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发展打破了生活、文化的传统，书信形式已甚少见到，其表意沟通的功能正被网上社交媒体替代。

　　我们年轻时的书信，镌刻着时代烙印，铭记着一代人的感情方式。

　　年轻时曾离家在京求学，信件是与同学、朋友、家人联系的唯一方式。我喜欢写信，也喜欢收信。写信那一刻排解了孤寂，发现了自己，心思和感情在信件中都变得丰盈。收信读信更是个幸福时刻。来信中几声问候，几行近况报告，都会引起感动，还有对那人那场景的想象。即使同在北京读书，我和哥哥及老同学间也常用书信约见、报告近况。在信里，每一天的太阳都是新的。即使遇上阴风冷雨，也能借信中文字点亮青春的明媚。

　　那时也收到过几个男孩子的求爱信，时代令他们的表达小心翼翼，含蓄委婉。他们不会像当下的年轻人一般直言：我们当男女朋友吧，却说：我们的关系能比普通同志更进一步吗?现在想起，除了温暖，还有万千滋味在心头。

　　记得上世纪七十年代，在北京某学院进修，班上有个可爱的上海小姑娘。她的父亲常来家书。小姑娘读信时往往把头一两页直接翻了过去，我好奇打听，小姑娘笑道：“那些都是‘东风吹，战鼓擂，形势一片大好’之类，后面才是正文。”这位同样可爱的父亲，写下了一个时代书信的幽默故事。

　　我那时的家书也不能免俗，但毫不影响它们“抵万金”的价值。

　　“文革”那些年，一家人被抛进命运大潮，地分几处。对亲人的思念和牵挂，引发了写信的动力。父母其时身陷囹圄，给南北儿女去信，占去了他们所有的休息时间。但他们从不懈怠，坚持一星期来一信。父亲的信简短，但字斟句酌的甚有分量。他自小受英文教育，书法也有着英文行书的特点。母亲才思敏捷，数起家事话语绵絮，一写便是三四张纸，字迹潦草。

　　父亲的信往往视野较宽，重视时事，常讲些时下政策。叧一项内容则是谈他自己“问题”的进展，最后总不忘嘱咐要“相信群众相信党”。母亲的信对政事常只是一笔带过，接下来便尽表一个母亲的心情。记得她常吩咐我，女孩子交友千万要严肃。

　　我和下乡到海南岛的两个妹妹也常常通信。那时少不更事，总以大姐的口吻“教导”妹妹空泛的道理，其实是把流行口号或社论抄写一遍。实质内容就落在几句对她们处境的关心和嘱咐上。

　　当时五妹是初中学生，领着读小学的六妹留守广州家中，管着钱管着家。那时社会少年犯罪不少，我实在担心两个十来岁的女孩子会学坏，去信时便端出大姐的威严句句教训，声声吩咐她们千万学好。五妹回信常告六妹的状，有封信数落六妹极不节约，“一个月买玩具的钱有三四元之多”。同宿舍女友学着我五妹一本正经的口气，重复着“三四元之多”一句，然后和我倒床大笑。

　　家书是我们得知对方平安的唯一途径。不能在正常期限内收到信，就会生出疑虑，担心父母会受到更深重的磨难，或担心妹妹们会发生意外。

　　有段日子，没收到在海南农场当“知青”的四妹来信，去信追问，接到回信才知道她刚经受了一次生命威胁。因为山洪暴发，她们建在山脚下的猪场被滔滔洪水吞没，二十八名女知青被卷走了二十二名，四妹是幸存的六人之一。那封信我流泪读了又读，庆幸四妹捡回一条命，又哀伤二十二条花季生命的逝去。

　　毕业离校前，我忽然想象自己是一名大侠，想去看看名山大川，试着写信给母亲。母亲当即回信，其中四字振聋发聩：“此意甚好!”当下寄出了四十五元钱作盘缠。其时的四十五元钱，相当于今天的四千五或更多，那都是父母勤俭节约的储蓄。为了支持一个虚渺的年轻梦，他们展露出慷慨大度的胸襟!信中“此意甚好”一语，每每想起，便是眼眶一热。

　　我不轻易扔掉杂物，多年东搬西迁，竟还保留了不少那个年代和父母的通信。我申请到香港定居时，由于出生纸上姓名的麻烦，香港入境处请我出示与父母紧密联系的证据,我便在每年的家书中选出了两三封以作证明。这些不同年头、不同纸张、不同信封的信件已深染了岁月痕迹，钢笔字迹退了色，纸页泛了黄。但它们见证着父母多年来对我持续的关爱，表现出一对优秀父母的素质。没多久入境证就批下来了。我相信这批家书起了关键的作用。

　　我们的家庭，在一个特殊的历史年代，用家书的方式维系了血肉感情，展示了一家人共同经历过的岁月。我们兄妹最后都成为了品格健康、善良勤勉的好人，家书里父母的殷殷嘱咐，兄妹间的深切关爱，是我们青春期成长的养分和动力。

　　父母在艰难境遇中铺笺写信的画面，永远在我心中定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