、文、群，拳打脚踢一齐上。女政委就是我们“摩纳哥”的总理大臣。

　　“摩纳哥”的称谓，不知源于何时?我们这所医院位于三省交界的大山深处，离县城三十一点八公里，可谓前不巴城后不搭镇。本院所在的具体位置，附近老乡们叫做牛屎坳，尽管这名字十分的朴素，但太乏魅力，本院男女军人，家属子弟等都难于启齿。“摩纳哥”的称呼不胫而走，无论懂与不懂其之含意者都乐于接受，以至影响到了外界的人们，也渐渐“摩纳哥、摩纳哥”的叫起来了。摩纳哥公国位于地中海，面积一点四九平方公里，是一个极有魅力的旅游胜地。假如是春天，我们这里到处山花烂漫、莺歌燕舞，称作“摩纳哥”却也当之无愧。那年全国“深挖洞、广积粮”，准备打仗，感谢来此选点建院的那位首长，选这么个偏僻县的偏僻地，组建一个三百床位的战备医院，据说是原子弹“打”不着，当然是很理想的胜地了。

　　江干事走遍了我们这两层楼的大小十七间办公室、会议室，也没见傅政委的踪影。

　　路过服务社门口，江干事抱着找找看的心情踅了进去。“摩纳哥”这个小小的商业中心里，摆有烟酒火柴和糖果，铅笔信封和墨水，还有长期摆在柜台内不会腐烂的几种布料。水果在这里是罕见的，偶尔拉一车来，老人孩子早已排了一条长龙，吵吵嚷嚷，老少欢喜。这样的节日气氛不多，而且不吃水果也过得去。大概是百货店的商品不足“百”，一些生活必需品都没有，经常由女政委组织车辆出山，承办采购。你等到那车子回来的时候去看吧：人们甜甜地叫着司机的名儿，问给捎的东西买来没有。买到了的便千恩万谢高高兴兴拿了回家，那些没买到的呢，便千叮万嘱：“下次可别忘了呀，拜托了。”此外，还常常有些叫人哭笑不得的事，例如，某人拿到自己的酱油，却发现是和别人的煤油瓶子搞混了，于是，叫苦不迭。还有人托买的鸡鸭，途中死了，不介意的同志拿了回去炒辣椒，讲究点的便顺手往水沟里一扔，付了钱给司机，自己回家去生气。受托的司机大都是战士，每月就那么几块钱津贴，当然折不起，可是收了人家的自己也尴尬。有家有口的生活难搞，食堂大灶也难办，一个星期只能去县城拉一回肉，于是，传统菜肴是苦瓜炒辣椒，冬瓜炖黄豆。去年，我们的女政委不知从哪抠来一笔钱，办了个豆腐房，买了部打煤机，冬瓜不必再炖黄豆，医生护士们也不用上山打柴了。

　　“你找傅政委?我先前看见她好像是去礼堂。”服务社的小仇告诉江干事说。她是从农村随军来队的，觉得“摩纳哥”挺好，很安心很快乐。服务社就两位大员，另一位小刘，原是一个大城市的汽车机修工，售货柜台是她怨天尤人的平台：“嫁了个倒霉无能的军医，窝在这山沟里，连气都喘不过来。”因为房后雨水沟的清洁问题，常同邻居吵架，被女政委批评过几次，早就憋了一肚子气。“你找她?”她乜斜着眼，撇嘴对江干事说，“谁知道猫到哪个旮旯里去了。”心里的恶意溢于言表。唉，女人。江干事记起一位哲人说过：女人的恩仇种在心里，喜欢用嘴表达;男人的恩仇埋在骨头里，喜欢用拳头表达。

　　喔，江干事蓦然想起，俱乐部主任说要买一部电视差转机，女政委说：“可千万别再上当。”那台打煤机不到两个月就给她丢了脸。只开过几次，便宣告“罢工”。那厂子服务态度倒不错，立即派人来修。然而，“罢工”是周期性的。每一次，我们得付一笔配件费和开一笔招待费。对电器，女政委更是心虚的。没法子，“摩纳哥”是文化生活遗忘的角落。

　　早些年，每逢“八一”、“春节”，还有个把慰问团来朗诵几首“东风万里红旗飘”，唱几支“军民团结如一人”，最后来两折“样板戏”，倒也欢喜一场，后来，“东风”不吹了，“一人”也不见来。看电影么，指望着军分区电影队每月进来放一场，那或不是一两年前看过的，也是大地方放过大半年之久的片子。上面说要给我们配一部电影放映机，说多少年啦?据说快解决了。不过，“摩纳哥”现在总算有了两部电视机，有几户自家也买了。电视机虽然常常可以给我们带来欢乐，却也时常带来一些烦恼。这里接收的是两百公里以外一座转播台发来的信号，因而，“多瑙河之波”是“摩纳哥”电视的常备节目。唯一开心的时候是春节。前年春节前夕，傅副政委和院务处长吵了一架，把豆腐房的两百块进账抠了出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组织了一次春节游园。于是，有钓鱼、点鼻子、套象、打击侵略者、猜谜语等等。大家终于乐了一回，还多少可以得到一些小玩意，诸如年历卡片之类的奖品作纪念。“摩纳哥”的公民们，特别是那些单身公民说：“要是每月过一次春节，我愿在这里干一辈子。”

　　俱乐部的两个姑娘正在制作“春节游园”的那套把戏玩意。“副政委?她今天没来过呀。”脸蛋子长得挺好的小阎说。

　　江慧琴又想很可能她同赵干事一道进城去了。上个星期，县一中给我们发来“照会”，如果不给学校搞二十副铺板，我们院那十六名中学生就得走读，这无异于宣告要“摩纳哥”的留学生们停学。我们也承认，学校是清水衙门，自有它的难处，他们敲关系单位的竹杠，不能说毫无道理。发生此类涉外事件，自然得女政委出面谈判。

　　院里唯一的一辆北京牌小车没派出去。看来，她和赵干事是搭买菜的车走的。平常，不仅是傅副政委，院里的其他领导同志也都比较自觉，凡有便车可搭，都不专门派车。当江干事找到开小车的司机小李的时候，他拒绝出车。

　　“大雪把路都掩没了，小车根本开不出去。”他不是那种偷懒耍滑的角色，“你去接谁呀，这么心急如焚的。”

　　“你别自作聪明，”江干事知道他那意见，“你以为是我接人呀，是傅副政委的爱人来了!离302次车到站时刻只有两个多小时了。”

　　他于是瞪大了眼睛：“真的?!好，走吧。”是不是傅副政委的爱人来，是江干事毫无把握的推测。她想大概是，否则，傅政委还会有什么亲属呢?据说，傅副政委是私生子，至今不知亲生父亲姓甚名谁。她生母是一个国民党官僚家庭的小姐，肚子里的事露马脚之后，小姐和恋人远走他乡，躲在一个偏僻小镇生下了小秀英。不久，男的作为壮丁送到国民党军队里去了。小姐被带回家里，小秀英被撇在小镇上。傅秀英同志没有别的亲属，除了她丈夫之外，还会有谁在这冰天雪地的寒冬腊月跑到这牛屎坳来看她呢?江干事没见过她丈夫，院里多数人都没见过。据说他只来过这里两次，第一次两天，第二次一个月。那是本院初创之时，他头次来我们医院，刚新婚燕尔就拂袖而去，为什么?谁也说不清。傅副政委说是他部队紧急战备，打电报叫他回去的。好管闲事的人去收发室查过，没有这么个内容的电报。九个月之后她生下了小光。院里给他发了电报。产后第七天，他来了，侍候她坐满了月子，又走了。从此再没来过。

　　我们的小车司机小李义无反顾地出车，虽然说不上是什么壮举，却多少体现了“摩纳哥”公民们的某种心情。

　　白雪掩盖下的道路使小李提心吊胆。江干事做好了随时准备往外跳的准备。再说，积雪那么厚，摔在上面一定蛮舒服，只有点担心到时候找不着眼镜。

　　终于开上了地区公路，沥青路面上的积雪要少得多。江干事松了口气，又同小李说开了。他提供了一个新线索，一内科杨军医的爱人要随军，可是找不到安置单位，组织部，劳动局，门坎被傅副政委踏矮了好几寸，事情仍无着落。她还得耐着性子去磨衙门。

　　“许多人说，傅政委由不幸的孤儿变为一个走运的女人，又由一个狂热的女人变为一个痛苦的女人，又由不幸的女人最后成为一个冷酷的女人。”司机小李艾怨地说，“我觉得，她的心肠挺好的，更大范围我不敢说，在坐过我的车的人中，我敢这么评价她。”要打动一个人的心，无非是能设身处地为那个人想点问题。那天，小李送傅副政委到物资局去办筹建幼儿园的一些东西，直磨到中午十一时，还没个眉目。小李有点着急，他爱人带着个五个月的孩子，刚刚来队探亲，等着他回家去打饭呢。傅副政委终于出来了，小李立即打响了马达。“你先回去吧。”她对小李说。小李不肯。“你老婆孩子还在家等着你呢，快回去吧。”她用一种求别人办事的口气对他说。“那你怎么回去?”小李要尽到司机的责任。“我拦顺路的车，搭到路口，走进去就得了。”她说得若无其事，这反倒更深地打动了小李。

　　“江干事，假如她像你这么样的年华风貌，拦车当然是举手之劳，可她徐娘半老，人家停车一看，还没等到她摸到车厢板，早飞跑了。你别笑，真的。人们说她是个不幸的女人，也许是的，要说她是冷酷的女人，那是毫无道理的。地处大都市的医院，社会求它的多，那就不怕办不成事。我们这鬼地方，人家谁来求我们，谁愿来我们这里看病，大病在半道上就送命。无非是几个贫下中农找上我们的门，那个好处呀，就更别提了吧。傅副政委为我们医院奔命的事，差不多我件件都知道。不是吹，院长、政委都没有我了解得清楚。问题是，好心并不一定得到好报。服务社小刘，为她的事，傅副政委费了多大的劲呀，差点没跟人家下跪。小刘却说女政委坑害了他们，骗她来这里随军。好，又是谁坑害了傅政委呢?那天，我把车子开出没多远就倒回头了，于心不忍啊。哪位坐车想到过我老婆孩子的那么点小困难?只有她!”

　　“你也没见过傅副政委的爱人吧?”

　　会车了，他打了一把方向，交会之后，他沉默了一会才说：“见过。女人的不幸最容易得到人们的同情，可是为什么傅政委就不能得到人们的谅解呢?”

　　为什么?江慧琴回答不上来。我们医院四十三名未婚女干部，有十七人年龄超过了三十岁。女政委即使有观音菩萨的慈悲，对这个问题也是爱莫能助。放射科三十四岁的阿胖对江干事说：“一个没有爱情的女人掌管了我们这些姑娘的命运，我们能得到好果子吗?”她们要求每年有多一两次探亲的机会。可是，找对象又不是回家买尼龙袜子，人的感情也不是压缩饼干。问题是，社会造成的难题，往往会使受害者怨恨自己的直接领导。

　　唉，女人一穿上军装就会失去她的本色，因为军人的天职使女军人比男军人作出的牺牲更大。

　　列车到站的时候，江干事和小李分好了工，他在出站口等，她在月台上来回寻找。问了七八位年龄气质相当的男人，没有一位姓何。月台上的旅客全走了，她回到出站口，小李也在这儿垂头丧气。

　　“你们是331医院的吗?”一位老太婆走过来问。常有我们“摩纳哥”的眷属，来治疗养伤的病号，或是来探望病人的客人，一下火车就来找我们医院的汽车。“我找你们的傅秀英。我给她发了报，没见她来接。”

　　“你是……”闹了半天，原来是这么个人物。江干事猜不出她和傅副政委家是什么关系。

　　“我是她的朋友，多年不见了，特地来看看她。”老太婆穿着草绿军大衣，戴着栽绒军棉帽，六十多岁或者有七十的光景，倒也可以看出当年的风采。

　　我们首先去县一中，也许傅政委在那。

　　一路上，老太太非常和气、健谈。

　　“离休这些年，我把我曾经到过的地方几乎都跑了一遍。老实说，像你们这样的‘摩纳哥’单位多得很，有医院、有仓库、有工厂。有人责怪我们不如资本家会管理，其实，请哪位资本家来管管我们的‘摩纳哥’试试看，工农学商，老幼青妇，衣食住行，内政外交，不到三天他就会卷铺盖。”老太太出言不凡，大有高屋建瓴的气派。我问她是哪个部门的首长，她颇为神秘地一笑：“急什么，我们慢慢谈嘛。”

　　县一中的同志说：赵干事上午来过，早走了。女政委?没见着。组织部，劳动局，今天都没接待过女政委。反正人已接到了，我们得往回赶。

　　“我也姓傅，你们叫我傅老太好了。我认识你们小傅的时候，她正是你这么个年纪，脸皮儿也像你这么秀气……”老太太又拉开了老年人时空错乱的话匣子：

　　小傅于1965年毕业于中等医科学校，分配到部队工作。支农时，她们住地附近有一位瘫痪卧床的贫农大娘。支农卫生工作队的七位姑娘第一次见到这位谭大娘的时候都哭了，她们手忙脚乱地打扫卫生，给谭大娘擦洗身子。对于这个时代的女孩子来说，激发一次朴素的阶级感情并不难。激情过去了，姑娘们不再进谭大娘家的门了，只在大队部骂谭大娘的子女“真不像话”。只有小傅在寻找草药，默默地采来，默默地送上门去。卫生工作队撤回了，她还每个星期专程去一趟……

　　小车拐到进坳的小道，小李不敢开快，小心翼翼地顺着雪痕慢慢行进。江慧琴不明白傅老太为什么要从温暖适意的家中跑到这天寒地冻的山沟里来。大雪和冰凌使山上的树木发出“吱吱呀呀”的响声，经不起重压的松树枝丫在垂折。

　　“您这么大年纪，出门也不带人。”

　　“我要不偷偷跑出来，他们能让我出门吗?我在家呀，说文雅点是个古董，说难听点是个囚犯。这种福好难享受哟，姑娘。”

　　“您瞧瞧吧，我们这里压根不是散心的去处。孟夏季节来看倒还说得过去。”

　　“你们这附近又没什么大部队，接受哪里的病号呢?”

　　“虽说编制三百个床位，通常只有百把个病号，其中三分之一是地方群众，常常是县医院不接收的病人都送到这里来。我们不能不收，解放军嘛。”

　　一路上傅老太时空颠倒神侃。原来傅老太解放战争时期，就是一个野战医院的政委。“我们那时候也有我们的难处，整天就为器材、药材、人才操心。”

　　“前年中越边境自卫还击战的时候，给我们医院送来了一批伤员。”江慧琴告诉傅老太，战争条件下的“摩纳哥”，医院上上下下都热起来了，医生护士在路上啃着馒头，小跑步赶着上班，每人每天大都要忙上十几个小时工作，家属老人孩子也去给伤员洗衣服、端尿盆。牢骚怪话从那些长期闹情绪的医护人员的嘴里消失了，压床板的自动跑去上班了。那会儿，傅副政委反倒成了最轻松的人。我们医院有什么难处，一个电话出去，四面八方都有来支援的，哪像平时这样，下跪也求不到。

　　“战争环境嘛，都是通情达理的。”

　　“是呀，国家不能为了我们这个小小的医院，老去打仗呀!其实，即使打仗，我们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高度集中统一的国家，哪能动员不出几所医院。”

　　“照你这么说，你们这所医院的存在是没有意义的。你们女政委的操劳也是没有价值的，是吗?姑娘。可是，前几天那篇通讯报道却不是这样的观点，文章是署你的名吧，小江姑娘。”

　　小江点点头。所谓意义、价值问题江慧琴并没有认真思考过。但她可以坦率地承认，她写报道的思想观点通常不是从她本人的思想认识命题，大都是从党性原则出发的。“你说，我这样做不对吗?傅阿姨，我坚信大多数人都有这种思想上的两重性。”

　　“你这丫头，词儿倒不少。”

　　那篇报道，江干事是从改进领导作风的角度去写的，其中写的，傅副政委亲自上房，给有漏的人家换瓦，确有其事。但事情的原本是，女政委在大会上批评一些同志：“有点小困难，也要吵吵嚷嚷，生怕人家不知道你们在这儿吃苦。”第二天，她去服务社买卫生纸，小刘来词儿了：“有些人说的比唱的还好听，我家的房子漏雨，营管助理员不管，难道还叫我自己爬到房顶上去修不成。也不知道个别同志一天到晚在这破山沟叫唤个啥，需要用卫生纸的货色，再蹦跶也就那么高。”这话刺得够水平，傅副政委也不答言，转身去木工房找到梯子，提了些制瓦，爬到小刘家的房顶上去了。

　　“我就是看了这篇报道，才想起来看看我们的小傅。我们好几年没见面了。没想到这个挑子全撂在她身上了。”到了医院，傅老太看着两面山坡上的房子，对小江说，“如今当领导的也不容易，作为一个妇道人家，恐怕就更难了。”

　　江干事把傅老太领到女政委家里。小光还没放学。一只老母鸡带着一伙小鸡仔在几间房里叽叽喳喳地蹿来蹿去。女政委每年要孵十来窝小鸡。长到个把月，就都送给院里带孩子的同志去养了。

　　“听说小傅和小何不来往了?”傅老太问小江，“我体谅得到女同志当领导的难处，没想到她的家庭生活更难呀!老天，我怎么老是在这个问题上欠债呢!”

　　江干事把炭盆生着了，屋里才有了些暖气，她看到傅老太拿茶杯的手仍然有点哆嗦，可能不光是冷，也许还有些激动吧。

　　“何文光当时是野战军的一个指导员。他们一起出席军区‘积代会’[1]，我觉得他们挺合适的，给他们拉线，他们就谈上了。我记得他们是七四年元旦结的婚吧。”

　　“是的。”小江告诉傅老太，“七六年热过一阵去西藏，何文光也递了一个报告。后来他又变卦不去，你说狼狈不?七七年，部队安排他转了业。”

　　傅老太说：“这年轻人的事，是越来越叫人难琢磨了。”这不能怪傅老太，任谁也一样，到时候我们也会闹不明白我们的下一代。而且，眼下反过来对她而言，这么大年纪，冒着风雪钻到我们山沟里来，这就很难使我们给予充分理解。

　　“男子决定终身往往凭一时的冲动，”小江以一个哲人的口吻对傅老太说，“而女子委身于一个男人是要有极大勇气的。”此时，傅老太眯着眼睛直盯着她。

　　小光回来了，背着书包，右手拄着根棍子，左手提着个火笼子，脚上穿着高腰水鞋，另有一双棉鞋绑在那根棍子上。小学是葫芦塘大队办的。离我们“摩纳哥”有五里之遥，师资水平嘛，马尾穿豆腐——孩子们听不大懂当地话，上课犹如听天书，每天放学回家，当妈妈的还得重新给他讲习一遍。因路途远，午休时间又短，中午饭不能回来吃，每天早晨便带了一盒子饭去，找到了火就热一热吃，没找到就凉着吃。这样，孩子们上学全副装备，叮叮当当像个小货郎。许多医生护士都说：“我们这一辈子就这么拉倒了，孩子的前途我们担待不起。”许多同志就是为了这坚决要求离开“摩纳哥”。

　　小光冻得一脸通红，嘴唇发紫，鼻子不住地抖索。傅老太搂住他，哭了：“孩子，你愿跟奶奶走吗?”

　　何文光几乎不给傅秀英来信。1979年10月来过一封，一次谈到伤心处她拿给小江看了。

　　“无论是进是退，撇开我们的关系不谈，我认为你还是转业的好。”何文光写道，“为光儿作想吧。我在这里已经给你们联系好了，我知道，你不是当政委的料，如今，谁去做人的思想工作谁倒霉，这两年我在地方重读了人生课，为当年我们的狂热而羞愧。省人民医院答应接收你，当医生，条件不错。何去何从，由你自便。”鉴于他们夫妻生活的情况，傅副政委只要开口提出转业，组织上不会不同意的。但是，傅副政委不准小江提起这件事，并当场把信烧了。小江琢磨不透何文光到底是什么意思，是回心转意呢，还是另有打算。这年又刮起过一阵离婚热，当军人离婚不是那么容易的。不过，话得说回来，对傅副政委来说，无论转业还是离婚，其实是解决这种难堪的生活状况的一个极好办法。当然，这可能便宜了何文光，让他又赶了一个新的热潮。也许，这全是小江的瞎猜，他们夫妻为何不睦，是个司芬克斯之谜，女政委从来没对她谈及此事。小江想，她之所以不愿离开这里，最重要的恐怕是：自建院起，她在这“摩纳哥”洒下的汗水太多，几乎每间房子的每面墙上，都留下过她的手印。

　　江干事去食堂打来饭菜，另外炒了几个鸡蛋，又叫小光到服务社去买来一瓶葡萄酒。她把饭菜架在火盆上。傅老太执意要等傅副政委回来一道吃。

　　人们开始紧张了，北京牌小车和两辆救护车出动寻找，电话在不停地向县里各单位发出询问。人们开始担心可能出问题了。江干事说不出有任何迹象可以说明她会怎么的。这几天，她的情绪一如既往，但是，不知道这两天是否又有人挖苦过她。她被人挖苦过之后又总是那样默默无声地走开，表面看起来是极豁达清高，谁知道她心里是怎么想的呢?火山的爆发往往是极为突然的。在人们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的时候，一座庞贝城已覆盖在火山灰烬之下。想到这点，江慧琴的心突然怦怦跳了起来。傅秀英的倔脾气有时会使人们目瞪口呆的，自从她改医为官当教导员那时起，她这种性情便越来越显得突出。那年助民劳动，我们有位小护士不小心把手表掉进了粪池，于是，姑娘们围在粪池边嘻嘻哈哈，吵嚷起来。“笑笑，有什么好笑的!”刚当教导员的傅秀英似乎拿出点威严，喝道，“幸灾乐祸!”姑娘们安静了，不过，且慢，本医院虽说是个窝囊单位，可到这牛屎坳来的姑娘们并非等闲之辈，大都是知青上山下乡最火热的年头“叫”到部队来的大家闺秀，岂把一个小小的女教导员放在眼里。这就有人顶撞她：“你能，你行!你把它捞上来呀!”没料到，她果然呼地蹿进粪池中，把手表摸了上来。事后有人评价说：“精神病才干这种事，亏她是个女人。”还有人说：“傻气和骨气全在这一蹿中冒了出来。”

　　院长同着政委到傅副政委家来了。他们始终保持着那种戒备性做法，从不单独登此门，两人同时来也极少，他们很懂“是非多”的古训。小江认为，这是懦弱男子神经质的表现。工作上，他们让一个妇道人家挑大梁，道义上，他们让一个孤立无援的人当牺牲品，这也算堂堂须眉?

　　另外，还有一种传说，傅秀英和内科的主治军医老马头有私情。一方面，她在科里工作期间，马主治教给了她许多医疗知识;另一方面，她一直在努力争取发展他入党。这是众所周知的。马头原是国民党的中尉军医解放过来的。这样的根底要求入党，在那年头只能作为笑谈。风传终于灌进了马头的耳朵里，他跑到分部干部科苦苦哀求，转业走了，离开了“摩纳哥”这块是非之地。这使女政委伤透了心。那阵子正在强调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就差那么一口气的功夫，他逃了。“就凭他针鼻眼儿似的心胸，他就没有资格入党。这等角色，不值得惋惜。”小江曾这样劝过女政委。“不，”她反驳说，“这只能说明我们无能。”

　　弱者果真只是女人吗?应当和她携手的男子汉都在这儿败下阵去了。

　　江干事把傅老太介绍给“摩纳哥”两位最高长官。他们对一位六十八岁的老太婆突然来访我们的失踪者感到疑惑不解，因此，客套的寒暄显得格外生硬。“你们到底是什么关系?”当然这话不礼貌，不会说出口。

　　“她到哪去了呢?”

　　“是呀，到哪去了呢?”

　　我们像做猜谜游戏碰到一个难解的谜一样，但远没有那种娱乐的自在逍遥。小江不断地拿起话筒问守机员，得到的答复总是令人失望。

　　实际上，事情完全是坏在小江的手里。女政委无论去哪，都要告诉我们政治处的同志一声的，离开“摩纳哥”就更不用说了。这天也是一样，在小江上班之前，她在政治处的办公室桌上留了一张纸条，而小江进门时首先去开窗户，吹吹赵干事头天晚上留下的烟臭味，却忽视了窗外那阵风把桌上的字条吹到地下，当她扫地的时候，又毫不在意地把那纸条扫进簸箕里。弄清楚这点已经是事后的第二天了，她反复思量傅副政委这次不告而去的反常举动，才蓦然记起似乎有那么张纸条，于是，果然在簸箕里找到了它：

　　小江：

　　赵干事去一中联系学生住宿的问题，今天你看家吧。年关到了，我又得去办那件令人为难的事，我今天先到西头岭那几个队，路远些，中午赶不回来吃饭了，你给照看一下小鸡吧。

　　傅　即日

　　所谓“为难的事”就是讨债。在这座医院建立之前，附近的危重病人大都听天由命，一旦眼鼻子底下有了医院，眼巴巴地看着病人死去，亲属在感情上当然过不去。于是，便送到我们医院来。有些病，并不是两天三天就能治好的。如果很快死了的话，倒也干脆，恰恰有的病人住院后是死不断气，活不成仙。有人住上个把月几个月，医药费、住院费、伙食费加起来数百上千，历年来，债户数和欠款数在不断增加。因此，这事成了我们医院的大难题，它牵涉到门诊、财务，又属群众工作，最后到底摊到我们政治处来办。本院开支本来就紧张，每年年底，女政委就得带我们去办这件伤脑筋的事。结果往往是讨债人成了乞讨人。在反复做工作的情况下，公社和大队稍微能解决一部分，农民自家宽裕些的磨磨蹭蹭也还一部分，还有些是采取能拖就拖的战术，反正不会驴打滚，有的现已拖了五六年之久。“要不然怎么说社会主义好，解放军亲呢!”女政委批评过小江这种说法，说她情绪不大对头。当然，凭良心说，有的农户实在一口气拿不出那么一大笔款子。现在有些电影、小说上讲，“现在农民腰包里的钱多得很”，江慧琴不相信能“很”到哪去，别的地方不敢说，葫芦塘一带的农民腰包就不“很”。女政委每次去讨债，总是背着红十字箱，实际上等于去巡诊。甚至，有老头老太哭穷的时候，她还会跟着抹眼泪。

　　院长、政委不说话，傅老太不知说什么好。大家干坐着，小江受不了屋里这种尴尬场面，正好小光要到同学家去补习功课，便领着他走出门来。

　　“江阿姨，你看!”

　　葫芦塘西边，有一队黑色的人影在雪地上移动，前头已接近葫芦塘颈上拱形的桥，向我们这边走来。小江突然预感到了什么，撇下小光飞奔过去，顺着坳底的大路，迎着黑色的队伍疾跑。脚后跟打起的雪屑掉进了她脖颈的衣领里，嘴里喘息呼出的热气凝在眼镜片上模糊了她的视线。她奔到葫芦颈东头站定了下来，队伍在桥上向她走来，她听到一片踏雪的脚步声。她微微闭上眼，让睫毛上的水珠流下来。她睁开眼，看到他们抬着一副担架，担架上被子里肯定裹着病人。她完全是凭直觉毫不犹豫地冲到担架边，掀开被头。

　　果然是傅副政委。苍白的脸在月色下表露得极为安详，垂闭的眼睑在一绺乱发下就像是疲劳时的安睡。泪水再一次盈满了小江的眼眶。

　　“女政委，跑了一天，劳累哪，她从来不吃我们一口饭。”二队的队长对江干事说，“老天有眼，我家桂生路过，看见她躺在山脚下。路窄，结了冰不好走，要不是山沟里雪厚，不晓得跌成什么样。”

　　江慧琴看见，这些男子汉们的脸上挂着荧光似的泪。担架是用一扇硕大的门板扎的，下面垫了好几层被子，上面盖着两床，为了防止被子滑落，拦腰和脚膝处都用绳子绑着。队伍默默地向前走着，脚步踏在雪地上，发着嘁嚓嘁嚓的响声。

　　“江阿姨。”

　　“小光，你妈妈在这里!”

　　孩子飞也似的跑来，蓦然站在队伍面前。担架走到他身边，江干事又一次掀开被头，让他看一眼母亲。

　　“妈妈——”小光尖声地喊着，在雪地上打起滚来。江干事赶紧把他抱起，吩咐队长快走。

　　江慧琴永远忘不了萨姆松诺夫的油画《战路上》：在困顿的男人们中间，一位母亲紧紧搂住怀中的孩子。社会的艰难加在母亲的身上是格外的沉重。难道仅仅因为她是女人?!傅老太和她讨论的价值，就在于母亲们的这种牺牲吗?

　　小光的尖声叫喊震撼了“摩纳哥”。人们纷纷从温暖的家中跑到雪地里来。围着担架朝前移动的人群在不断地膨胀。江干事听见了人群中有服务社小仇的抽泣：“可怜，傅政委……”附和她的是小刘颤抖的语音：“带着个孩子，不容易，我……”她听见了梁军医的骂声：“老东西，你怎么像木偶似的跟着走，还不快去组织准备急救室!”于是，人们看见院长在雪地上奔跑起来。

　　一个人病重或临死的时候，最容易得到人们的宽恕，大家在此刻会记起她(或他)的种种好处，江慧琴相信这都是真诚的。

　　傅副政委打过吊针，睡着了，政委搀着傅老太来到病房，她用沙哑的嗓音轻轻地呼唤着：“小傅，我是傅老太呀!”见她没有回应，她自言自语说：“我当年定这个点，都是怎么想的呢?”

　　江慧琴想，啊，女人，从一诞生在这个世界上就带着脆弱的染色体，因此，要做一个强者就分外的难!第二天，江慧琴终于搞清楚了，傅老太是傅秀英副政委的亲生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