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个毛三叫

　　毛三叫，重庆话，即毛手毛脚的意思。

　　我这辈子没有出过大事故，但小事故不断。要么砍骨头手一滑把手指头切破;要么干列检员(拿着榔头检查到站列车的走行部分)时爬列车上偷水果，被一声吼吓得掉在铁轨上，担伤了勒巴骨，一瘸一拐到公安处挨批，或从行进的列车上跳下来摔个狗啃泥(看过电影《铁道游击队》的都晓得，有一定技术难度，必须面向列车行进方向后仰着身体跳下来，顺着惯性小跑);要么干车工时被飞转的机头扬起的铁屑划伤……

　　幸好我通过七年的不懈挣扎，终于跳出“虎口”，干了最安全的工作——教书。之所以叫“虎口”，只是对我这个毛三叫而言。因为如果我不改行，大概率早已下岗或已经残废，我现在还经常从噩梦中惊醒。教书虽然也有“教学事故”，但这种事故伤的是心而不是身。比如我就被学生告过状，说我不会教乐理，原因是没按李重光的顺序来。院长找我谈话，问我为啥子这样教，把我搞得鬼火冒：说那你让告我的学生来教我吧，或者你来教我怎么教。当然院长不可能教我，就算是李重光，也只可能我教他，不可能他教我也。

　　今天到万家买肉，伸手去拿排骨，毛手毛脚地碰在了一把尖刀刃上，顿时鲜血淋漓，店员赶紧带我去服务台处理，双氧水、云南白药外加三块创可贴才把血止住。

　　根据我的观察经验，我发现一个真理：毛三叫不适合当工人，但适合干学术。

　　为啥子呢?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干学术不会受伤，可以由着性子来。而由着性子来是毛三叫的强项。

　　反过来说，当工人必须小心翼翼，“安全第一”。但如果把这条规矩用在干学术上，就基本上可以肯定不会有啥出息。

　　所以我建议搞“名人访谈”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问：您是个毛三叫吗?或者客气点儿问：你年轻的时候是个毛三叫吗?

　　如果名人的回答是：我不是，我这个人做事情非常小心，非常细致。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建议你其他问题都不需要问了。

　　为啥子呢?

　　因为只凭他不是毛三叫这一点，就基本上可以断定他没啥出息。

　　我干了最适合我的行当

　　这个世上的行当有万万千，我发现上帝对我特别、非常、尤其好，让我万里挑一，干了音乐研究这个行当。

　　我把音乐的后面加了研究二字，就是说光说音乐二字还不确切。为啥子呢?因为光说音乐二字，郎朗、朱践耳、宋祖英、帕瓦罗蒂都适合学音乐，不能说明我的独一无二之处。要说独一无二之处，叫郎朗适合学音乐中的钢琴，朱践耳适合学音乐中的作曲，宋祖英适合学音乐中的民族唱法，帕瓦罗蒂适合学音乐中的美声唱法。所以精确定位的话，我适合学音乐中的研究。

　　按这种横向的精确比较，我觉得只有老帕可以跟我相提并论。为啥子呢?因为只有老帕是公认的世界第一男高音，也只有我是公认的世界第一男音乐研究家(具体表现形式是默认)。而钢琴的郎朗水平、作曲的朱践耳水平、民族唱法的宋祖英水平，则可以抓出一大把，所以他们都不敢称第一。

　　我为啥子最适合干音乐研究这个行当呢?

　　首先，我有三项特别厉害的能力：一个是音乐感知力，这是学音乐这门大行当中的任何小行当都必须具备的能力;一个是想象力，这个能力在音乐这门大行当中的演奏、演唱小行当中的要求不太高，但在作曲与研究行当中，则要求特别高。作曲自不待言，没有想象力就根本不适合搞作曲，搞研究也一样，没有想象力，就没法产生厉害的观点。再一个是逻辑思维能力或理性分析能力，这项能力就基本上是搞音乐研究所需独具的能力了。

　　这三种力之合力的唯一指向，就是音乐研究。

　　为啥子呢?

　　因为学任何其他行当，都顶多只需要上面之一或之二力，或者外加什么其他力。

　　当然，音乐研究中也有不需要以上三种力的研究，比如某些“跨学科”研究就不需要音乐感知力;某些音乐史学研究就没有想象力;更多乱七八糟的研究就缺乏理性分析力。

　　至于某些在其他行当吃不开混进来冒充的音乐研究大咖，则更是三不沾，一项力都没有。

　　干大事儿要粗糙点儿

　　在淘宝买了个迷你小冰箱，328元。结果里面的灯不亮，联系客服，说是可以申请退货，但不上门取件，心想这么重的东西，我蒲大爷的人工费都不止买冰箱的钱，说那就算了，你退我点儿钱就行，客服说没这种退法，要么找个师傅上门儿看看。如果还是不亮恐怕也只有算了，只要能制冷就将就用。

　　老婆说叫你不用淘宝你不听，拼多多便宜得多，而且还上门取件。

　　在淘宝还买了个阳台塑料收纳柜，只看了宽与高的尺寸，结果深度不够，放不进去晾衣架，只能退货。好在那东西质量稀烂，既薄且软又轻，可以自己扛去菜鸟驿站。

　　上次说过，我干事儿一向粗心大意，菜刀割破切破手指头的事儿都发生过好几次，其他丢三落四的事情更是不计其数，旅游的时候还至少两次丢过老婆。

　　但我发现一个现象：粗枝大叶的人不一定能干大事，但能干大事的人一定是粗枝大叶的人。

　　我说的干大事的人，不是国内顶级科学研究大咖施一公之类的人。为啥子呢?因为我不认为在《自然》《细胞》等国际顶级刊物发文章的人就叫干大事的人。又为啥子呢?因为在这种刊物发文章的人都很细心，数据一个都不能错。而数据一个都不能错的人往往干不成大事。

　　真正能干大事的人，是老牛、老爱、老杨和我老蒲这号人。

　　这种人很少，几百年才出一个;而在《自然》《细胞》发文章的人每年都有很多个。干大事的人不能多，粗略算来至少一百年才出一个。

　　还有一种现象是：真正干大事的人，一辈子就干几件事，其他很多事都不愿意干。

　　比如我蒲大爷，现在就觉得没啥事情值得我干的了，具体表现为没啥论文可写了。

　　如果拿我跟老爱相比较，他的论文的数量比我少，所以他干的事情比我大。

　　但从另外一方面来看，我比他还厉害，厉害在哪里呢?他直到翘辫子都还有个“引力来源”的大问题没有解决，说明他还有事情要干;我呢?已经干到没有问题可解决了，因为关于音乐的大问题，我已经解决到底了。

　　我现在的烦恼是：我的智商还没有用完，就把音乐的大问题都解决了，剩余的智商不知道用来干啥。这说明音乐的大问题没有老爱的物理学问题大。

　　没有办法，我剩下的顶级智商只能用来写些文章了，你说气人不气人?

　　我的全国倒数第一纪录

　　今天我的学术交流群有人夸我：大家只看到了蒲老师的成就，根本无法想象蒲老师背后没日没夜的付出。

　　我道：那倒没有没日没夜，我喜欢在电脑上打QQ游戏，拖拉机负分七十八万多，军棋负分六万多，排名全国倒数第一。

　　为啥子我的负分是全国倒数第一呢?因为我不止一次看见对手说：这种分数简直绝了，第一次见这么高的负分。

　　我有一个个人经验：如果一个人要在某个方面获得全国或世界第一，那么他就得在另一个方面获得全国或世界倒数第一。

　　大家晓得老牛与老爱是不同时期的世界第一，那么他俩有没有世界倒数第一的纪录呢?我想只有他俩自己知道。我跟他俩的不同之处仅仅在于：我敢把自己的屁股亮给大家看。

　　我为啥子会有这么高的游戏负分呢?

　　这取决于两点：

　　一是我搞科研并非死磕，会找点儿爱好来调剂心情，其中一大爱好就是打游戏，而且花的时间还不少，一般都是睡前整上两小时，有时候白天也整(原来没有电脑的时候是打麻将)。

　　二是我很少下象棋，因为那玩意儿太费脑壳，一般只整上一两盘儿就转到拖拉机或者军棋，后者主要靠手气或运气。我通常见势不妙就逃跑，所以负分上升较快、越攒越多。

　　为啥子我要这么搞呢?这不叫耍赖么?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打牌下棋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获得愉快的心情，所以我充分领会了毛主席的一句话：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为啥子呢?因为明知打不赢还要继续打下去的话，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为了避免痛苦，就干脆跑掉，所以我从来没真正输过，几乎全都是赢，因而获得了美好的心情。

　　关于第二个问题，我这既叫耍赖也不叫耍赖。又为啥子呢?因为我每跑一次，就会直接被扣十多分，对手也会涨十多分。根据游戏奖惩规则，我是有所付出的，对手也是有所回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这不叫耍赖，对不?

　　我的明智之处在于：我跟绝大多数玩友的想法不同，他们为了那点游戏分死磕苦熬;我呢?觉得扣分再多也不是真金白银，咋扣都不心痛，换来的却是美丽的心情。甚至看到我的纪录，心情更是十分酸爽。

　　我的科研之所以能搞到全国第一乃至世界第一，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经验之谈，兹隆重地把它推荐给大家。

　　学术文章中的外行写法

　　现在的学术文章中，有很多外行写法，不仅大量愣头青，甚至一些已经混成大腕儿的家伙也用这些外行写法来写文章，并发表在大刊物上。至于一般刊物，更是屡见不鲜，有些还用编辑部公众号隆重推出，让人产生各种不良反应：肉麻、喷饭;甩脑壳、拍桌子;笑掉大牙、昏昏欲睡……想不出词儿来了，学张振涛来点儿排比句(比他高明一点儿，不但是排比句，而且是等差数列结构)。

　　有哪些外行写法呢?

　　据我不完全统计，大约有如下几类。

　　一、狐假虎威的写法

　　这种外行写法就是用名人的观点来作为自己的观点的证据。这种写法的最大痛点或尿点就是没有自己的观点，他们要证明的就是名人已经说过的观点。用什么办法来证明呢?就是用名人的观点本身来作出证明。这个证明的逻辑程序是：因为一加一等于二，所以一加一等于二;或者干脆就是：因为是一，所以是一。这就是他们的逻辑一段式，比规定动作的逻辑三段式整整少了两段。比如某某大咖就说过这档子事儿啊，发表在啥子大刊物上啊，而且还写成了书，甚至还写进了工具书……可谓铁证如山，毋庸置喙。这种“证明”亦称“循环论证”的“自证”，即论证的前提就是论证的结论，因此又称为“先定结论”。

　　二、人多势众的写法

　　这种外行写法就是要证明一个观点，拉上一大帮子人抬轿子就行了。比如大名鼎鼎的某学者就用了这种写法，按他的说法是：支持他某一论述的大多数人的评价都很中肯，而反对他的人只有那么两三个，而且这两三个人的说法都很扯淡。

　　这种写法在不懂学术的人看来是很有效的，为啥子呢?因为不懂学术的人通常都占了大多数。但真正懂学术的人都懂得一个基本道理：学术研究跟打群架不是一码事。为啥子呢?因为打群架肯定是人多的一方赢，人少的一方输。但学术这玩意儿不是打群架，情况往往是反过来的：人多的一方往往是外行，真正的内行是很少的。

　　三、“政治”正确的写法

　　有些人写文章，喜欢套用高大上的东西来代替学术研究，一看标题就知是正确的废话。这种文章你千万别跟他商榷，一商榷你就是“政治”不正确了。当然，这种文章中本就没有什么学术，你也不知道怎么去跟他商榷。

　　四、热血沸腾的写法

　　这种写法是以情感代替理智，一上来就拍桌子打巴掌，或声泪俱下，或义愤填膺;要么喊口号，要么吟诗赋词;用语夸张溢美，无所不用其极。绝大多数傻里吧唧的读者往往会被他们的捶胸顿足、哭天喊地所打动，殊不知这种人纯属入错了行。为啥子呢?因为他们最适合的行当是去搞传销而非学术。

　　再写四种，合起来刚好凑够“八仙”。

　　五、行行都懂的写法

　　这种写法就是在文章中吹嘘其行行都懂，甚至行行都通。说起来写的是音乐学文章，里面社会学知识、人类学知识、民俗学知识、历史学知识等各种其他学科知识(一般来说没有理科知识)啥都有，就是没有音乐学知识。美其名曰：“学科交叉”“跨学科研究”。这种写法在当下的音乐学界尤其时髦、特别吃香。就我所见，搞这种写法的人大都(如果不是全部的话)是音乐学知识的半瓶子醋，甚至根本就不懂音乐。为啥子呢?正因为他们肚子里的音乐知识空空，只能四处去讨饭来填肚子，邯郸学步、东施效颦，把文章写成了四不像。结果搞得不仅别的学科没入门儿，最后连自己的家门儿都找不着了。

　　当然其中也有个别懂点儿音乐的，比如某位大名鼎鼎的学者，就懂点儿音乐，还能搞点儿音乐的技术分析。但他觉得光搞音乐的单一分析法搞不深音乐，要用跨学科的“综合分析法”才搞得深。其实他犯了个基本认识上的低级错误。一来他以为音乐的技术分析就是高级分析，不晓得还有一种更深层次的原理分析。比如物理学界的牛大爷与爱大爷、音乐学界的童大爷与蒲大爷，搞的就是单一分析而非综合分析，搞出来的东西可以惊掉于老爷的下巴。二来他不懂得一般来说，综合分析方法与单一分析方法之间不存在孰高孰低之分。之所以叫“一般来说”，是我蒲大爷还有一种特殊认识：综合分析比单一分析臭得多，因为事实上所谓的综合分析都搞得很臭，他稍好而已;而童大爷与蒲大爷搞出来的东西，比他高了岂止几篾片。有兴趣可以参阅蒲大爷的《音乐的社会—历史、文化学分析深度观质疑——兼及对音乐本体分析深度观的重新认知》第二章。

　　六、一团糨糊的写法

　　刚才说了搞跨学科研究的人一般不会跨理科知识，实际上搞音乐学的人基本上都不懂理科知识。而缺乏理科知识的人写文章最容易犯的毛病就是脑壳不清醒，缺乏逻辑思维，把文章写成了一团糨糊。

　　我之所以不喜欢看音乐学的文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很难看出其中的理路，东拉西扯不晓得在说啥。我即使要看，也只是偶尔瞅瞅大腕儿的文章，说明这个毛病是大腕级别的通病。

　　有些大家大夸特夸的人，写的文章就看得我打脑壳，眉毛胡子一把抓，让人脑壳发晕，不忍卒读。所以后来我只要一见是他们的名字，就直接略过，免得看出脑血栓。

　　七、跟风炒作的写法

　　这种写法通常是没有脑壳或马屁精的写法，比如香港的某位，脑袋一拍搞出来了个“音声”，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国内都一片“音声”蛙鸣。为啥子呢?一来国内一大帮腕儿都到那里去混了个博士，回来一炒，必然产生蝴蝶效应。直到蒲大爷发表《“音声”之疑》后，才算暂时安静了一会儿。再如上音某个腕儿挖空心思搞出来了个“临响”，只见他的博士硕士个个都“临响”。至于外国佬搞出来的东西，啥子“隐喻”啊、“互文”啊都成了抢手货。我院某博导的硕士博士几乎届届都把鼻子凑在一块“互闻”。

　　八、和尚念经的写法

　　这也是音乐学界某些大腕儿的搞法。咋个搞的呢?就是把一个臭不可闻的“观点”或搞法没完没了地不断反刍，不厌其烦、连篇累牍地重复发表。为啥子我称之为和尚念经呢?因为和尚每天都要做早晚功课，这个早晚功课就是念经，这个念的经每天都一样，永远不变。

　　我就在想了，为啥子这些大腕儿不能学学我蒲大爷，搞出点儿新玩意儿来呢?

　　我蒲大爷虽然也念经，比如关于商音、关于同均三宫等等等等，就念了多次，但每一次都能念出新东西，让人耳目一新。而且每念的一次经，都能让人百看不厌。

　　这才是真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