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石膏

　　油画专业的基础课素描，素描从画石膏模型与雕像开始。高考前正式从过师的同窗，或多或少都有过画石膏的学习经历。有人已经在名师指导下画了几百个课时的大卫、阿克利勃、伏尔泰，等等。曾在中央美院补习班学习过的王琼,画石膏模型 “三大面五调子”层次分明，造型准确，空间感强，令同窗叹为观止。

　　我进校前，在边远小县的公社中学任教，见画家如见天神。自学绘画好比“打野食”，这里刨刨，那里啄啄;压根没见过石膏模型,没画过静物。我给单位画过马克思、欧仁·鲍狄埃的巨幅画像。我制作光荣榜，榜上十几个人物图像，都是自己的炭笔写生。我还在刊物上发表过连环画……可是，面对正规素描教学，特别是遭遇石膏，这些“野路子”算得了什么?

　　美术系两个专业基础课程安排各有侧重;国画班主打线描，油画班主攻素描。大二上学期，有一阵两班同学都热衷模仿美国画家尼古拉·费申。国画班梁聿光同学画的费申式素描，水平超出我们班许多。我直言油画班画石膏已画僵，费申的简练、灵动、帅气学不来了!这话让老师不悦。

　　美术专业教学理应注重个别教学。个别教学核心，是针对不同对象的个性化指导。解决素描基础，如果画石膏不是唯一选择，是不是应该容许另辟蹊径?我对同窗说：“描摹没有气息、没有体温、没有性灵的石膏制品，把追求艺术的激情一点点磨去，实在得不偿失。”

　　我认为，十几个、甚至几十个课时的作业过程，不是我要画，是要我画，不是画，而是磨!在画室，我学说生产队农民的牢骚话：“公家的活，慢慢地磨，磨是磨，不要睡着……” 老师不客气地批评：“看看你这张作业，学了半学期，还没有画出你考卷的水平。”

　　四十年后，听到陈丹青激烈抨击：“美院素描教学是一场灾难。是反艺术的!”

　　咀嚼斯言，百味杂陈。

　　人体之美

　　人体绘画停了二十年，专家们找出毛泽东早年的一条指示，大意是画人体对学美术是有必要的，以此为依据积极争取，总算恢复了课程设置。

　　老师说，你们七七、七八级同学赶上了落实政策的好时候，要抓住机会多画、好好画，没准以后形势再变回去不让画咋办?

　　老师还说，油画作业难度最大的是人体。

　　老师多次说，自然界所有的颜色，在女人体上都可以找到，能把女人体色彩变化统一表现好，色彩基本可以过关……

　　我班第一次画人体，模特披着浴巾从屏风后转出，教室一片寂静，只听得患鼻窦炎同学急促的呼吸声。模特登台以后，姑娘裹着浴巾手足无措。任课老师边讲边走过去，比划着怎么摆姿势,随手抽走她身上的浴巾。“哐啷啷!”不知谁的调色油打翻了……

　　还有一次，换了新模特，姑娘全身肤色白得炫目，栗色头发瀑布般落下。大家议论：“一笼统的白，对比展不开，色彩变化怎么找?”

　　有人意见与众不同：“猛地看白皮肤自身差异是不大，细心比较，会发现色彩变化并不难找。肤色越白，光源色辉映越敏感，环境色折射越鲜明。你看乳房隐隐透闪的群青，肩部反射的淡淡的柠檬黄，倾向性还是比较明确。再看固有色，越是白皮肤,红颜色越容易找出来,比如嘴唇鲜艳的玫瑰红，比如手指、乳头、足跟沉着的朱红……还有腹部的赭黄倾向。这些节点色彩对比，其实比深色皮肤鲜明。再说，栗色头发要比黑发更容易画出质感和光感是不是?”

　　有人漫不经意地回敬言者：“咋不说，你是结了婚的……”

　　我的作业完成后，老师赞扬：“色彩丰富透明、调子统一，真正的油画!”那时的老师,表扬不打折扣，批评不留情面。探讨艺术，师生间保持无障碍沟通，各抒己见争执不休是常有的事。学生对老师不用笔管条直,当面顶嘴不算冒犯;也不忌讳某些超越专业的敏感话题，没听说有打小报告之类龌龊事。

　　我说，画女性人体的唯一目标是美，是画出活色生香的感觉。说什么劳动人民的健康体魄，说什么时代之美的曲折反映，等等，都是睁着眼睛瞎扯。

　　不幸的是，我中意的几幅人体作业都被小偷顺走。事后才知，当时社会上还没有人体摄影，有人把写实性很强的油画翻拍成照片私下交易。画室外人进不去，于是小偷惦记上我们宿舍……

　　谁能想到，我的画作第一次被“拿”去当商品，竟是这个路数。交易在幽暗处，谁人付出，谁人获益，不得而知。

　　草原重逢

　　1981年春天，在碌曲县尕海公社(以后改乡)艺术实践时，我给公社武装部长画了一张油画速写。感觉画出了藏家汉子的英武俊朗，颇自得。部长再三要求把画留给他，只好割爱。

　　2004年仲夏，草原最美的季节，我陪分管副省长李膺去甘南州检查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走进碌曲县，参与接待的县人大常委会主任一把拉紧我，亲热地不知说啥才好。原来，他就是当年的公社武装部长：“你画的我，人人看到都说像，好好地保存着呢。”

　　县政府把午餐安排在牧民帐房里。大家才坐定，主任转身出去，汽车轰鸣由近及远。不一会，听到一声刹车，主任小心翼翼地捧着画进来。画框蒙着塑料薄膜，画面上罩着玻璃，画布平整颜色如新。

　　时隔23年，鲜花盛开的草原，老朋友重逢，作者与作品重逢，那份喜庆没得可比。

　　在尕海，陈东阳也画过一幅美艳动人的藏族姑娘像。他说，藏族姑娘是几十年来自己画得最好的肖像，画出了以前和以后都没达到的水平。陈东阳以后没怎么画，却总说自己一直在心里画着。他曾开公司给银行搞装修，后在省城一家职业学院教书法。退休后开私家车拉着妻子满世界转，他妻子是作品颇丰的风光摄影家，摄影协会会员。两人多次去尕海，拍了不少好作品，拿来展示，每每牵动弟兄们绵长的回忆。

　　尕海草原，是许许多多画家提升艺术的福地。

　　画室勤学苦练每前行一步都不容易，点点积累都是为某一天突破做着准备，为什么突破多出现在下乡艺术实践时?——走进百姓生活，接天地灵气，总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在大自然中观察表现美，不仅收获优秀作品，还陶冶性情拓展胸襟。用兰州话形容我们班的同窗，大多数是“亮豁”(坦诚豁朗)人;狂放不羁者有，大大咧咧者有，毛毛糙糙者有，却没发现有谁个是“琐末子”(精神猥琐、品格低下者)。

　　“酒侠”行状

　　在尕海，我们都画过公社的团委书记贡嘎。他身材紧凑，平常不穿藏袍，总是一身平展展的藏青色海军呢军便服，白衬衣白得耀眼，黑皮靴闪闪发亮。更吸引人的是他卷发隆鼻鹰眼，仪容俊朗举止倜傥。贡嘎家就住在公社对面。那天，公社大门口晒太阳的老阿奶指着泉边背水少妇说，那是贡嘎媳妇，今早刚生养了个尕娃儿。生孩子当天就下地干重活!?不来藏区，无法想象藏族妇女的吃苦耐劳，也无法想象她们的歌舞才艺。

　　贡嘎当了碌曲县县长后，有次来省城公干，同窗置酒欢迎。酒喝到高处，有人把自己发成“快件”(快速喝醉)，对贡嘎县长拍胸脯：“你们碌曲有个尕海，你们尕海有个我的朋友，你想在尕海办啥事吗?只管说，我叫朋友去办……”

　　别人故意打岔：“请问你朋友贵姓大名?”

　　酒侠喃喃： “贡嘎……”

　　一直以来，我们的集结暗号是“豪情美酒自古常相随”。若回复“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表示被家人严管出不了门，回复“将进酒，杯莫停”，便匆匆赶来。一入席，过程就大于目的，喝其次，拳为重。隆隆拳战，豪情荡漾豪情，狂热发酵狂热。艺不高也胆大，常把自己“挖大”(兰州话喝高)者，即为“酒侠”。“酒侠”粗放率真，虽重然诺,但给酒后他们托付事情，得多说几遍才行。

　　“酒侠”纵酒的神姿仙态，叫人远近不得：

　　有位同窗做东请多个画家雅聚，喝到高处，东家评说在座各位的作品。他不会说“还有发展空间，有待于进一步提高……”之类，而是直戳人家短板，言之谆谆，势也汹汹，一人发声举座不欢。

　　“酒侠”说酒话,能把狼筋扯到狗腿上，叫你哭笑不得。有个弟兄去蒙古草原旅游,我请自治区旅游局领导予以关照。领导给盟里的一位旅游局长打了招呼，局长以民族风格热情接待。毫无悬念，那位仁兄当场成“酒侠”。不久，我们报社有记者要去内蒙采访，我想给那位帮过忙的盟旅游局长带点礼品以示感谢。我问“酒侠”，局长姓名。他咧咧：“给过名片，丢了。”我正想责备两句，他却扯起：“牧区的人么，不是姓牛，就是姓马，或者姓羊……”我无语!

　　我邀请同窗们去漳县景区采风，三天返程，别人带回的作品足以办个小型展览，有人却两手空空。原来，这位兄弟在宾馆偶遇酒友，天天被弄成“酒侠”，硬是没得出宾馆门。我说：“景区姹紫嫣红你是一眼没䁖着啊。”

　　答曰：“我起码知道宾馆包厢的墙是白的，知道房间的被褥是白的……”

　　第一壶酒

　　大一第二学期刚开学，学校组织音、体、美三个系新生到靖远分校劳动。我们班持续几十年的酒场，从那时拉开。

　　我有个发小王和平，在靖远城里的春光电子器厂工作。王和平是游泳健将、神枪手、垂钓高手，真正的全能玩家。我带几个弟兄进城找他，他向我们展示了自己的厨艺，油炸麻雀、干煸“船钉子”(一种小型黄河野鱼)。多日不见荤腥了，从王和平宿舍出来，我随口说，野味配酒，越喝越有，刘宣立即响应。他自甘南大草原考来，有过喝两斤青稞酒不倒的光荣历史。他拎着大号军用水壶去商店,灌了满满一壶劣质红薯干烧酒。物质匮乏年月，那是货架上唯一酒品。

　　一行回到宿舍，才坐定，没进城的几个小男生已经围上来接过酒壶，你一口、我一口就着壶嘴子喝起来。他们不曾领教过烧酒“水的形态，火的性格”之厉害，不大一会儿，就把自己发成“快件”。有人扶桌蹬椅傻笑,有人在高低床上欢腾跳跃。引来音乐系、体育系男女同学围观，指指点点像看花果山的醉猴。

　　多少年来，大家事事走向成熟，却总有酒事夹生，时不时地整点动静出来。远的不说，就在新冠肺炎疫情流行期间，宅不出户，本是闭门作画的机会。有同窗却钟情于 “硬早餐”，早起就喝，每每七八两下肚，整个一上午，视线都不带转弯的，估计啥也画不成啦……

　　酒场上，我若责备谁个纵酒，总遭反驳：“耶!说什么说?咱班弟兄轰轰烈烈一路喝来，头壶酒难道不是大哥你撬开的?” 于是，我被灌了个满杯。

　　杀 猪

　　那时节，分校伙食很差,除了窖藏了一个冬天的土豆萝卜，再没什么可吃的，清汤寡水顿顿重复，前来劳动的三个系同学怨言四起。春播开始,分校主任对大家讲:“实在抱歉,还没让你们这一拨同学吃上肉，等几天看吧。”

　　他接着解释：“饲养场倒是有猪,可是宰猪的人不在,没办法呀!”听这话,下面吹口哨,冒怪声，一片嘈杂。主任尴尬地立在那儿。

　　我可劲喊了一嗓子:“有会宰猪的!”喧闹立刻平息。

　　主任一惊，走过来问:“当真，是你?”

　　我说:“我只管宰杀,烫毛翻肠不干!”

　　他笑了:“好啊,好啊!烫毛翻肠子有炊事员呢。”

　　说实在, 我从来没宰过猪。插队几年,我住在生产队的饲养场。每年春节前，队里要宰年猪,我都凑跟前看热闹,有时还给他们搭个下手,知道些个中路数。第一次操刀，我倒是不慌不忙，过程紧凑利落，在外人看起来够专业。来自大城市的应届考生，现场看宰猪可是新鲜事儿，多的人第一回见识了圈里的活猪，怎么变成案上的大肉。

　　进校不到一年,外系同学都不知道我的名字，背后称“美术系杀猪的家伙”。众人吃肉，操刀者被称为“家伙”，想来挺有意思。

　　多年后，在全省卫生工作会议上，我和已任厅局长的分校主任邻座，两人悄悄说起分校杀猪那档子旧事，忍不住笑出声来，引动前后左右的惊诧目光。

　　有勇有怯

　　要离开分校了,三个系的师生背着行李卷集结靖远火车西站，等候从平川煤矿加挂的临时客车。靖远西站简陋得不成样子，没有候车室，站台不过是被栏杆和铁丝网围起的半截水泥地。加挂临客难得正点，大家等得无聊。懒洋洋的太阳下，有人抬头低头画速写，有人眯起眼睛弹吉他,有人围着行李卷打扑克……

　　突然，匆匆跑过来一个身穿土黄色人字呢旧军服的中年汉子,手挥一只驳壳枪指向车站南面的断崖,急切地大喊:“同学们!我是公安局的。有两个杀人犯跑进那个洞子,快来人跟我去抓啊!”几个男生跟他往山洞跑去，我冲在最前面。

　　赶到洞口时, 公安身后只剩我一个。我问他:“把枪让我拿上成不成?”他横我一眼:“不成!”

　　那是个为采沙掏成的山洞, 直径约六七米，地面洞壁还平整,越往里越幽暗。公安拽我一把低声说:“咱俩分开，从两侧贴边往里摸。”洞中黑乎乎的很恐怖，摸索行进，我心狂跳。公安右手端枪,左手擦亮打火机，大吼:“出来!不出就开枪!”嗡嗡回音声里，从深处猛跑来一人,幸亏我紧贴洞壁才没被撞上。我下意识地来个“扫荡腿”，把那人绊倒扑地，然后急转身就势骑他身上，双手按肩，膝盖死死顶压脊背。他没有做任何反抗，浑身一个劲地颤抖，拉着哭腔喊道:“叔叔,我没杀人啊!”我不由自主地颤抖，听得见自己牙齿磕磕发响。

　　我脑子里一片空白，不知坚持了多长时间,也许只是一小会儿。听得几下扑腾声，公安反拧着一个高个儿小伙,枪口顶小伙脖颈走过来。这时，眼睛已适应洞里光线。他抡起枪柄砸着小伙喝道:“蹲下，解鞋带!”我按下的这个，也起身又躬下，边解鞋带边哭泣:“叔叔,我没杀人。”听声音那么稚嫩,我才不太害怕了。两人靸着鞋挪到洞口，公安先抽掉他那个的裤腰带,用鞋带把两个大拇指紧紧捆起,捆得直叫唤。然后，又过来如法整治我拧的这个。

　　嫌犯用指头勾着裤腰,出了山洞。阳光下才看清楚,原来是两个小年轻。我拧的这个像中学生,已被眼泪和沙土蹭的，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

　　……火车来了。我被同窗们拥簇起，跑向车门，几乎被大家抬上车。车开了，大伙兴奋异常吵吵闹闹，国画班的殷强把我的花格呢贝雷帽摘下，和王琼抛来抛去满车厢跑，几个小同学跟起在过道里来回撒欢，下车时，帽子已经找不到了。

　　火车哐哐当当地行进，我心绪烦乱，阵阵恐惧袭心头，膝盖狂抖;一个劲地往回想，杀人犯会不会记住我?我会不会因此遭到他们同伙的报复?坐在对面的女生高人模关切地问：“你咋了，脸色难看得很呀!”

　　回到学校，我心思往这动了好长时间，曾向靖远城的熟人打问情况，听说是几个小混混去城郊抢一户农家的信鸽，争夺中用短刀捅了人，后事再没问清楚。

　　2006年秋天，张斌、张乐勤、纪明一行来到北京看俄罗斯画展，哥几个又提起靖远西站洞中抓人的事：“那年月，政府没有见义勇为奖，要搁现在，你肯定得奖。”

　　听有所获

　　刚进校，政治课是讲“党内十次路线斗争”。高个儿黑脸膛陕西口音的老师认得我，知道我上中专时，已经学过“十次路线斗争”，所以上课总提问我。因此，我不敢逃课，怕他再问时，发现我不在课堂。很有意思的是，他刚讲过第八次斗争——粉碎彭德怀反党集团没几天，又来课堂通报：“党中央做出英明决定，为彭德怀同志彻底平反!”欣然表情发自内心，很阳光，很大众。

　　第二任英语老师和我们年龄相仿，都说她是师大最美丽的老师。她一来上课，先前一直逃课的几位男生都来了，早早挤在第一排，还踊跃发问。提一些个只有从来不上课的人才能提出的问题，老师耐心地从A、B、C讲起……

　　随着思想解放帷幕徐徐拉开，接连进行各类讲座，新潮学说与传统文化互动，感性传达与理性批判交融，犹如引来一河开冰的活水，浇灌得繁花摇曳异彩纷呈。生动气象陆续展现校园。

　　记得进校不久，余杰教授出访西欧回来在大礼堂做报告。他避开意识形态敏感区域，用小故事串连，轻轻“掀起你的盖头来”，形象地描述了欧洲的发达状况(我们此前一无所知，只听说水深火热什么的)，展示了我国冰川冻土科学家学术活动的风采。余教授使我们大开眼界，他以小见大地进入角度，冰糖葫芦式的结构安排，影响了我以后的讲课。

　　最近，听了中央音乐学院周海宏教授的讲座《音乐何须懂》。我想起当年著名歌唱家来音乐系做学术报告，报告结束，我问比肩而坐的同窗有什么收益。他说：“好嗓子是天生的。看人家，一面讲保护嗓子，一面又点起一支烟……”

　　看来，他没听懂，我也多有不懂。不懂，不会使听讲降温。

　　高尔泰在兰大哲学系开美学课。整整一学期，我和陈东阳一节不拉地听完了。从师大到兰大往返一趟七八十里，每次在西关十字始发站挤3路车，使出全力就像投身搏斗。

　　日本学者藤枝晃来校讲学，我捏了两个馒头早早去占了第一排中间位置。他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外国”那句名言时，我就坐在对面……

　　讲座是最好的导读，读书是最重要的写作准备。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阳关》杂志分五期连载了我谈敦煌艺术美学的长文。二十八年后，北京和甘肃几家专业学术刊物和报纸又转载了这篇《关于敦煌艺术的美学思考》。因此，我应邀从北京飞兰州参加敦煌画派研讨会，接受电视专访。

　　失落进行时

　　刚分配到酒泉，我在行署文化教育处人事科打杂，想调到群艺馆，干些靠近绘画的事儿。我请时任师范党委书记的父亲给文教局领导说说，他断然拒绝，还批评我想“走后门”。可是为自己学生的分配，他总不遗余力。我抱怨父亲，悄悄嘟哝几句。

　　父亲思考良久后问我：“你敢不敢辞掉公职?如敢，我们这就约定，我养活你五年。五年里，你去名山大川写生，去都市大邑寻师。只要潜心作画，五年后你肯定能养活自己。如果再过一个五年，精神收获且不论，物质生活裕如更不成问题。那么，再过两个、三个五年是什么情况，恐怕你现在想象不来。”

　　多年之后，我才理解父亲的大智大爱大格局。

　　2000年，省委组织部老部长流萤来定西，对我一席话，说得语重心长：“你当过县委书记，就算把官做了，仕途能走多远，现在应该能看清楚，找合适机会退身画画吧。”

　　“该想想怎么回头来画油画了，你才四十几岁，有那么好的专业基础，又有这些年丰富的生活体验，把画笔拿起来，一定比在行政上干下去更有作为!”

　　先生所言，有世事洞明的深刻，有官情练达的睿智，听来心绪怦然。我终归没能脱下行政舞台的“红舞鞋”，原因众多，自身局限是关键。

　　潜心画事，需要“不旁骛、不他顾”精神状态，我没有，多数同窗也没有。几十年来，大家在不同行业各有建树，多的与画事无关。有艺术修养审美情趣打底，精神生活也说得上丰厚。没能与色彩共舞，毕竟是一种失落。原因复杂的失落，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

　　“错位的纽扣”

　　师范院校美术系培养目标，定位于中学美术教师。实际上，我们七八级油画、国画两班四十名学员，把中学老师当到底的只有一位。

　　在大家心目中，从事职业和所学专业的距离，决定了幸福指数。距离越近，越有存在感、幸福指数越高。毕业就去了出版单位任美编的几位，被看成 “幸福得像花儿一样”。能在条件好的单位当美工，也算得上 “幸福的小草”吧，毕竟还能和绘画沾些边。

　　我曾经像“幸福的小草”。1983年，我到黄河上游的盐锅峡水电厂宣传部工作，正好赶上厂里准备“争创工业学大庆先进单位”验收。为迎接验收，全厂上上下下忙活了小半年。我的主要任务是画画，给厂大门、办公大楼、招待所等处画的几幅大型油画，好比为典礼准备的盆花。领导乐见，外行喜欢，皆大欢喜。应景之作，本来就说不上艺术，自然如过眼烟云，了无痕迹。我给厂里工友画了一批油画速写像，收藏在一些人家，倒是留下一点审美纪念。

　　那段时期，要什么条件厂里给什么条件，作画时间充分保证，昂贵的绘画材料照单供给。验收结束，厂里扛回“工业学大庆先进单位”牌子，我被指派去给青工教法律常识，从此合下画箱拿起教案粉笔。

　　前年夏天，我和几位朋友上临夏，路经盐锅峡电厂，门卫恰好是我当年的学生。他说收藏有我的油画，我心头一热。看了藏画，却是些深圳大芬村的制品。

　　职业完全脱离绘画，好有一比—— “错位的纽扣”。错过了艰辛负重，却更有可能实现自身价值的艺术人生。

　　越说越远

　　除了增开教育学、心理学，我们的专业课程设置与艺术院校没什么差别，按统一的美术教育大纲组织实施教学。说起“大纲”,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苏联援华专家马格西莫夫是绕不过去的人物。马格西莫夫教授在中央美院培养了一批油画人才，参与了中国第一部美术教育大纲的制定。有当事人回忆，马格西莫夫主持制定大纲时，涉及框架、细节，从不逾越苏式教学藩篱一步，相当程度上照搬甚至死抠苏联契斯恰科夫教学体系的条条框框。有意思的是，他自己教学与创作却不完全照搬那些条条框框，有时还真能放开。

　　“大纲”制定者(不仅仅是马格西莫夫)以“高仿”向上司负责。仿制品支配、影响了我们的美术教育几十年。

　　有专家指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在 “一面倒”的大政方针下，中国高校院系调整，以苏联模式为蓝本。中国的高等教育大纲，很大程度上临摹了苏联的大纲。而苏联的大纲，又疑似德国工科教育大纲的山寨版。为什么是工科?因为意识形态分歧，苏联排斥德国的人文科学教育，却把德国工科教育理念套用于自己的人文学科。此举，对艺术教育的负面影响可想而知。

　　苏联的契斯恰科夫教学体系是了不起,但定为一尊奉若圭臬，则难免屏蔽争鸣，窒息学术空气。贯彻马格西莫夫版美术教育大纲，几代人从中有受益、也有深刻局限。上学时，我们的老师之间有些争议，如画素描要表现的是“三大面五调子”，还是“明暗两个系统”，以及创作能不能借助照片，等等。看似激烈，其实没有多少学术意义，局限由此可见。遵循大纲，教学贯彻一套严格操作程序，突出技法训练，排斥差异和多样性。描摹客观对象是不二法门，栩栩如生成为最高要求。重视共性，忽视个性，用一把尺子量到底的结果，就像农民说的“长高掐低，长稠拔稀”，人才难出，遑论大师。

　　在法国卢浮宫，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美术馆，我流连于灿若舒锦的世界名作前，感慨时乎时乎，不再来!

　　如今社会，对艺术探索的个性和多样化宽容得多，后来者的眼界也开阔得多。这些有利条件，为提升艺术教育，成就艺术创作提供了可能。

　　但可能不一定成为现实。如今大批大批书画家逢迎市场，致力消费文化，使自己成为精神快餐链上的生产者，同时也是觅食者。“操作”、包装、市价决定……导致艺术异化。艺术的异化说到底，是行为主体的异化。

　　憾事揪心

　　琐忆画事，我最是愧对辛安亭先生。

　　兰州刚解放，辛先生担任兰州大学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我父亲在他领导下工作。辛先生调任甘肃省人民政府第一任文化教育厅厅长，又把我父亲从兰大带到省厅。辛先生是我父亲尊重的领导和师长，对我也一直关怀有加。我刚上大学时，他还在兰大任上。他退居“二线”以后，有了自主时间，我向老人提出为他画幅肖像，他不假思索欣然应许。辛先生认识一些大画家，高尔泰先生就为他画过头像。他所以让我再画，并不是看准我这个大四学生的画艺，主要是为了鼓励。我既感激又有些不好意思：“油画费时间，而且摊子铺得大，会给你添许多麻烦。”辛先生笑了笑，未说什么。

　　我观察到，读书小憩时的神态最能反映辛先生的气质特征。于是，我请他坐在沙发上，左臂伸展手握书卷，右手轻拈眼镜，面部侧对光源，目光迎向我的视角。这个姿势看起来静适，持久了却很费力，老人就这样坚持了数日。在我作画的那些日子，他家的书房，被我的画架、画箱、颜料挤得又满又乱，沾着油污的擦笔纸一会就堆积一地。对此我很难为情，辛先生时不时地示意夫人为我换杯热茶……

　　我选择了偏暖的黑褐和银灰作为基调色，采用稀油薄涂的技法，力求在柔和、平缓的色彩过渡中追求整体协调。衣着、书架、沙发等背景都松松地将颜色铺开，把刻画的重点放在老人清癯的脸和修长的双手，着力表现他优雅睿智的气质和安详仁厚的个性。可以说，这是我在校4年里画得最成功的一幅肖像，不但为辛老先生和家人所喜爱，也得到了几位名家的点赞。画完之后，外框还没来得及做，辛先生即把它挂在书房的墙上。他将看过画的人(多是学者)对作品的意见及评价记下，给我一一转述，希望有所帮助。

　　分配前夕，学校举办美术系毕业创作作品展览。系里指名要我把《辛安亭先生肖像》送展。展览还在继续，我已被催着去酒泉行署文教处报到。后来，我曾多次去系里，想的是找回辛先生的肖像画，竟无人知其下落。

　　深怀歉疚，我在长文《仰之弥高的背影》中，写进这幅画的故事。文章编入兰州大学出版发行的纪念辛安亭先生百年诞辰文集《钟情启蒙执着开拓》里，后来又在多家报刊转载。

　　说什么呢?万言万当，不如一图!

　　“告别演出”

　　毕业前夕，高尔泰先生介绍我去兰州友谊饭店，画一幅巨型风景油画《麦积山》。分配白热化时，我正在埋头作画。陈东阳来宾馆问我：“你拿得好稳当哦，就一点也不着急?!”

　　我心想，自己所有毕业考试科目(不含考察)全是优秀，又是校方和团省委表彰过的优秀学生干部，应该不会有问题。第一次公布方案，系办公室主任高调宣布：“陈新民的去向是兰州大学美育室。”派遣时，我却被派遣到酒泉。系里解释，省上有个分配原则，边远及少数民族地区的学员都得回本地工作。待明白真实情况，得知有好几位边远及少数民族地区的学员分配到兰州工作，已是时过境迁。来自临夏的杨树峰拒绝派遣，我却选择了顺从。

　　这时，省政府请高尔泰先生给兰州饭店画一批风景油画，高先生提出要刚到酒泉的我当助手。省政府刘树荫副秘书长打电话给酒泉地委书记麻韬，协调借调事宜。麻书记把我叫到办公楼门阶梯前，他站在高处，教导台阶下的我：“要端正态度安心行政工作，要全心全意服务酒泉人民。”

　　后事被麻书记言中，我果然长期干行政，只是不在酒泉。

　　友谊饭店经办画事的那位头儿，后来调省委组织部干部招待所任职。他见我也调来组织部，多次向部领导反映，要我给招待所画些画。一去三个月，我没出招待所门，画了四幅十几平米的大油画。包括三幅风景、一幅以人物为主。大画是完成任务，我真正倾心画的，是十幅一平米见方的静物写生。于此，我下功夫最多，效果也最好。出进餐厅者观之多有好评，欲重金购买的也不乏其人。

　　1990年初秋，辽宁省委组织部长来甘肃出差，在我的十幅作品前徘徊许久，对陪同的省人大副主任流萤说：“这些油画很专业，有较高艺术水平，建议你收藏此人作品。”

　　流主任的秘书很快给我反馈了这一信息。但是，张掖地委任命我高台担任县委副书记的通知已下发，即使想画也没时间了。我心想，如果部办公室从那十幅静物写生中选一幅给流萤主任，应该可以吧。倘若有权拿事的人(据说是流调来)不愿给也不奇怪， “人情薄如纸，官情比纸薄”嘛，毕竟，流萤是前任部长。

　　不知何年何月，挂油画的楼堂早已拆除重建，我的作品不知流落谁家。为甘肃省委组织部干部招待所作那批画，竟成了我的 “告别演出”。

　　从此，韶光逐波，丹青渐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