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赛程太过密集，球员体力透支，状态不好，输一场也是正常的。”等她平静下来，我安慰她道。

　　“不是球员的问题，是教练的问题。”

　　“总之是多方面的原因，不过这场比赛也没那么重要……”

　　“瓜迪奥拉就不该换下格策，这是整场比赛的转折点。”她打断我的话。

　　“即使不换下他，后防也会失误啊，球员看上去都很疲惫，跑起来就像……”

　　“格策下去后中场完全失控了，”她的声音变得尖利起来，“你看得懂比赛吗?”

　　“那又怎么样呢?已经输了，没有球队可以一直赢。”

　　她霍地站起身，头也不回地离开了酒吧。

　　第二天一早我收到她的短信，她说最近不知为什么，心情总是莫名其妙地很沮丧，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让我不要把昨天的事放在心上，作为补偿，她想邀请我去看歌剧表演。我婉言谢绝了，并告诉她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女孩子的脾气本就阴晴不定。她说不想看表演的话，一起吃顿饭也好，我还是觉得没必要让她破费。她似乎有些不高兴了，说难道我们只有看球时才能见面吗?我连忙编了个借口，说最近要跟导师去奥格斯堡参加一个学术会议。

　　几天之后，拜仁挥师摩洛哥，轻而易举地拿到了世俱杯冠军，其半决赛的对手是广州恒大，我在电脑前看完了这场球赛，我对恒大的惋惜之情冲淡了拜仁赢球所带来喜悦。随后德甲迎来了漫长的冬歇期，圣诞节假期也如期而至，我独自一人去了荷兰旅游，在阿姆斯特丹待了五天。回德国的第二天，和麦尔漫步在宁芬堡宫门前点缀着白鸽的草坪旁时，我接到了菲拉打来的电话，她说她的祖父母准备来慕尼黑玩几天，问我是否能抽出一天时间和他们一起到处逛逛，我欣然答应下来。无论我怎么解释，麦尔一口咬定我正在和菲拉交往。

　　菲拉的祖父母很有夫妻相，两人七十岁左右，白发苍苍，慈眉善目，脸上总是挂着浅浅的微笑。我们在玛利亚广场见面，马库——她的祖父——伸出手和我握手，并用中文说了句“你好”，他仅会几句常用的中文，却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因此一路上我们都用英语交流，偶尔他和菲拉说几句我听不懂的芬兰语，总能把她逗得咯咯直笑。他讲起年轻时的中国之旅，短短两个月，他背着柯尼卡旁轴相机跑遍了北京城，归国时他带回许多陶瓷和字画，现在这些玩意儿还完好无缺地陈列在他的书房中，他说他最喜欢中国的书法，尤爱苏轼的《寒食帖》。菲拉是个称职的导游，她将一天的行程安排得很合理，我们在她的带领下参观了两座教堂、德意志博物馆，以及充满英伦风情的英国花园。晚上我们坐在伊萨尔河畔的露天咖啡馆歇息，马库从钱夹中掏出一张照片给我看，年轻英俊的他蓄着一头浓密的卷发，右手扶着垛口，挺直腰站在长城上。我问他是否还会再去中国，他说下次和菲拉一起去，首先去西安。我呷了一口咖啡，望向河面，月亮在清澈的河水中随风摇曳，耳际哗哗的流水声仿佛从遥远的故乡传来。

　　翌年一月下旬，冬歇期结束，德甲战火重燃。此后的拜仁一路高歌猛进，赢下了所有德甲比赛，直到三月底提前夺冠。菲拉和我一杯一杯地喝啤酒，看比赛，一个个精彩的进球伴随着酒精的刺激和球迷的欢腾，宛如灿烂的流星划过我心深处。在国内赛场上的一骑绝尘，使球迷们对这支拜仁寄予厚望，我们渴望球队在欧战赛场上走得更远，甚至感觉已经触摸到了第六座“大耳朵杯”。

　　欧冠半决赛首回合，拜仁在伯纳乌一球小负皇马，这是个可以接受的结果。我们当时拥有世界上最优秀的教练和阵容，人人都坚定不移地认为，次回合回到安联球场，拜仁会以碾压的姿态击溃对手。而德国人赫贝格留下的那句富含深邃哲理的话——足球是圆的——再次向世人诠释了足球比赛的无限可能性。这场被称为“欧洲德比”的对决，皇马以两回合五比零的悬殊比分将拜仁的卫冕之梦踢得粉碎。

　　和德甲联赛不同，欧冠门票昂贵且一票难求，菲拉和我在观者云集的酒吧中见证了这场令人心碎的惨败。上次输给曼城，我并未感受到多少沉重的气氛，而这次全场球迷安静得如同葬礼——确实是一场葬礼。比赛还剩五分钟左右，部分黯然神伤的球迷提前离开了酒吧，人群中有人在低声啜泣，其他人显得茫然失措，眼神呆滞地盯着大屏幕，空洞的目光游离于现实之外。第九十分钟C罗再次打入锦上添花的一球，我早已麻木不仁，机械性地灌下第四杯啤酒。菲拉红着眼，一言不发，微微扬起下颚望着屏幕，我想她在盼望着裁判赶紧吹响终场哨。那个朦胧的春夜，我和她漫无目的地在慕尼黑街头走了一夜，难以言喻的悲伤笼罩着整座城市，端庄典雅的建筑物没有了往日的神采，在铁青的夜空下失魂落魄地低垂着头，冷冷清清的广场上，青铜雕像喷泉失声恸哭，一派凄惨景象。我们默然不语，如同两具牵线木偶，顶着空空的脑袋，只管迈步向前，绕过了几个街区，兜兜转转又回到原处。黎明时分，我们坐在教堂前的长椅上，看着曦光驱走夜的阴影，浸染市政厅的哥特式尖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