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一八岁开始喜欢离开地面到高处去，爬树、上房什么的。有一次他找到一个破梯子，架在自家山墙上，爬进天窗。天棚上没他想象的奇妙，就是说没有奇怪的东西，只是稍微昏暗一点儿。不过也没白来，他发现几张有大量汉字和球球蛋蛋陌生字的报纸，都发黄了。还找到一张图片。报纸字太多，他讨厌，随手扔在旁边。图片上有画儿，还是彩色的，他小心放进上衣兜里。

　　杨一上来的时候，面朝梯子，正手扶梯，从天窗下去时，他背对梯子，双臂后置把扶。刚踩下第二格梯，衣服从后面被拽住了，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突然伸出来那样，把他吓坏了。急回头，原来是天窗木框有个地方“劈”开了，突出一个木刺，把衣服勾住了，他反身给自己解了下来。

　　回屋之后，他掏出图片，灰尘擦掉之后，看出来是一张明信片。图片标注“大連の海辺”，看汉字看图，他猜出来了，那是大连海滨风景。杨一1962年出生，没学过繁体字，“連”他倒认识，妈妈叫连秀芝，妈妈的姑姑从黑河写信来信皮上总写“連秀芝”。至于那个“辺”不就是“边”嘛，一撇没有出头罢了。他翻过来见还有几行日本字，琢磨了一番，他只认识一个母亲的母字，一个私人的私字，还有一个忘记的忘字。杨一端详了半天，也猜不出什么意思。奇怪的是，他没有扔掉，而是放在自己藏东西的小铁盒里。这个铁盒有扣袢，他平时锁得死死的。

　　他一直都记得这个事。

　　杨一家住在爱民街解放路交叉口解放饭店后身，一个红砖、铁皮顶平房大院。这个院子有好几个同样的平房，还有一块儿空地——他没有真正看见过，这时候这块地上已经密密麻麻盖了好多小仓房，其中就有他家一个。杨一从记事起，就有人说这个大院套曾经是日本军营。1945年光复之后，政府改造成民居。如果他没有发现几张日文报纸和那张明信片，他都不相信，因为他周围根本没有电影里那种有关日本鬼子的任何氛围。但自从藏起那张明信片之后，他总是记着这件事。慢慢喜欢打听日本侵占牡丹江时期的事情。有一次去西长安街姥姥家，缠着姥姥讲故事。姥爷插话道：

　　“还打听啥呀，你家就有啊。你回去问问你爸爸，你大爷爷是怎么死的?”

　　“不知道啊，怎么死的?”杨一问。大爷爷是爷爷的长兄，这个他知道。

　　“嗨，你个糊涂孩子!”姥爷叹了口气，“你大爷爷赶着马车在火车站等活儿，一阵风吹来几张纸。你大爷爷并不认字，他捡起来寻思，能干点啥，拉屎擦个屁股啥的。正端着正面反面瞧瞧干净不干净呢，两个日本宪兵扑上来高喊：你反满抗日!立马抓起来，整到北山根儿，给吊死了。”

　　杨一非常震惊，从来没听说过。呆呵呵地问了一句：“为啥捡几张纸都不行?”

　　“哎呀，还说这个。那时候中国人受老委屈了，啥啥都不行啊。”然后才说：“你大爷爷捡的那几张纸，据说是抗日传单。”

　　杨一这时候都十一岁了，知道那叫白色恐怖。

　　从此开始，杨一成了一个近代历史迷，或者说是个牡丹江伪满洲时期历史业余研究者。这件事贯穿了他整个求学时期和工作年代。他陆续找到了一些资料、档案，其中有一张珍贵的老照片引起他的注意。画面是街角上的两层建筑，文字说明标注：伪满洲牡丹江市金铃街军需商店，现爱民街西一条路口。这个位置杨一十分熟悉，和他家紧邻，他甚至在照片上找到了进入他家院子的通道。想到这一层，他恍然大悟。军需商店专门为军队设置的，那就证明了，他家所在的大院套的确是日本军营。传言不虚。那住在军营里的人，必定是军人。天棚上的明信片，不是日本军人要寄出的，就是不知名的军人收到的。

　　这时候，杨一已经知道了当时牡丹江商业繁荣的西区，那个著名的银座通，就是他家旁边的解放路。银座通在历史记录中已经被苏联红军夷为平地，这样看来还是有幸存，比如杨一家的住所，许是当时孤零零的所在。但那里面的军人可就不一定了，或者从某一个视角说，他们的命运十分确定。杨一想，按道理，形势已经明晰，日本人服输投降是最正常的选择，但他们在牡丹江选择负隅顽抗。牡丹江战役打得异常惨烈，从1945年的7月开始，一直打到8月，从牡丹江外围各县，打到市郊，十分胶着，处处焦土。8月16日牡丹江市区解放。杨一每每阅读史料记录和亲历者回忆录，隔着时间距离，依然能看到惨不忍睹的破坏和死伤。他常常掩卷静思，然后低低地吼一声：“反人性啊!”又想，战争没有一丝一毫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