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回去了。”我轻声说，“早上还有课。”

　　“你先走吧。”菲拉还沉浸在失利的痛苦中。

　　“振作点儿，会赢回来的。”

　　“你说得倒轻巧。”她声音嘶哑，带着哭腔，“这赛季阵容空前强大，是拿下欧冠最好的机会，错过了这次，以后不知要等多少年才能再拿到了。”

　　“只要我们还是拜仁球迷，多少年都可以等啊。无论如何，足球不能高于生活，不管比赛结果怎样，我们都还要重新面对生活，不是吗?”

　　“是啊，你的生活最要紧，其他的一切都无足轻重。”她变得歇斯底里，“既然如此，我怎么样跟你又有什么关系，你赶紧走吧，别耽误了你上课!”

　　“菲拉，我只是想让你明白……”

　　“我不想再和你看球了。”

　　我们目光交织在一起，我茫然地凝视着她眼中的怒火。

　　“随便你吧。”我耸了耸肩，丢下这句话便走了。

　　和菲拉分道扬镳后，我独自去看了本赛季德甲的收官之战，拜仁主场迎战斯图加特。没有她的帮助，我未能抢到球票，但我实在太想去现场了，便决定去球场外看看有没有黄牛票。绕着安联球场转悠了快两小时，我遇到三个票贩子，但要价都高得离谱。比赛开始前二十分钟，我已不抱任何希望了，这时一个戴红色棒球帽的高个子年轻人走过来，手里挥舞着几张球票，他报价三十欧元一张，我毫不犹豫地买了下来。接过球票我仔细检查了一番，惊喜地发现这是球门后方南看台的站票，那儿聚集着最狂热的拜仁球迷。我急不可耐地飞奔入场，从人缝中挤进看台，周围的人全都又跳又唱，沸天震地。下到看台二层，我置身于汹涌的红色浪潮间，许多球迷挥舞着巨幅拜仁旗帜，它们迎风招展，宛如守护球场的圣灵。在这些左右飘扬的旗帜下，我看着皮萨罗打入绝杀球，看着球员们走近看台向我们鼓掌致谢，看着在漫天飞舞的红白彩带中他们轮流举起“沙拉盘”——即使之后九年间的每个五月，我仅仅是在电脑屏幕前目睹此情此景，这一美妙时刻散发出的摄人心魄的力量仍足以使我将生活中的种种不幸抛诸脑后，而那时的我身临球场，感触到的是另一种无法诉诸语言的更为扣人心弦的情愫。但在走出球场的那一刻，在熙熙攘攘的球迷之中，刚才的喜悦之情竟骤然消失一空，悲戚如细碎尘埃般漂浮于我心间，强烈的孤独感向我涌来，我环顾四周，情不自禁地在人群中寻找菲拉。和她一起往返球场的情形在我脑中浮现，我突然意识到路上许多快乐而珍贵的瞬间比球赛的意义更重大。

　　赛季结束，学期临近期末，我将大量精力花在了备考上，而菲拉的身影也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我眼前。巴西世界杯期间，我终于鼓足勇气打电话约她，她却说已经放假回家了。我问她今后还能一起看球吗，她说当然可以，还责怪我这么久才想起联系她。听她的语气很愉悦，我悬着的心也就放了下来。德国队时隔二十四年重新捧起世界杯，为我在慕尼黑的第一学年画上了句号。暑假我回到中国，十月初才返回学校。德甲新赛季正进行得如火如荼。

　　我早早就订到两张拜仁与不莱梅的比赛球票，并提前一周给菲拉打去电话，但她没接。两天后我又打了一次，还是无人接听。她大概是换电话号码了吧，我心里涌起一阵伤感和失落，不过在拜仁的比赛日，也许我们还会在球场或酒吧相遇。周五晚上，我去超市买了些日用品，回公寓的路上，我意外地碰见了菲拉。她清瘦了很多，脸颊像苹果削皮似的小了一圈，眼神黯淡，飘忽不定，从中能明确地看出某种内在性能量已然停止了跃动。

　　“菲拉，我给你打了两次电话，你都没接。”我顿了顿，放慢语速，“明天去安联看球吗?”

　　“你自己去吧。”她的语调没有丝毫起伏，一如平静的海面，“手机静音了，不想听到电话铃声。”

　　“你怎么了?”

　　“我不知道。医生说是抑郁症。”她打开手中的橙色纸袋，里面装着几盒药。

　　据她所说，暑假回家没多久，她就被确诊为中度抑郁症，经过一段时间治疗，已经基本维持稳定，不过需要每天吃药，定期去诊所看心理医生。现在她搬出了学生宿舍，在这附近租了一间公寓，一边上学一边调理。我既诧异又茫然不解，怎么也想不明白抑郁的阴翳是如何悄然潜入她那明媚的世界，又是怎样一点点蚕食那里广阔灿亮的空间。我陪着她走到公寓楼下，她问我要上去坐一会儿吗，依然是无波无澜的语气，听不出是客套话还是真的希望我去。我不自觉地跟着她踏上了楼梯，想多了解一些她的情况，悲哀的是，当时我几乎没有产生怜悯与同情，而更多的是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