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
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
提起杜牧,难免想起这两句,继而想起扬州,想起珠帘翠幕,想起婷婷袅袅,好像杜牧是扬州人一样。实际上,杜牧是生于长安、逝于长安的。
“旧第开朱门,长安城中央。第中无一物,万卷书满堂。”杜牧不无骄傲地形容自己的家。的确,“长安韦杜,去天尺五”,杜氏既是炙手可热的宰相门庭,又是书香蕴藉的世家大族。展开地图,杜家所在的安仁坊,正在长安城的圆心上。
圆心上生长的杜牧,年仅二十三岁,就写出了《阿房宫赋》。他津津有味地想象早已不存在的秦宫,如何美丽,如何奢靡,然后用“楚人一炬,可怜焦土”八字,韵律铿锵地扫去满纸香雾。这时,他的观点才水落石出:“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
他显然深受儒家影响,认为为政的基础在于仁者爱人。
井上靖的小说《孔子》中说,所谓仁,就是“二人相遇,互相便有体谅”。体谅就需共情,共情便会生出平等与善意……这份“仁”的情怀,沁润着杜牧的诗心。同时,命运似乎也始终回馈他以温柔和仁慈。
二十六岁,这位兼具才华与高贵出身的年轻人毫无悬念地进士及第,继而成为校书郎、试左武卫兵曹参军。二十七岁,他离开长安,做沈传师的江西团练府巡官,三十一岁,又入淮南节度使牛僧孺幕,来到扬州。
我曾专门在烟花三月去扬州。夕阳之中,柳丝如浪,波光如金,在瘦西湖上泛舟。摇橹的扬州小妹,清唱一首小调,喉清嗓嫩,真让人魂醉魄飞。
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
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
黄昏之后,春夜微冷,游人散尽,我专门等那句“二十四桥明月夜”。新月渐升,江南春色与我,皆消融模糊在月色里。立在桥上往湖心看,果真是“波心荡、冷月无声”。
杜牧出身名门,又在书卷中长大,人格中兼具了俊爽与仁雅,显化成诗句,便有种月光般的清绮美丽。姜夔喜欢杜牧,赞叹“杜郎俊赏”,他的词里也有杜牧式的月光,但洁净太过,有些造作了。
杜牧在扬州遇见乐伎,称赞她“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离开她时,他写道:“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他对喜欢的歌姬舞女的态度就是如此:极力赞美,动情离别。
后来他回到长安,又移务洛阳,在洛阳重逢当年在沈传师幕中认识的乐伎张好好,给她写下了著名的《张好好诗》。诗中照旧极力赞美这位乐伎的容貌、气质、歌喉,回忆他们“三日已为疏”的亲密,然后叙述她的经历:因为太美丽、太有音乐才华,她被沈家带到宣城,煊煊赫赫地被纳为妾室,却不知怎么的,两年后就沦落到洛阳,当垆卖酒。
具体的原因杜牧没有说,反正在权贵手中,乐伎的命运本就如浮萍。流落卖酒的张好好反倒关心杜牧,“怪我苦何事,少年垂白须”。两人哭了一场,杜牧在晚暮凉风里写下了这首诗。
这首诗的手卷后来被末代皇帝溥仪带出宫,现藏在故宫博物院。
杜牧还有一首记叙女性的长诗,《杜秋娘诗》。这位杜秋娘的命运更是奇幻,年轻时美貌多才,爱唱《金缕衣》:“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但少年时再惜取,少年时也会过去。杜秋娘先为李琦妾,李琦叛变失败后,她又被唐宪宗纳入宫中,成为秋妃。唐穆宗即位后,又命她抚养皇子。富贵至极时,皇子忽然被废,她也被逐回金陵故乡。杜牧在金陵遇见她时,她已是皤然老妪,竟落到“寒衣一疋素,夜借邻人机”的地步。
杜牧不禁感叹命运的不可理喻:“自古皆一贯,变化安能推?”然后由此发出一系列“什么是天地、什么是我”的哲学思考。
地尽有何物?天外复何之?
指何为而捉?足何为而驰?
耳何为而听?目何为而窥?
他想不通,只得说:“己身不自晓,此外何思惟?”承认了自己对天、地、人,和对命运的无知。当然,谁不无知?
《唐书·杜牧传》写杜牧生平,着重写了两件事,一是他洞察时弊,敢于直言,二是他在两次大的战争前给李德裕提出军事建议,李德裕采纳后,结果都如杜牧之策。
热爱兵书的杜牧似乎颇具政治、军事才能,相较之下,他一生的仕途就十分平淡。而和杜牧一起成长的堂兄杜悰,却出将入相,官至兵部尚书。《唐书》于是这样评价杜牧:“刚直有奇节”“不为龌龊小谨”(简单说就是脾气大、率真、任性),所以“时无右援”,仕途困顿,内心“颇怏怏不平”。
但从杜牧月光般的诗文中,似乎很难找到怏怏不平的影子。在项羽自刎的乌江畔,他说“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在衰飒的深秋山中,他说“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他的轻快俊雅,几乎不属于日薄西山的晚唐。
他更像一个敏感多情、天真任性的游戏者,来世间体验一番。“甘露之变”那样的政治灾难,没有波及他;祖辈、兄长的官场荣耀,也没有属于他。他度过了审美的、具有人情味的一生,有家人、有朋友,还有个感情甚笃的弟弟。
有一天,他做了一个梦。他梦见自己在纸上写了八个字:皎皎白驹,在彼空谷。醒来后,他计算了星相,觉得是自己要死了。于是他给自己写了墓志铭。在墓志铭中,他照例先叙述了自己在尘世的平凡官职,然后说自己生平爱读书,写文是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注释过《孙子》一书(对这次注书,他还是很满意的,认为自己通达了人世的规律)。接着他详述了自己死亡的预兆,再谈了谈自己的妻子儿女,最后结尾:
“后魏太尉颙,封平安公,及予九世,皆葬少陵。嗟尔小子,亦克厥终,安于尔宫。”
从封候拜爵的先人到我,已经九世,都葬在长安南郊的少陵原上。我这个小子,竟然也安稳地走完了人生,可以安心地进入先人的坟茔。
写完自己的墓志铭,他把自己的诗文手稿都烧了,然后告别了人世。真像一匹空谷白驹。
从去年冬天到今年春天,我数次路过樊川公园。杜牧生命的最后几年就在樊川别墅度过,因此他的文集名为《樊川文集》。冬天的樊川公园是干草的黄色调,但奇怪,并不显得萧条。潏河依依,两岸枯草蓬蓬,阳光像黄玉,又像浓稠的蜂蜜,小孩们在其中跑来跑去。春天时再路过,在廊桥上一望,潏河都被两岸蓬勃的绿色淹没了,处处都是鸟鸣。
雨纷纷的清明时节,我又去了杜牧墓志铭里自述的“少陵司马村先茔”。什么也没有,荒草碧色,其间只有政府立的一块碑而已。附近却有一群人,供着一张不怎么好看的、过于清瘦的杜牧画像,正在焚香设果地祷拜。村里为这事,还开了办红白喜事时才开的以长安臊子面为主食的筵席。
这景况有点喜感,也有点伤感。恰好前两天因公事遇见长安区田野文物保护所的副所长,他笑着说:“古墓以保护为主,所以实际上的杜牧墓址,虽然知道在附近,但是也很难确指。”又说:“咳!自从立了那碑,每年倒有十几个舆情要处理,都要求修葺杜牧墓。财政又紧张,哈哈。”他摸着头又笑了。我也不禁笑了。还有许多人记着“二十四桥明月夜”,记着杜牧呢!那就很好了。我仿佛看见一匹月光般的白驹,正跃过诗歌永恒的青色山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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