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久了，韩老木感觉孤单，对根拴打苇芭的这些事渐渐有些淡漠，不再找茬数落素兰她们娘仨了。

　　如果再有其他人，好意歹意咬耳根，韩老木哼一声，手一摆。如果给谁留下哼一声，一个急快又转头的背影，不是一瓶“二锅头”就能了事、就能恢复关系的。

　　十几年来，丁家巷子里，谁家弄个打苇芭的架杆，用下角的木块木条做几个小板凳、小饭桌，搭建个马棚、驴棚，大门楼上换个挡风板，修加个水槽，放树拉线借用大绳、吊环，用一下“老杆“(抬尸的抬杆)、停尸床，家里遇事缺个千儿八百的……谁能比得上韩老木的痛快、大方和周到?谁又能比得上素兰的微笑、耐心和热情?

　　这些，韩老木从没收过一分钱。韩老木不是好得罪的，谁又忍心欺负韩老木家里的老少。这叫积德行善，好人有好报。他常常拿三福的大学，来宽慰自己。心里总是乐哈哈、美滋滋的。

　　三福上大学都一年多了，信片越来越少，话也越说越淡，好像是勉强说出来的。除了一些平常的礼貌用语，就是一些“红色”教育、足球培训、音乐班、英语升级、图书借阅、《校报》、演讲大赛等费用。韩老木一一念给娘仨听。

　　“三千?我哥咋又要这么多钱?人家丁二巷的小五也在北京读大学，一月生活费就三百元，还发奖学金。星期天打工挣钱给妹妹挣学费。爹，不信你去问。”二秀提出质疑。

　　“我们定数打芭子，赶死赶活一年能挣两三千元，让他一下就花掉了。”二秀轻声慢语，表达着对三福的不满。

　　“三福这娃，在家把手脚花大了，出门不知道节俭，也忘了妈的辛苦。”素兰慢条斯理说了几句。

　　韩老木拿眼扫了娘仨一伙：“别瞎嚷嚷。三福没花你们的钱，你们谁挣的，嫁人时统统带走。想花，你们还没本事、没路子花去哩。”

　　话虽这么说，娘仨的共同疑问引起韩老木的一些警惕。不到两年，除回家两次带去学费等，他亲手给三福邮汇过五次钱，邮寄的每笔都有单子，共计一万两千元。私下打听一比较，大吃一惊。这还了得，刚才还思念儿子的热情，一下子冰凉了下来。他按三福要的，取了三千元，填单子时少写一千，少寄了一千，同几句触及痛痒的书信一起邮寄出去。

　　这一手果真灵验，三福再也没有来过要钱的书信。他按照惯例，每月只汇去六百、八百不等的生活费。这也是其他孩子的一倍。

　　20

　　家里只有素兰、大秀、二秀娘仨。

　　韩老木到河南当帮工的那年秋天，大秀就退学回家打苇芭，二秀补习一年没考上高中，也回家打苇芭。二秀交三千元就能上高中，二秀吞吞吐吐，韩老木也不想固执己见。女娃娃嘛，迟早都是别家的人。

　　大秀今年都二十四的人了，仍然少言寡语，行样动作稳重麻利劲很像她娘。韩老木觉得对不起大秀，就像对不起她娘。他四下打听，交了四千元股金，把大秀安排在一家乡镇罐头厂当工人。

　　上班的头一天，他用自行车捎带着大秀到县城，让大秀自己选了一辆女式自行车。把大秀领到乡镇罐头厂登记室，大秀什么话都没和他说，就让人带进去上班了。

　　在韩老木的记忆里，自己没指过大秀一指头。这种骨肉情疏的感觉，像压在韩老木心上的一块大石头，沉沉的，挪也挪不动。

　　他还是喜欢二秀的灵巧活泼，已经托人打探，为二秀办理城镇户口，准备找个像样的工作。

　　二秀比三福小一岁多，今年都十九岁了。他怎么这么麻痹大意，忽视了两个女儿的年龄，素兰也吃了一惊。前年，周庄有个小伙子来提亲，听说大秀想进厂里当工人，知趣地再也不敢来。

　　“唉，眼下这叫高不成低不就。是不是你的名气，把大秀婚事压住了?”素兰无意的一句问话，呛得韩老木无话可说，唉声叹气，翻来覆去，一夜没睡着。

　　第二天，韩老木从木材市场带回一个小伙子。两个处了几次挺投缘。大秀说：“妈，人家不让我当工人，一百来块钱没意思，我也这么想。你看我的双手，都蜕皮了。”

　　素兰拉过女儿的手，才发现十个指头全脱了皮，肿得像个红萝卜。大秀的工作，就是整天刷洗罐头瓶子，这叫挣什么钱哩。素兰坚决不让大秀再上这种班：“你这个娃娃咋不早说呢?不去了，坚决不去了……”破天荒地和韩老木争吵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