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死了，是一个判断;上帝死了，是另一个判断。显而易见，死人是无法写作的，因此我死了只是一个判断;上帝依然接受信众的膜拜，很显然尼采的上帝死了只是另一个判断。我们应该接受这些判断吗?世界于我是漠不关心的，我于世界是漠不关心的，因此我写下了《没有判断的判断》。那我死了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存在呢?坦白讲，我死了只是我突发奇想的三个字符而已，倘若诸君有任何映射，那只能来自你们的判断。这里却存在一个悖论，诸君的任何映射和判断，都力证了我活着。我活着，恰恰存在于我们之间的相互抓住与彼此撕扯。如臧克家所说：“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我相对于那些和我没有相互抓住的人是死了，相对于那些和我相互抓住的人我便活着。我不由想起前段时间那个热搜：“上海回应一福利院老人未死亡被拉走。”这不是谣言，目前老人已转运至医院救治，生命体征趋稳。嗯，这个上海老人被某些人判断为死了，被另些人判断为活着。我母亲死了，这是某些人的判断;我母亲活着，这是我的判断。在我的判断里，我母亲一直活着，这不是矫情，这源于我与母亲那种天然的无法割裂的撕扯。

　　我死了，假设了这个假设，我说话便平添了许多自在。那我这个假设的假设是一个怎样的存在呢?我假设我于漠不关心我的人是死了;我漠不关心的人于我是死了。恕我直言，一个极其惊悚的画面呼之欲出，我是一具尸体，行走在这个尸横遍野的世界。有人问：“是什么原因，让你如此爱好写作呢?”很明显，这个时候我是活着的，倘若我不作答，那便是装死。我已经忘了看到这个问题时的第一反应，那种应激性的、纯神经性的、纯生理上的反应。我不由得笑着对自己说：“说的好像你如果没有忘记那个第一反应你便能用语言还原出来一样。”由此可见，语言与事实存在着天然的鸿沟，即便如我这般自负的语言大师亦不能例外。有了这样的前提，我便可以肆无忌惮地作答了。我写作，那是因为希望有幸被诸君抓住，倘若诸君不幸被我抓住了，那我们便互相抓住了，我们便因此都实现了活着的宏愿。

　　在我那个尸横遍野的世界，反复上演着复活的闹剧，于我而言那只是习以为常的惊悚。这些人为什么会复活呢?那是因为我抓住了他们。我为什么抓住了他们呢?那是因为他们于我是无处不在的。比如：一些乌克兰人、一些俄罗斯人、一些美国人和一些中国人。倘若列举些典型，那便是泽连斯基、普京、拜登、赵立坚和一个说自己是亚裔美国人的谷爱凌之类。当然还有很多不具名的马里乌波尔人、克里米亚人、格罗兹尼人、长沙人和上海人。我抓住了这些人，纯粹是因为无聊。我要消费时间，因此我会去网上冲浪，这些人刚好被我抓住了，他们便在我那个尸横遍野的世界里复活了，即便他们中很多人是真的死了。有人说：“赵立坚说破坏中美友好关系是敌对反华势力蓄意撕裂和散发的政治病毒。”那个人还说：“赵立坚又说美国是当之无愧的黑客帝国、监控帝国、窃密帝国。”显而易见，那个人认为赵立坚的话是前后矛盾的。我却不以为然，赵立坚的话只是担负着不同作用而已。试问一下，我国政府和俄罗斯政府有着亲密的外交关系，难道现在要像翻书一样翻转过来吗?我国政府一直被美国政府视为邪恶势力，难道现在要像犯错的小孩一样跪地求饶吗?政府之间或许真的只有立场和利益，谁又比谁高尚呢?日本政府在乌克兰事件上正气凛然，然而这也无法否定他们曾经侵略的事实，或许日本政府距离侵略只差一个机会而已。

　　今天有个热搜：“江苏规定不得因患者未付费拒绝或拖延急救。”很人性的一个政策，但底下亦有不少不同的声音。有人说：“那如果人跑了，可不可以不让医护人员垫付。”嗯，这里有两个问题。其一便是，现实中确有人不讲诚信赖账;其二便是不和医护人员的收益挂钩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因此有人说：“所以病人溜了，政府买单么，这不应该是国家出面给钱么。”很显然，政府的钱根本上是公民的钱，政府兜底便是全民共担，这也会引发一些人异议。这不，有人建议应完善法律，震慑那些老赖。那综合起来会不会是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呢?我的答案是否定的。庄子曰：“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以有涯随无涯是历代政法工作者们的一大经典困局。法律条文有涯，违法犯罪的具体情况无涯，法律为了巨细靡遗，于是律外有例，例外又有奏准之令，法律工作的专业壁垒越来越高，徇私枉法的机会随之也越来越多。同理，解决方案是有涯的，社会问题是无涯的，以有涯随无涯，殆已。我只能说，一个操蛋的社会，将就过吧，理想主义注定是遍体鳞伤的。倘若人类真的善良，真的诚实，真具良知，那政府和法律存不存在又有什么区别呢?更没有什么好政府与好法律之说了。诚如圣奥古斯丁所言：“人间最好国家与最坏国家的差距，比之人间最好国家与天国的差距，实在是微不足道的。”天国里的人大概都是善良的、诚实的和具良知的吧，又或许天国根本就不存在。

　　我再一次提及了谷爱凌，这里有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便是我抓住了她。我抓住她，是因为她于我是无处不在的。她和去年的丁真以及那些流量明星是一样的。她的横空出世，仅仅是填补了那些流量明星留下的空白，满足了部分人慕强的心理。无须讳言，我是反对制造偶像的，反对偶像崇拜的。郁达夫曾说：“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不幸的，一个有英雄却不知敬重爱惜的民族是不可救药的。”这可以和赵立坚的话做同样的解读，那只是担负着不同作用而已。乌克兰泽连斯基是英雄吗?俄罗斯普京是英雄吗?这些无非是人们各取所需罢了。谷爱凌是中国的吗?是美国的吗?是世界的吗?从根本上来说，她仅仅属于那些需要她的人的判断。我不止一次声称，我于世界是漠不关心的，世界于我是漠不关心的。我不想被太多人抓住，因为抓住之后便是撕扯，我自认为我无力面对那种撕扯，那种众人的撕扯。谷爱凌所谓的自信，我想是经不起时间考验的。即使她自认为准备好面对所有的质疑，但她永远无法预测质疑的持久度。当赞美的掌声渐渐消失后，质疑的嘘声便会被听见。赞美的人无论多卖力，总有一天会感觉疲劳，于是质疑的人便会越来越卖力。这大概便是流量为王时代的写照。我有被赞美的需求，但我对此并不热衷，因为我不想应付更多的质疑。

　　我死了，这是一种解脱。我用象征性的死亡换取了精神上的解脱，倘若承认上帝的存在，这便是我与上帝达成的一个交易，这和浮士德同魔鬼达成的交易是无比接近的。有一次女儿回来后耷拉着脑袋，她说她这次考试考差了。我笑着安慰她说：“考差了好呀，这样便找出了你的不足之处，你今后便有了努力的方向。”女儿笑着说我更智慧了。换做之前，我肯定要数落一番女儿，正如她所说的——要开审判大会了。人们常调侃说：“不辅导作业时父慈子孝，辅导作业时鸡飞狗跳。”现实的确如此，反正我是深有体会的。当下存在两个显而易见的社会问题，其一便是人们的抗压能力越来越弱，此外便是社会和小孩对父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做一个合格的父母越来越难了。我为了防止自己的焦虑传导给孩子，我便假设我死了。基于这个假设，他们于我便是漠不关心的，我便不会因为他们而产生焦虑，然而这也只是一个假设而已，现实里那种焦虑是无可遁形的。女儿明年要参加高考了，当下的成绩很不理想，我真要做到漠不关心，似乎是不可能的。我便尝试与女儿达成一个交易，假设她亟需我的帮助，而于我来说这仅仅出于道义而已。倘若真达成了这样的交易，便等同于我和上帝达成的那个交易——我死了。

　　有位网友在群里一直追问我发表了多少文章，出版了多少书，他不停地声称自己羡慕群里的文姓作家，羡慕他出版了200多本书。我只好送给他两个字——慕强，他苦苦追问我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