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魏国忠献韩公作堂于私第之池上，名之曰“醉白”。取乐天《池上》之诗，以为醉白堂之歌。意若有羡于乐天而不及者。天下之士，闻而疑之，以为公既已无愧于伊、周矣，而犹有羡于乐天，何哉?

　　轼闻而笑曰：公岂独有羡于乐天而已乎?方且愿为寻常无闻之人而不可得者。天之生是人也，将使任天下之重，则寒者求衣，饥者求食，凡不获者求得。苟有以与之，将不胜其求。是以终身处乎忧患之域，而行乎利害之途，岂其所欲哉!夫忠献公既已相三帝安天下矣，浩然将归老于家，而天下共挽而留之，莫释1也。当是时，其有羡于乐天，无足怪者。然以乐天之平生而求之于公，较其所得之厚薄浅深，孰有孰无，则后世之论，有不可欺者矣。文致太平，武定乱略，谋安宗庙，而不自以为功。急贤才，轻爵禄，而士不知其恩。杀伐果敢，而六军安之。四夷八蛮想闻其风采，而天下以其身为安危。此公之所有而乐天之所无也。乞身于强健之时，退居十有五年，日与其朋友赋诗饮酒，尽山水园池之乐。府有余帛，廪有余粟，而家有声伎之奉。此乐天之所有，而公之所无也。忠言嘉谟2，效于当时，而文采表于后世。死生穷达，不易其操，而道德高于古人。此公与乐天之所同也。公既不以其所有自多，亦不以其所无自少，将推其同者而自托焉。方其寓形于一醉也，齐得丧，忘祸福，混贵贱，等贤愚，同乎万物，而与造物者游，非独自比于乐天而已。古之君子，其处己也厚，其取名也廉。是以实浮于名，而世诵其美不厌。以孔子之圣，而自比于老彭，自同于丘明，自以为不如颜渊。后之君子，实则不至，而皆有侈心焉。藏武仲自以为圣，白圭自以为禹，司马长卿自以为相如，扬雄自以为孟轲，崔浩自以为子房，然世终莫之许也。由此观之，忠献公之贤于人也远矣。

　　昔公尝告其子忠彦，将求文于轼以为记而未果。公薨既葬，忠彦以告，轼以为义不得辞也，乃泣而书之。

　　1释：放他走。

　　苏轼这篇文章说的是韩琦的情况，韩琦我们也知道有他的传记，而苏轼这篇文章虽然说的是韩琦用不着羡慕白居易，但是实际上是韩琦的一个小小的传记，还兼及他的心理状态。我们知道传记，它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中，实际上是一种比较常见的文学形式。我们知道传记主要是用来记录一个人物的生平一些比较重要的或者能突出这个人的独特之处的事迹，无论事件的大、小斗可以，一般是依照一些书面的或者是口述的回忆和调查这些相关的资料，然后再根据要求对这些资料加以选择性的编排和描写，并且再加以说明，这样就写成了一篇传记。我们知道传记和历史的关系实际上也是非常密切的，甚至于对于一些写作年代比较久远的传记，我们一般都就直接把它们当做史料来研究。一般来说是他人记述，但也有一些是自己来记述的，这样的传记就被称为“自传”。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中，这个传记一般包括以记述翔实史事为主的史传和以记述传主事迹过程为主的文学性传记这两扬中情况，前者主要是依据史实，而后者一般会参杂作者自己的虚构和情感这样一些文学性的东西，所以前者的历史性较强，而后者的文学性较强。苏轼在文章的最后说韩琦羡慕的并不是白居易，而是羡慕那种超越的高境界，那才是真正的齐生死、等荣辱的高境界，只有这种境界才是韩琦真正向往的生活状况，而不只是白居易能够早早地退休，在家里安度晚年。不过我们借着苏轼这里对韩琦的论述，也能觉察出苏轼自己的心境来，我们知道苏轼是一个在儒释道三家的学问上都有很深的造诣的人，而且可以说是一个千古奇才，真的是在各个领域都创造出了辉煌的成就，所以他由于受到道家和佛家的一些影响，虽然并不能说真正对他在实质上有什么大的改变，但至少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的心性，使得他也向往那种高妙的超越的境界，至少能够在凡俗的尘世中保持一种超越的高妙，保持一种超脱的境界，而不被其所完全羁縻，这确实是比起常人来更加具有智慧一些。这是我们在阅读时应该注意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