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我的心脏反而越来越敏感，像没有人理的刀，不磨自快。我的心脏是见了鬼了，在是一柄快刀的同时，它又脆弱如新鲜红萝卜。在春天，我一直小心翼翼，春天很容易再发作，医生这么说。春天，我们农中的学生都去劳动，我在劳动和心跳中度过了少年时光。谁也不知道是什么侵蚀了心脏，像水泵一样，它发力工作，这力量，可能在最后变成了几根老玉米，还有一部分用到了我母亲养的两只大白鹅身上。

　　我回到家门口，鹅伸长了脖子叫，它们比狗还忠诚地守住家，而且下蛋，争抢着下。母亲在日历上画了很多的圆圈，小的是鸡蛋，大的是鹅蛋。那是两只白精灵一样的鹅。全屯子任何一家的鹅都没下蛋的时候，它们就开始下蛋。我到高粱地里去挖野菜，高粱已经比人高了。第二个春天，我的心脏消失了一样不再乱跳。我以为它好了，不过是开了个大玩笑。我望见少年的灰色时期，跟板结着碱层的荒甸子一样的坏颜色。

　　八

　　后来，下放干部回到城市，不到两年，我再次一个人下乡，据说我已经高中毕业了。

　　我和科学这东西没感情，也许是因为科学根本没走近我，我和它完全是陌路上的人。我作为一个知识青年又下乡。心脏稳稳地藏着，没有跳出来。它像被抛弃在一片废墟中的教堂，没有人注意到它圆拱形顶楼上的钟声。

　　有一个汉语中的词叫“心力交瘁”，看来用心或者用力，都能达到“瘁”。虽然我从来不认识写小说的史铁生，曾经有一些年，我为他从陕北农村回来，再不能用腿走路感到不公平，总有什么要负责任。一个萝卜被拔起来，总要留下一个坑。那个年轻人是用他自己的腿走着去了陕北，为什么不能再走着回来?是谁在佯装不知?疼痛停止在谁身上，必然由他自己默默地承担，没有人会详细地听一个人去陈述。他们和那些坐在医生座位上的人同样，草率地开出一张模糊不定的药方，下面就是你一个人漫漫无边的事情。有的人说，你们付出了，也得到了。我说，我们不想付出也不想得到，我只是想保留原来那个自己。说到这种时候，四野无人，一切听众都退到故事后面去了。

　　一九七五年，我发现膝盖上鼓起了两个肿块，骨头一样，是硬的，心脏也随后有过慌乱。当时我住在县里，不再劳动，在编报纸，住一套阴潮的小平房的最深处，窗外有一丛很大的丁香树，整个春天都住在香气里。胡胡涂涂地，没去医院，肿块和心跳闹了一阵都自动停止了。

　　九

　　我要省略八十年代。笔和思路被我控制着，我可以跳过任何一段。当然，心脏一天也没停顿，它恪守职责，一天一天地跳下来。我也在一九八○年、一九八三年、一九八八年、一九八九年，反复和它作战。我的敌人只有它一个。

　　十

　　一九九○年，我在北京街头，好像是走到了天坛一带。夏天，前一夜在火车上没有睡好;我总是听见火车在慌张失措中过桥，无边无际的大铁桥发出空响;还有过铁道道岔。火车过了铁桥又在插过道岔，它准备把全车厢睡下的人都抛下床铺吗?

　　我向前走，是向东，接近中午了，阳光刺着眼睛。有几个人在叫卖。我看见一个书报亭下面有几只大草筐，装着很久没有见到的北方品种的西红柿。我弯下腰去想摸一摸它们。突然，我感觉到身上的某一件危机开关被扳动了，洪水、闪电、飓风一切都扑过来，我体会了什么才叫“灭顶之灾”——心脏狂跳，一分钟超过二百次，具体的次数很难数出来，它像疯子一样，几乎不让人按摸。等我们拦了车，赶到最近的医院，医生去弄心电图仪器的时候，开关又被扳回来。我对那个年轻的女医生说，不用测了，我好了。心脏突然由暴跳改为正常，消失了一样。我看见挂灰尘的天花板，又能看见地上的瓷砖。我想，一个人要是没有长心该多好。

　　年轻医生也是模棱两可，她还翻了翻医书，说好像是阵发性心动过速，发作与停止都不受控制，以后要小心之类。

　　想细一点，这也合理，什么东西受控制呢?几乎没有哪种东西，一个人连他自己的心脏都不受控制，他还想另外要求什么。

　　同样的情况又发生过两次。我也不再上医院，静等着它消失。正像我们遇上不可预测的灾难，我们挣扎和不挣扎，它都同样深重漫长。没有灾难会按下疯狂，来征求受难者的意见。关于这方面的经验，我们一点也不缺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