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粗算来，自己喜欢上现代诗已有时日。从1985年发表第一首习作，一不留神竟在这条地僻人稀的小径上独自行走了近四十载。

　　“以诗为友，终生无欺”。懵懂之时，欲尊其师;风雪载途，曾围其炉;逆流而上，可仰其帆。多少个不眠之夜，我冥思、遐想，我倾诉、叩问!就像父母给了我生命一样，诗歌早已融入我身体的内部，成为灵魂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诗性即人性”。诗歌的初心使命与人生的起点终点是归一的。从经验主义出发，我对这样的命题和结论不仅深信不疑，而且有切肤痛感。这个中的境味让人充满好奇;有时也想捕捉它，或者自以为抓住了什么，却又难以说清楚、道明白;而要抵达所谓的彼岸，甚至需耗尽余生。

　　The river

　　is still the one

　　VOL. 01

　　记得小时候家里有口老井，我常常趴在上面往下瞧。黑洞洞的，白天依稀能看到自己模糊的脸。我双手捂成喇叭状朝下喊，得到的回声并不那么清晰。

　　我怀疑井里一定有什么不为人知的宝贝，要不然母亲怎会天天将一只旧水桶吊下去提上来，还用两块半圆形的厚木板严严实实地盖住它。她越是这样，我越觉神秘。

　　好几回我看到了一只青蛙，它端坐于半截枯枝上，两眼盯着井壁，若有所思。后来，也经常有月亮圆圆缺缺，几颗星星深深浅浅。有一天，我忽然看见了母亲的眼睛……

　　我相信自己寻着了另一个天空。它是那么神奇，确实深无底、广无边。1988年7月，军校毕业后我分配到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广州实习。在那里与诗歌撞了个满怀。上世纪八十年代，现代诗在中国达到了一个巅峰期。“归来的诗人”充满理性的思辨;朦胧诗从地下到地上，代表着“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新生代诗潮在语言实验上实现了反叛和超越。我也因为有了初步的经济条件和精力优势，而成为一个时尚的“爱好者”。这一年，我自费参加中山大学汉语言文学的夜校学习，偶尔挤进大学的“诗歌角”，近距离聆听春潮涌动的暖暖诗情。

　　于是，我试着花更多的时间来读诗。从艾青《归来的歌》、公刘《沉思》，到舒婷《致橡树》、余光中《乡愁》，以至北岛《回答》《宣告》、海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一次次经受身心的沐浴和洗礼。

　　当然，能真正读懂现代诗，特别是国外的经典，并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泰戈尔、普希金、雪莱、惠德曼……这些名字都闪耀着神的光辉!直至今天，对关于“诗”的启蒙概念，对“诗”的内在特质，我仍没有一个十分自信的见解。

　　九十年代初调上海工作后，我参加过复旦诗社的几次座谈，记得有一次是关于诗歌定义的话题。“诗言志”“诗缘情”“诗的乐象说”以及“诗到语言止”，与会者将这些在教材上枯燥无味的理论，诠释得有声有色、活灵活现。活动的尾声，我也战战兢兢地抛出了关于“诗论”的一枚“酸果”——

　　“诗是飞翔在语言艺术天空的一只爱情鸟。”

　　未等我解释，他们就报以毫不吝惜的掌声。虽然知道这里面大多有礼节和鼓励的成分，但对我来说，它是一道光，它是一声雷，它是诗神的眷顾和召唤。

　　这一年，我二十五岁。又大约过了十年，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我的第一本诗集《阳光洗亮的歌声》。这是一组简洁、单纯到一眼见底的清唱。“发现之未发现”，我只是洞开了冰山一角。而那只“酸果”也成了我打开未来之门的一把金钥匙。三十多年来，我真的不止一次地触摸到那灵光一现的“瞬间”，轻轻推开诗歌神话虚掩的“隐约”之门;又是多少回踩着那有形无形的“神韵”律拍，犹如步入精妙隽永的“觑巧”之境。

　　VOL. 02

　　我的本性确属比较木讷的一类。年幼时开口说话很晚，童年的记忆里有太多的“怯场”经历。直到现在，“不善言辞”的标签依然挥之不去。

　　写作常常能填口拙之憾。弥补的办法之一，就是以笔代舌。一句话说出口了就收不回来，文字却可以反复修改，甚至弃之纸篓。

　　然而，现代诗的创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我真正地走近它、深入它，便越发感到自己的边缘与肤浅。“呈现之难呈现”，用诗句来表达和诠释生命，也就自然成了人生磨练和灵修的基础课。

　　诗歌是审美的艺术。要将意象美、音乐美、绘画美和建筑美在有限的分行中灵活运用、充分展现，必须打开想象的翅膀。母亲作为一切想象的源头和基点，她放飞的“爱情鸟”始终翱翔在那深情的注视里。

　　“我的母亲，刘慧芳。她几近文盲，却是一本终身受用的书。”我把这句话印在扉页。可以说，这本诗集就是为母亲写的。但洋洋洒洒二百余首，却还没有一篇能够承载得起我心中母亲的分量。

　　我将《敲》作为开篇，里面的每个字都是泪。每每重温这些句子，我的心灵都会受到强烈的撞击。无论是“一只空碗”“一枚指环”“一扇旧窗”，还是“成片成片的庄稼”“密密麻麻的针脚”“斑斑点点的烛光”，甚至“雪花”“白发”和“泪痕”，都是母亲托梦给我的信物。选择“敲”这个动词，我是矛盾的。既想用渐变放大的乡音呼唤亲人，又怕“惊醒了天堂里的母亲”。

　　在诗意表达上，欲说无言与欲哭无泪也是我经常遇到的两种窘境。最近我一直在修改《叫花子》。这是一首送给自己的小诗，灵感来自鲁迅先生的《一件小事》。原来题目叫《忏悔录》，一改再改，却总还不满意。每读一遍，骨子里就悔一次;每改一回，心里头就痛一阵。“这么些年/我一直站在那儿/从十一岁站到五十岁//现在我多想/母亲能亲口 再喊我一声/叫花子”。

　　母亲离我而去三十余年了，我还不知道自己是不是长成了她心中的模样。在母亲面前，即使做一个“叫花子”也是幸福的。我多么渴望在诗歌中与母亲相会;多么想忽然间她又站在我面前。一旦我做错了什么，就劈头盖脸地指出来;或者干脆“罚我站墙角”，我情愿从五十岁，再站到六十岁、七十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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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L. 03

　　理完样稿，我如释重负。虽然写几首诗或者出两本书并不是人生目的，但也不妨当作一段心曲的休止符。“实现之可实现”，如果还算得上对亲友、对自己、对两鬓白发的一点交代，那么诗途中的这些即景和小记，或许又值得以铅字的面目交由时光去淘洗。

　　我想用《一粒桑葚》定格住隔壁小姐姐“十四岁的春天”。“那一年/她的名字 和/一枚早熟了的心事/红得发紫”。这个“小姐姐”无论是村里的“小芳”，还是镇上的“阿莲”，她们都成了那段青涩年华中甜蜜的梦。

　　“唱凤凰”至今流传于靖江沙上，是我老家屈指可数的文化“非遗”。那耳熟能详的“咚咚锵”，一咏三叹，低吟浅唱。作为一个客居他乡的“流浪歌手”，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把秘密放在心上/让沙里淘出来的方言/淡淡地发光/我是一个篾扎的老人/我是一只纸做的凤凰”。

　　《爱人》《瓷婚》《下厨记》《阅读，需要伴侣》，大都是念家的随笔，有时光的微芒。“两个人坐在书房里/静静地 不说话//他在一本词典里/翻找金子//她理好一团紫毛线/继续织少女梦”。这些画面时常萦绕于我的脑海里。“她起身 关上了/半掩的玻璃窗//他擦了擦花瓶 又将它/搁回原处//外面起风了 屋子里/听不到半点儿声响”。我希望能够永远栖居在这样的意境里。

　　不经意间，女儿长大了。我多年在外地工作，她便成了《想象的果实》。我并不担心“那亭亭玉立的造型 是否/已将年年修剪的疼痛/舞在风一样的自信里”。更多的则是对她的前程抱以憧憬：“花园上的天空多么辽阔呀/如果你真的把自己舒展开来 那么/每一片树叶都是我宽厚的手掌/每一根枝干都是我坚实的臂膀”。

　　年轻的时候，我常常将诗歌比喻成“光”和“火”，后来也叫它“酒”，现在我更愿意称之为“茶”。《品茶》一定程度地深入到事物的底层。“阳光和煦的下午/我把杯中盛开的花/看成了云朵/一位老者瞧了瞧/说，是白羊”“我们同时提到一位/种菊的古人”并“频频举杯/让一只羊 与一朵云/在南山相会”。

　　《中长3000米》是调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后的心得。院校工作的六年让我特别庆幸与自豪。不一样的舞台，有更多的机会与各个年龄层次的学者交流。同时，也感到了知识的空白、能力的差距和阅历的短板。有一次参加学院运动会，虽然没获奖，心里却坦然：“每一秒都有超越/每一步都在刷新/我要努力甩掉自己的影子//其实 3000米/也是一个人生/跑赢了自己/就是冠军”。

　　2016年秋，携家人游览老君山，在那里住了一晚，并写下了《极顶》。安静下来后，渐渐看清事物的因果和本然：“我以为看到了一座山/我以为看到了一个人/我以为看到了一头青牛/我以为看到了八百里仙境//登上南天门/我什么也没有看见 除了/观里的几柱清香/山顶的一片闲云”。

　　18岁穿上军装，至今已39个年头。最近我在整理修改《纪念章》时，止不住落下了眼泪:“一枚纪念章/从胸口摘下来/如同将枪 放入仓库/将刀还给厨房/将笔交予博物馆……如同从战士身上/卸下盔甲 皮肤/从立着的石头里/扣掉文字//如果一定要摘下来/请刮下上面的金/交给母亲 将弹片/留在我的骨头里”。

　　诗途漫漫，岁月悠悠，这是天命之年缪斯赐予我的最好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