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幸是金子总会发光。20世纪50年代初期，在侯外庐校长的感召下，西北大学一时间俊彦荟萃、名师云集。其中张西堂、傅庚生、郝御风、刘持生等教授，是西大乃至全国高校中文系名号颇响的人物，他们治学精湛、个性卓然，无论学术、师德还是文人风骨，都令后辈追慕不已，只可惜这样正常的学术岁月太短暂了。但即使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蒙受冤屈惨遭批判，先生们依然坚守知识分子的良知，坚守教育和学术阵地，据理自辩，不卑不亢，他们是校史中承载大学精神的典范，是最值得我们大书特书的标杆性学者。

　　翻阅史料的过程中，最令我无法释怀的一件事情发生在1967年。老教授傅庚生先生和老干部张宣先生被造反派批斗凌辱，“孟昭燕老师给学生们讲道理，却被打得遍体鳞伤，卧床数月”。孟昭燕是我的老师，我20世纪80年代上大学后，她曾给我们上过中国现代戏剧文学专题课，记得她的讲义是一个发黄的小本子，不紧不慢地坐在讲桌前，标准的普通话里带着好听的京味。她讲《雷雨》中的人物，抑扬顿挫地念出台词时，一个美丽而幽怨的蘩漪形象就活在眼前了。后来我们才知道，孟老师在北京大学读书时曾经饰演过蘩漪一角，她是20世纪50年代北大毕业分配来西大的，是著名历史学家张岂之先生的夫人。于是，孟老师在同学们心中愈加神秘起来，回回上课都想抢坐在前排。我心中这样的孟老师，无法想象她当年竟遭如此厄运。一个年轻而文弱的女教师，能站出来保护老先生，在那样的严酷环境中是需要胆量的。我吃惊于孟老师竟然用“讲道理”来对待施暴者，静下来想，以孟老师的身份和性格，她会用那个时代流行的斗争方式来教育学生吗?当然不会。她只会用师者的苦口婆心，甚至是女性的温言软语，让孟老师挺身而出的或许不是我说的胆量，而是天性和教养。我看了中文系“新三届”为毕业30年编辑而成的纪念文集，加上我们自己的《八一集》，每一届回忆老师感念师恩的文章，都描述过孟老师当年的文学课堂，孟老师那咏诵话剧台词般的讲课声音，是如何感染了一代又一代的学生，让他们几十年后仍然念念不忘?我理解，这就是文学感性的力量，是艺术美感发生了作用，这美感在作品中，也在孟老师身上。孟老师2016年去世时，我正负责着现当代文学教研室的工作，记得是一大早坐校车赶去殡仪馆告别老师，站在孟老师灵前，脑子里盘旋的竟然还是老师上课的情景。斯人已去，声犹在耳，那一刻我悟到了，老师是以她独有的授课魅力，把她的文学教育雕刻在学生的心里了。

　　1981年我们这一级走进西北大学时，几位前辈大师如傅庚生、刘持生和单演义等先生年事已高，不再登台为本科生授课了。但我和我的同学依然非常幸运，遇上孟老师这样一批文学的启蒙老师。他们大都是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大学毕业，或留校或从外地分配来西大工作。在那个欢乐与痛苦交织的时代洪流中，他们经历了种种人生选择和内心矛盾，革命的疾风暴雨确乎洗掉过知识分子曾经的傲岸和儒雅，而深藏于内心的，对知识的崇尚、对美的感应和对学问的敬畏，却如披在灵魂上的无形袈裟，未曾真的离去。一旦会逢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机时，积压多年的学术热情喷薄而出，很快就迎来属于他们的学术黄金时代。我们八一级上大学时基本都是十七八岁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和前几级学长们相比，无论人生阅历、知识积累和文学素养，都相差很远，可以说基本上是一张白纸，于是仰望讲台上的每一位老师，都有登堂入奥之感。给我们上过马列文论的刘秀兰老师每在校园和我见面聊天，总要提起我们八一级，说她最喜欢我们班了，上课时个个眼睛睁得圆溜溜的，求知欲特别强。这样的课堂想来特别能激发老师的授课激情，很自然地将正在进行中的学术研究，很鲜活地带到大学课堂上，不止于知识灌输，而是启发学生一起思考一起讨论。张华老师的“鲁迅思想研究”课第一次为我推开了鲁迅研究这扇厚重的大门，赵俊贤老师的“当代作家作品选讲”让我对丰富多彩的当代文学现象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而我最早领受理论思辨的魅力，是在听了张孝评老师的“文学概论”之后。师生共处20世纪80年代文学复兴和学术回归的历史现场，当我们沉浸在获取知识和精神营养的巨大满足中，课余时间操场打球、宿舍弹唱、寒暑假游山玩水的时候，老师们正在废寝忘食点灯熬油，埋首于各自的学术研究。“科学的春天”来得有点晚，真正起步学术研究时已是人到中年，他们想抓住教学之外的一切时间，他们交出休闲，交出健康，甚至有老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所有这一切，是当时年轻的我不曾意识的，其中的荣耀和牺牲、快乐和痛楚，更是我在经历多年求学，走上同样的工作岗位之后逐渐体味到的。后来我又反复阅读过老师们这一时期的代表性学术著作，看到“教与写”是如何互动生发，以及他们钻研学问的路径方法。想起鲁迅那句“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而我们是直接汲取了“牛奶”的精华成长起来的。对于这一代老师，他们的学术之路可谓悲壮，对于这一代学生，我们又是何其幸运和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