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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传队

　　“文革”开始没三个月，我的慈法师父就让大同三中的红卫兵给批斗得上了吊，后来我五舅舅一家又让造反派给“勒令”回了农村。因了这，我就对“文革”有了看法，嘴里不敢说什么，行为上就当了逍遥派。

　　我从小喜欢乐器，家里原来就有口琴、箫、笛子、秦琴，还有大正琴。银柱说除了笛子，你那些别的都不能算正经乐器。我问啥才是正经乐器，他说二胡才算。我就跟我妈要钱，让银柱帮我买了把二胡。从那以后我就痴迷上了这种正经的乐器了，没明没黑地拉呀拉。

　　我妈说半夜了还不睡，吱吱扭扭的，让院人骂你呀。后来我想起个办法，那就是，夜深了该睡就睡，第二天早晨早早地起来到公园假山上拉。拉呀拉，天气上冻了，手指头冷得发僵，我就把线手套指头剪掉一半，让指头的前两个关节露出来。这样就能继续拉。

　　最初时，我只会慢慢地拉个“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后来又会拉“对面山上的姑娘，你为什么这样悲伤”，慢慢慢慢，一年后，就能拉《赛马》《江河水》《二泉映月》《红军哥哥回来了》这样的独奏曲了。

　　老周来家找我，说毛主席让红卫兵跟工人阶级相结合呢，说小萧融让你跟她到毛纺厂呢。高一时，同学们给我跟萧融捏对儿，说“法国人咋能不知道拿破仑，曹乃谦咋能不知道小萧融”。

　　我妈挺喜欢这个小萧融，说侉女女尔娃不嫌个好不嫌个赖，碰上啥吃啥，穿衣裳也不讲究，老也是件大黄褂。

　　“尔娃”是我们应县老家的话，意思是这个孩子。但都是在喜欢这个孩子的时候才这么用。

　　我说她那是穿她爹的。我妈说，噢，她爹是个当兵的。我说是在坦克部队当师长。我妈说你爹打小日本儿那会儿，还是游击队长呢。我妈认为游击队长要比师长牛气。

　　我也把二胡带到毛纺厂，有空就拉。可萧融好听我吹口琴，我吹《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这个曲子有新疆风味。她把她的黄军帽当手鼓，为我伴舞。那几个月我俩除了睡觉各回各的宿舍外，其他时间几乎是一直相跟着，唱呀说呀的，没完没了没个够。

　　一九六八年农历正月十五，我过生日，她给我送了只新口琴。可我回姥姥村走了一个礼拜，返回毛纺厂就找不见她了。老周告诉我学校成立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把她给招回去了。

　　看不见萧融，我吃饭不香，睡觉也好好儿睡不着。听了老周主意，我骑车到学校找见她，说厂子跟你要宿舍门钥匙呢。她看见我很高兴，说我以为你在村里住着不回来了。又说我领你去见见乐队队长郭振元，叫他听听你拉二胡，你可比他们拉得好。我想想，觉得这样有点是自我推荐的意思。就我的性格，我是不会这样的。我说不这样。她有点发愁，说那该怎么样?后来一下子高兴了，说想起个好主意。她让我早晨在教室门前拉。

　　为了能跟萧融在一起，我当天就回家把二胡取来，住进了宿舍。当第三天早晨又在教室门前拉《草原上》的时候，郭振元来请我了。

　　我来了后，大同一中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就多了一个节目，二胡独奏。当时大同的几家专业文艺团体，都因为“文革”前演出过江青认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剧目，让解散了。我们大同一中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就成了最好的文艺队了。一说一中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人们都知道。

　　一九六八年八月一日那天，解放军军管会进驻我们学校，说你们所有的学生都将要离开你们的母校，出生到社会去。

　　面临前途问题，学生们表面看不出什么，心里都是惶惶的。都知道能参加工作的是少数，而百分之八十的将要到农村去插队当农民。

　　我们高六十三班的军管李则益指导员找我谈话，说矿上和部队都需要你这样的文艺人才，他问我想到矿上还是想到部队。我说我回家问问我妈。

　　我妈的嘴角又起了泡，怕我让送到村里去插队。我爹跟怀仁送工资回来，我妈不让他走了，说你那革命工作还有个完?等娃娃安顿住你再忙你的去不迟。

　　听我说矿上要我，部队也要我，都是到文艺宣传队。我妈让我把五舅舅也叫来，说“大家一疙瘩碰碰，看招娃子是去哪好”。碰来碰去，最后定下到矿上，不到部队。说美帝呀苏修呀，还有蒋匪帮，万一打开了怎么办。

　　我说：“打开了，我也是宣传队。”

　　舅舅说：“叫你上前线慰问呢?那子弹还有眼?”

　　我妈说：“那咱们就定了。去矿上。”

　　萧融和另几个宣传队的，到了姜家湾煤矿。那个矿只缺女的不要男的。又隔了一个星期，李指导员找我说，你做好准备，明天红九矿就要来招你呀。

　　第二日早晨不到八点，红九矿淡绿色的大轿车开进了学校前院儿。点名上车时，第一个喊：曹乃谦。我说到。带队的打量打量我说：“像个文艺青年，上车。”他帮我把行李抱上车后，又点别人的名。这次跟我一块儿上车的，还有三十几个别的班的。

　　除了明确说我是去矿上当文艺宣传队员，他们都是要去当井下装煤工。

　　在车上，带队的告诉我，说我虽然是不下井，但工种也是井下装煤工。

　　人们问我们的工资是多少，他说基本工资五十四，要是下井的话，一个班另有八毛入坑费，你如果一天也不落地上满班儿的话，一个月就是，七十八。

　　一车学生都“哇——”地喊叫。

　　在车上已经告诉我们这些新矿工各自的连队，我是三营二连二排。

　　当时“中央文革”提出的战略口号是“七亿人民七亿兵，万里江山万里营”，全国七亿人都是兵。我们矿就把下面单位编制成营连排。但到了矿上并没有把我们送到连队，而是拉到了东山单身大楼。让我们先住下来，又告诉我们食堂在哪儿。最后说，让我们新矿工在第二天到职工俱乐部去听培训报告，讲安全生产知识。要讲一个星期。我问我明天到哪儿去找宣传队，他说你也到职工俱乐部，宣传队就在后台。

　　把行李铺展好，我就坐着三路公共汽车进了城。

　　我爹说我妈：“你成天说我娃娃吱吱扭扭的指这要饭呀，你看看，我娃娃凭着这，有了工作了哇。”

　　我妈说：“这还没去了宣传队呢。这口饭你咽进肚里了，这才算你是把这口饭吃了。啥也是个这。”又说：“反正是说上个啥，也不能下井。房后头昝贵妈说我，井下四疙瘩石头夹一疙瘩肉，你咋让你孩子到矿上。”

　　我说：“您放心吧。”

　　头天说的职工俱乐部，就是大礼堂。大礼堂真大，有我们学校大礼堂两个大。学生们早来了，还有跟别的学校招来的新矿工，足有二三百人。

　　听到后台有拉二胡吹笛子的声音，我跳上舞台，理直气壮地进去了。我们学校的三个女生也在里面，我都能叫上名字。六十二班的周慕娅不仅是我高中同学，还是我初中时的同学。她们一看见我，都迎了过来。李新胜把我介绍给了一个老汉，说王队长他是我们大同一中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来报到了。

　　王队长说知道知道，你是小曹。又问我是耍啥的。他这个“耍啥的”问得挺有点意思，把学乐器说成是玩耍，也准确。我说我拉二胡。

　　他让旁边的人把二胡给了我。我拉了个我常上台独奏的《北京有个金太阳》。

　　郭祥后来跟我说，你开始的那一段跳弓，就把我们给惊呆了。

　　王队长又问我会不会耍三弦，我说也会点。他说郭祥，你给够够。

　　我说“会点”是指大同一中宣传队时，王大生是弹三弦的，他想学二胡，让我跟他换。换是没换成，但我也试着弹过三弦。

　　郭祥跟乐器柜里取出的这把三弦，是晋剧乐器小三弦，高低跟我家的秦琴差不多，正好是我很习惯的那种把位距离。

　　我拿起三弦，弹了一个《骑兵进行曲》。是按照着我在家玩秦琴的方法，大量地运用和声扫弦。这种弹奏法，会给人一种气势磅礴千军万马的感觉。

　　让我没想到的是，弹完，人们居然都在拍手鼓掌。我二胡可比三弦的水平要高得多，可他们也没这样。

　　王队长拍下我肩膀的同时，大声说：“定了小曹，你就给咱们耍他三弦哇。”

　　2

　　工资

　　王队长让我耍三弦，可我觉得我的三弦水平还很差，我跟王队长说下班后我也想带着回去练，行不行。他说那太行了，又跟郭祥他们说，我们都应该向小曹学习，带回去练，每天来这儿圪锯上两下那能有个长进?

　　我提出往走带三弦，一个是真的认为自己很差，得下苦功练。再一个是，我想拿回家，让我妈看看，看看我是真的到了宣传队，让她放心。

　　我妈说吃完饭妈再给你缝上个套子。我的二胡我妈就给缝了一个套子，还有提手。

　　我爹还没走，看见三弦说这下你妈可是放心了。又跟我说把舅舅再叫来，再喝上顿，爹明儿就放放心心地给人家上班去呀。

　　吃饭时说起工资，我说我们这一批新工人如果上满班的话，一个月能开七十八块钱。五舅舅说我跟你妗妗两个人加起来才是七十二。我妈问说咋能开那么多。我说基本工资加上入坑费就能开这么多。我妈问啥叫入坑费，我说就是下井费。

　　我妈一听急了，说：“咱们不是说不下井!咋又下井!”

　　我说：“我不下井，一个月开五十四。”

　　我妈说：“五十四也不少了。你爹刚解放入城好几年了，还不挣钱。就领点小米，后来又给做过一身蓝皮。”

　　我妈问我那个侉女女不也是你们大同一中宣传队的，尔娃到哪了。我说到了姜家湾煤矿。舅舅说，我听你妗妗说见过那个女女，说可好呢。我妈说他们在毛纺厂那几个月，尔娃常来咱们家。我爹说招娃子，爹还没见过，等给爹领回爹看看。

　　在学校宣传队时，萧融领我去过她家，在她的屋子待过一个下午。她姥姥和她妈妈都进来过，笑笑地跟我打招呼。可那个师长就没进来，他知道我来他家了可也没理我。

　　哼，你以为我喜欢你女儿是为了上杆你师长吗?是为了巴结你师长吗?大错特错了，师长大人。游击队长曹敦善的儿子，可不是你想的那种人。

　　哼!有什么了不起!

　　从那以后，我对萧融就主动地冷淡了。

　　第二天学生又都集中在大礼堂听安全生产报告。我用不着听那些，提着三弦跟大礼堂的后门直接就进了后台。王队长又夸我，看看人家小曹，爱护公家的财产，还做了套子。

　　宣传队是刚刚在组建，演员和乐队的人员都还不够，没有正式排练。来的人各练各的。

　　有人在门外喊我，是吴福有。他是大同二中的学生，也来九矿当下井工了。我在毛纺厂时，就跟他熟悉。他的表哥叫郭德金，是省歌舞团的首席二胡。昨晚，他就到过我家，是我让他上午到后台来找我。

　　我把他介绍给了王队长，说他二胡拉得比我的也好。王队长听他拉完后说，行了，那你就给咱们耍二胡哇。

　　一个星期后，新工人培训完了，让正式到各自的连队去报到。让我和吴福有也去，说认认你们的婆家，那是你们以后领工资的地方。

　　连队办事员小范给我发了好多东西，有一身细帆布工作服，一双高靿大雨鞋，一顶白色胶壳帽，一条又厚又宽的大皮腰带，三双细帆布大手套。还有一个灯牌一把钥匙。灯牌是下井时去领矿灯用的，钥匙是上井后开洗澡更衣柜的。最后，还有一个纸糊的袋子，上面用油笔写着：三营二连二排曹乃谦1968年11月工资54元整。

　　哇，刚来一个星期，就给发一个月工资。同学们都没想到。

　　有人说要好好地吃一顿。我没有，我是装起来，我要把这第一次工资，亲手给给我妈。

　　记得小时候我问我妈，妈妈妈我多会儿才算是长大，我妈说，你多会儿能挣上钱来养活妈，那你就算是长大了。

　　妈，我长大了。你的招娃子长大了。

　　我把胶壳帽和皮带扔在床底，穿着新上衣，挟着亮晶晶的高靿大雨靴，回家了。跟我妈说我不下井，要雨靴没用，把大雨靴拿回村给姨夫去吧。我妈一下想起说：“你赶快到二虎家，二虎找你有急事。刚刚走。他前脚走你后脚进来的。”

　　我穿着新工作服去二虎家谝，高大娘说二虎到了后头院老王家。我到了老王家，一家人夸我的工作服。小彬捏捏说好，不是劳动布的，是细帆布的。

　　四蛋说：“兜盖上还印着字，‘抓革命促生产红九矿’，就是你穿有点大。喏，我给试试。”

　　我脱下来给了他。

　　二虎说：“招人快走，到我家。”

　　二虎分配到了市工程二公司，他们单位也组织了宣传队，他想参加。二虎说把扬琴拿回家了，让我给对弦儿。

　　正调着弦，我妈来找我吃饭，高大娘说就叫他在我这里吃哇。我在高大娘家吃了点饭，赶快继续调。晚十点多，老王给我把工作服送过来。见我们还在忙着没理他，他就捩转身走了。

　　我一直调到夜里快十二点，才回家。我说：“妈，给您。”

　　我就说就掏兜。可一掏，空的。这件新工作服下面没兜，上面的两个兜，都是空的。

　　我妈问啥，我说您睡吧，明天再说。我拉灭了灯。

　　我躺在那里想，好几个人你试完我试，一准是把工资掉老王家了。掉老王家没事，丢不了。第二天一大早，我去老王家，老王正蹲在院门口刷牙。我进屋，四处看，地上炕上都没有。老王进来问我找啥?我说昨天大概是人们这个那个地试我的工作服，把兜里的工资掉你家了。

　　老王愣了一下，说：“噢。是五十四哇。”

　　我说：“对。我猜也是你给拾起了。”

　　老王笑笑地说：“先不给你。我要直接给曹大妈。让你长个记性，要不你以后还要丢东西。你走你的哇。”

　　我说：“也对。那我走了。”我就直接到了西门外，乘坐着三路车到了红九矿。在礼堂后台待了一上午。在大食堂吃完中午饭，返回东山宿舍。可我看见，枕头旁，是我的工资袋。赶忙拿起捏，有东西。掏出看，是钱。数数，五十四。

　　老天爷!

　　我连假也顾不得跟王队长请，直接回了家。

　　我妈说：“老王中午送过五十四块。我给你压在你的厚书下了。”

　　我跟厚书下面抽出钱，有整也有零，数数，五十四。

　　我说：“妈。坏了。”

　　我妈看我。

　　我说：“妈，这可咋办?闯上大鬼了。”

　　“咋了?说!”我妈瞪着眼问我。

　　我妈听我学说完，说：“招娃子，你可是真的闯上大鬼了。”

　　我低声地埋怨老王说：“这个老王你也真是的。你没拾，为啥说拾了。还正好说了个五十四。”

　　我妈听着我的话了，说：“你早就说过不下井能挣五十四。我知道，朋友们都知道。老王，一个月开着二十七块，这五十四是他的两个月工资，不敢定是跟谁借的。”

　　我说：“妈您别说了。”

　　我妈还在说：“老王的性格你还不知道?从小没爹没妈，看着亲戚们的脸色长大。他是宁肯自己受屈，也不会让别人说出半丁丁儿不是来。要不一个九岁的孩子，咋会去跳了井呢?”

　　听说老王小时候跳过井，后来让人给救上来了。这事是听慈法师父说的，究竟有没有这个事，我们谁也不敢问老王。

　　我快哭呀，打断我妈的话说：“妈，甭说了。看看这个事咋办吧。反正我知道，我要是去还老王这个钱，老王肯定是不会要的。”

　　我妈说：“你也知道是个这?”

　　后来，她想了想说：“走哇!”

　　我妈先把我领到二虎家，跟高大娘头头尾尾把这个事说了，最后掏出老王的那五十四块，求高大娘明儿找个机会把这个钱给给老王。

　　跟二虎家出来，我妈直接把我领到老王家，说：“老王。为招人耍水的事，那年曹大妈骂过你。曹大妈后来知道是冤枉了你。曹大妈这辈子没为啥事给人说过个赔礼道歉的话，今儿个曹大妈来跟你赔不是了。是曹大妈错了。”

　　老王笑着说：“曹大妈，看您说得哪去了。”

　　我妈说：“招人不懂事，有啥做错了，我回家会修整他。老王你不要计较他。”

　　我妈领我回了家。一进门，啪地给了我个耳光，说：“站那儿!”

　　我二话不敢说，赶快站在了一进门的墙根那里。那里，永远是我罚站挨修整的地方。

　　3

　　下井

　　宣传队三个拉二胡的，都拉不了独奏曲，只能拉一般的曲子。三个里面第一是李生儒，郭祥是第二，第三是贺金成。贺金成是乐队的负责人。

　　我们宣传队缺的是演员。

　　在新工人培训的时候，我给推荐了三个人。一个是郑三喜一个是张新民，他们跟我是一中的同年级同学。我给推荐的另一个是大同三中分配来的赵喜民，他是我城区五小的同学，初中时我还混在他们班，上了一个星期课。王队长看了这三个人说，不错，留下哇。

　　那天中午吃完饭，我跟吴福有又在矿上逛大街，迎面来了个女孩。我悄悄跟吴福有说，远远看去像我们班曾玉琴。

　　走走走，走近了，哇!就是曾玉琴。

　　她说：“我听说你到了宣传队，心想说哪天看看你去。可是广播站太忙。”

　　我说：“我也知道你在广播站。每天都能听到你的声音，可没见过你的人。”

　　她说：“走吧。来认认我们广播站。”

　　我跟吴福有说走，认认广播站去。他说我想到下面看看，说着就头前走了。我跟曾玉琴说：“那等以后再说。”曾玉琴笑着说：“回见，回见。”

　　我追上吴福有说你走啥呢走。他说我不想当电灯泡儿。我说我们是同班同学，又不是搞对象。

　　我推荐的三个人里，我跟赵喜民最熟悉，吃完中午饭我跟吴福有逛矿时，也叫着他。那天我们逛到商店后边的排房，听到有拉二胡的声音。我们站住听听，我说是郭祥，吴福有说就是。我们正要走，郭祥开开后窗喊我们，让进去。我们绕到前面，进了他家。

　　郭祥说想拜我跟吴福有为师，还约我们当天晚上在他家吃拜师饺子，我说我没跟我妈打招呼，晚上得回家，要不我妈不放心我。后来改成了第二天的晚上了。晚饭后，三个人相跟着步行回了东山大楼。

　　自来九矿上班，我是头一次在单身宿舍睡觉。一个宿舍三个人，另两个都不在屋，不知道是回家了还是去上夜班。我一个人躺在床上，有点睡不着。起身出楼道去洋厕所尿了一泡。我想起那次到萧融家，那是长这么大头一次到洋厕所，萧融还教给我咋用。唉，她爹咋是那样。

　　那以后我和吴福有、赵喜民三个人就常到郭祥家，成了好朋友。

　　我编写了民乐小合奏《地道战》。我清楚大家的水平，所以也很简单，共三页。给了王队长，让大家练。除了王队长，别人都识点谱。

　　练了两天，效果很好，前台的演员们都跑进来听。

　　就在那天下午，矿宣传科刘科长来宣传队，把所有人都集中在前台，宣布说：“矿革命委员会决定，从明天开始宣传队暂时解散。所有人员各回各单位上班。宣传队啥时候再组织，等候通知。下次再通知谁不通知谁，那就看你回单位后的工作表现。”王队长问为啥?刘科长说领导让我这么来传达，我也没敢问领导为啥。

　　我的头顶“轰”地一声响，心凉飕飕的。

　　怎么会是这样?

　　这，这要叫我妈知道了，可是闯上大鬼了。

　　说上个啥，也不能让我妈知道。

　　冷静下来，我做了两件事。一是吩咐赵喜民和吴福有，到了我家无论如何不能说漏嘴。二是跟王队长把三弦借了出来。这次明着说是想哄我妈，要让我妈知道我还在宣传队排练节目，这样她就不担心我了。王队长说拿回去哇，别的乐器不敢说，你往走拿三弦，这个主我是能做得了的。

　　晚上提着三弦回了家，我跟我妈说：“以后要加紧排节目，闹不好哪天就要加班。太迟了我黑夜就不回家了。”

　　我妈说：“俺娃给人家好好儿工作是对的。”

　　宣布解散的第二天，我就到了三营二连二排去报到。我不敢不来，刘科长说“宣传队啥时候再组织，等候通知。下次再通知谁不通知谁，那就看你回单位后的工作表现”，我不敢不来连队好好地表现。

　　我说我来下井了。带班范师傅看见我穿着普通的鞋说：“你的大雨靴呢?穿这种鞋可不行。”我说：“我拿回家了。我怕让我妈知道是我下了井，担心我，不敢跟家再往来拿。”他说：“下井别的可以凑合。大雨靴必须得穿。算了，这么孝敬爹妈的孩子，我给你一双吧。”就这样，我跟着带班范师傅，下了井。

　　下面的这段七百字的文章，是我跟我的中篇小说《冰凉的太阳石》里节选的，是我头一次下井的真实记载。

　　头一次下井我差点儿累死。其实那天我又没装煤，可光走路就把我给走草鸡了。要知道，从井口到我们排的工作面是三十五里，来回就是七十。路当中上上下下还有一千三百个大台阶在等着，来回就是两千六。我个儿一米七二，体重却只有一百一，身单体弱，哪能吃得消这样的一趟行走。从井下上来，我最大的愿望是喝水和睡觉。如果有人说再走半里地的哪儿有一万块钱让我去白拿，我也顾不得了。到了职工大食堂，我一口气喝了五大碗稀米汤。喝完，真想就那么躺倒在地下狠狠睡一觉，哪怕就那么睡死也心甘情愿。

　　第二天就把我打进人数儿里让装煤。按运煤的铁溜槽计算，每人分四节溜子，每节溜子长一米五，四节就是六米。溜槽到煤帮入深是两米，煤层高一米八。一个人平均要装二十多吨煤。这么多的煤都得用两个胳膊一锹一锹把它铲到溜槽上。别的工人用半个班儿的时间就铲完了，我却连煤底板还没挖出来。

　　成天价说的是工人阶级亲兄弟，可这时候亲兄弟们谁也不过来帮我一把。他们把灯一关，躲在安全地方睡大觉。有的干脆就溜上了井。我又累又急又气，真想把锹扔得远远的，放声痛哭一场。后来带班儿排长怕影响了下一个班儿的出煤而挨批评，骂了我一句“你球也不顶跑到窑门干啥”后，打起两个工人，过来帮我把那些要命的煤铲完。

　　出了井，我连半点力气也没有了。一步又一步，一步又一步，拖拉着两条沉重的腿到了澡塘。可我一下池就哧溜地给躺跌进水里，想活命的本能使得我划了两下胳膊，但却没有力量能够挣扎起来。脏水咕嘟嘟灌进嘴里，刺溜溜呛进我的鼻孔。

　　出井后，人们都是急急地到澡塘，到完澡塘到食堂，好早早地回宿舍休息。我进澡塘时已经很迟了。教室那么大的澡塘里除了我，另外只有一个人，假如连那个人也不在的话，那天我的小命就算玩儿完。他看见了我摔倒后又埋进池水里，又判断出我不是在耍水练潜泳而是被淹了，这才揪住头发把我拔出来。

　　我小说提到的带班排长，就是真实生活中的范师傅。

　　范师傅是灵丘口音，五十来岁。他真是个好人，天底下最好的好人。他看出我不是偷懒耍奸，而是根本就适应不了那种强体力的劳动，就给我分配的任务比别人的少好多。就这少了好多的任务，我咬着牙也是完成不了。他只好是帮我来完成。

　　他还让我替人送过干粮，让我替开煤溜工顶过班，只要是有点轻省的营生就让我干。

　　有一天跟我说，你到二层连队里找找小范，他跟你有个问上的。小范是我们连的办事员，后来知道，是范师傅的侄子。

　　小范问我啥毕业，我说高中。他说那你帮我写个年终汇总材料。又说资料我有，就是不会汇总。我说我给试试。我把他给的资料拿回了家，跟我妈说是给宣传队编节目，熬了一夜写出来了。办事员一看高兴地说，你熬夜了，回家缓上两天哇，我在连队给你记两个工。

　　后来小范跟我说，营教导员夸说连队里头数他的这个汇总材料写得好，小曹你真有一下。他很高兴，把我请到他家里吃饺子，说以后再有啥要写的话，还得让我帮他。我说行。

　　他女人说，小曹是我们家的贵人。

　　我说，你们才是我的贵人呢。

　　4　三弦

　　全凭着范师傅的帮助，我才咬着牙在井下一个班又一个班地挺过来了，倒班的时候，一有空隙时间，我就赶快地提着三弦回家，蒙住头地练。一是为叫我妈不要看出我已经是离开宣传队，干着下井的营生。再一个是我想把三弦弹得好好的，也成了大同市的一流水平。

　　范师傅的侄子小范是个初中生，在连队当办事员。知道他想当矿广播站的业余通讯员，我就主动地帮他修改通讯稿。

　　矿广播站的曾玉琴是我的高中同班同学，我知道她对写这种稿子的要求，一是要有事儿，二是要真实。我把这个话转告了小范。小范不愧是能背新华字典的人，我一点，他就明，连着投了两个稿子都被广播站采用了。连指导员夸小范，小范乘机说想叫二排的小曹上来帮他打个杂，把他的身子腾出来，就能为连队写出更好更多的宣传稿子。红九矿几千号下井工，不缺我一个。指导员答应了。就这样，下了一个月再加一个星期的井后，我被抽到了小范办公室，给他当打杂的勤务员。

　　小范高兴，我更高兴。每天是白班，晚上按点回家，推开门叫妈。

　　郭祥给我连队打电话，让我中午到他家吃饭。他告诉我一个不好的消息，说原来矿上晋剧班儿的杨师傅，要调回晋中老家呀，跟我要三弦。

　　我看郭祥。

　　郭祥说就是你拿的那把小三弦，那是他私人的。他知道我跟你熟悉，让我给要。

　　我说人家的那就给人家。当下我就回了东山宿舍，把三弦给提到了郭祥家。

　　郭祥看看三弦说：“一会儿我给王队长送去。你看这事搞的。”

　　我说：“没事。”

　　回家的路上，我越想越不放心。

　　宣传队要是再开办，可因为没有三弦，没我可干的，不用我，不通知我，那我得继续在采煤三营二连待着。

　　那可坏了。

　　最可怕的是让我妈知道了我不在宣传队。好你!你原来是在哄我!

　　我不敢往下想。

　　我决定买。

　　自己买。

　　我决定自己买三弦，更主要的是，我一心一意地爱恋着音乐，我一定要在宣传队工作。以后有了机会，我还想进大同市的文工团工作，以后还要进省歌舞团工作。

　　想来想去，我决定跟我妈实话实说。

　　我跟我妈说，原来弹三弦的杨师傅往走要三弦呀，那我就没三弦了。我妈说，那你不会干别的?我说一人一种乐器，早都有人头了，要让我当演员，可我不想当演员。我妈说不下井就行了，当演员怕啥。我说我不当演员，打死我也不当演员。我说我宁肯下井也不当演员。

　　一听我宁肯下井也不当演员，我妈急了，说没乐器?咱家这么多，拿去用哇么。我说咱家的这些乐器都不是正式的那种，再说人家的二胡都好几百一把，可是咱家的二胡才是几十块。

　　我妈说：“那要不你也去买个好的，几百的。”

　　我说：“二胡人家已经是够人数了，要买也只能是买三弦了。”

　　我妈说：“那就买哇么。买三弦就买三弦哇么。”

　　听我妈这么说，我一下子放心了。

　　我说：“妈您真好。”

　　她说：“好啥好。还不是怕你下了井，四疙瘩石头夹一疙瘩肉。”

　　第二天我先到连队，跟小范请了三天假，带了五百块钱就动身了。

　　我已经在大同的商店看过了，没有卖三弦的。打听到说张家口有专卖乐器的商店，我就决定去一趟张家口，万一没有卖的，那就往北京走。

　　我是乘坐长途汽车去的，买到了。三百八十块一把。也买到了专门弹三弦用的假指甲。我还另花了一百二十块，买了一把二胡。当天坐着火车，连夜回了大同。

　　正好我爹也跟怀仁回来了。我爹说花上几个钱，娃娃有个安稳的放心的工作，这个钱花得值。

　　提着新三弦到矿上，看到李靖又在给路边的墙上写毛主席语录。

　　李靖是俱乐部放电影的，字写得漂亮，能写各种字体。我站住看看，问说这是啥体，真好。他说这是仿宋体。我说有点像宋徽宗的瘦金体。他说你练过书法，我说初中时练过柳公权，高中时练过瘦金体。

　　他停下手回头看看我，看到我手里的三弦说，小曹真用功，我常见你回家提着三弦。我说我不主要是为了练习，我是怕让我妈知道宣传队解散了让我们下井，就提着三弦回家，假装是还在宣传队，要不我妈会不放心。李靖说小曹真是个孝子。

　　曾玉琴过来了。曾玉琴告诉我宣传队就要成立了，有你。我一下子把她的手抓住说，你真好。她把我手甩开说，看人看见的。我回头看看李靖，李靖假装没看见，偷偷笑。曾玉琴笑笑地又是狠狠地拿手指着我，嘴里不知道咕嘟了句什么，赶快走开了。

　　那天上午我一进办事员屋，小范告诉我说刚才来电话了，让我上午就去宣传队报到。他还给了我一页盖着红章的信纸，上头还有连长的签字。他说刚才通知的时候，让写这个。我看了看，是小范的字体，是对我这两个月的工作表现评定。当然，写的都是好话。他还发扬着他编瞎话的功能，说我一有时间就刻苦地学习毛选，掌握了一定的毛泽东思想。

　　小范说我以后还要找你去，万一有个啥不会写了还得麻烦你。我说你放心，冲着你叔叔对我那么好，我也要帮你，你不要客气，有啥来找我就行了。他说我想请曾玉琴来家吃饺子，你给联系联系。我告诉他说我知道曾玉琴的性格，你请还不如不请。你只要把文章写好了，她肯定是会采用的。我还提醒他说你千万不要写那狼吃鬼没影子的事，写真事写实事，她就喜欢。

　　我赶快返到东山宿舍，抱着大三弦，返到了职工俱乐部，后台已经有好多人了。

　　王队长说：“小曹咋又弄个大三弦来了。呀，还是个新的。”

　　我说：“买的。跟张家口。”

　　王队长说：“你咋买的?谁给花钱买的?”

　　我说：“我妈给花钱买的。”

　　王队长说：“你，啥意思?嫌这个小?还是嫌这个旧?还是家钱多得没个搁处?”

　　王队长指着身后乐器柜。我一看，原来的那把小三弦，套着我妈给做的那个套子，还在那里躺着。

　　我睁大了眼说：“这个，不是，不是杨师傅要走了?”

　　王队长说：“他要是来要过，可我没给他。我说你拿走，小曹弹什么?他就没往走拿，给你留下了。”

　　“那，那。”我不知道该说个啥好。

　　人们看着我“那，那”的说不出个话的样子，都笑。

　　我看看大的，又看看小的，看着大小两个三弦，也不由得笑了。

　　5

　　考察

　　这次正式成立起来的宣传队，明确说是由矿工会主管，可是除了王队长外，又给派了个指导员，来管理队员们的政治思想。这个指导员由宣传科的刘科长兼任。他上午还在宣传科工作，下午就过了宣传队，这啦那啦地挑毛病。

　　刘科长嫌队员们不团结紧张，说眼看着过年呀，这能行?不行!年前必须得加班加点，必须得拿出一批好节目，到井口去给出井的下井的工人演出。

　　一连好几天，我忙得没回家。那天我们乐队在后台正跟六娃和她的独唱《信天游唱给毛主席听》，后门被推开，一股冷风吹进来，很大一会，才站进个人，门关住了。

　　我眼睛的余光只感觉进来个小个子人，没专门看看是个谁。吴福有看见了，站起冲我说：“乃谦。好像是曹大妈。”

　　我一捩头，就是我妈。

　　她戴着厚厚的棉口罩。我妈戴口罩的方法很特别，口罩只是把嘴遮住，鼻子在外面露着。我没见过别的人，用这种独特方法来戴口罩。

　　我问说妈你咋来了。

　　我妈没作声，眼泪哗地流下来，流在了大口罩上。

　　我赶紧问说：“妈你咋了?”

　　她说：“妈好几天都梦的你，在井下让砸死了。”

　　我说：“妈您真失笑，我又不下井，在宣传队咋能让砸死。”

　　我帮她把大口罩取下来，吴福有把她搀扶在了长条椅子上坐下来。

　　她不哭了，拿口罩擦着泪。

　　我又帮她把小棉大衣解开说：“妈礼堂暖气热，您脱了吧。”

　　郭祥跟六娃说小曹好几天没回家，老人这是不放心，给跑来了。

　　六娃说可怜天下父母心。

　　我心想幸好是我妈今天来了，如果再早来半个月就坏大事了，那时候宣传队还没重新成立呢。

　　我一下子想起了，笑着说：“妈，我原来还说是想引您来参观参观我们矿。来，您先看看我们大礼堂。”我拉住我妈手，把她引进前台。

　　演员们在舞台上排节目。我把我妈跟侧门引下了有一千二百个座位的观众席，在头一排当中坐下。我说妈您看椅座多好，有靠背有扶手，还能扳起来放下去。我妈说你别给人家来回扳了，看扳坏。

　　演员们停下了排练，李新胜走向前，探身问我你引着谁。赵喜民说，还用问呢，一看就是妈。他跟舞台上跳下来，问我妈说曹大妈我到过您家。我妈说，你是喜民。喜民说您咋就能找见这里。我妈说下了公共车我问宣传队，有个人给引过来的。

　　我说妈走吧，我再引您到别处转转。我引着我妈又跟侧门到了后台，跟他们说领我妈出去转转。郭祥说，中午领曹大妈到我家吃饭。我说噢。

　　职工俱乐部门前是并排的两个篮球场，过了篮球场，是百货商店。我看我妈脚上的棉鞋有点破旧，该换换了。我没跟她商量，买了一双灯芯绒面的高靿棉鞋让她当下就换。起初她不换，说回去的。栏柜里面售货员给递出把凳子，我妈就换上了。我说把旧鞋扔了吧，她说好好儿的扔啥，拿回村给村人们。我又跟售货员要了个硬鞋盒把替下的旧鞋装起来。

　　我想我妈一定很关心我吃饭的地方，我就把她引到了大食堂。

　　大食堂有我们学校礼堂那么大，里面摆着十几张大圆桌。当时的时间是上午十点多，不是吃饭高峰，有十几个人在吃饭。我一下想起问我妈早起吃饭没，她说没顾得上。我赶快到窗口要了一碗小米稀饭，要了一个锅盔烧饼，又到小菜窗口要了碟儿酱黄瓜。我妈说不饿不饿，可不大一阵都吃完了。说酱黄瓜真香。我又趁机夸说，比您那腌菜好吧。我妈说人家是啥手艺，你妈是啥手艺，妈咋能跟厨子比。我说我每天中午都吃厨子做的饭。

　　跟食堂出来，我妈说想到井下看看。我说妈，这可不能，下井得穿下井的服装，穿下井的大雨靴，戴下井的胶壳帽，帽子上还顶着电灯。我说我的下井工作服给了忠义，靴子给了姨夫。我还没下过井。我妈说：“咱们趴井口看看，莫非也不让看看。”我妈脑子里的井口，大概是跟村里的井口一样的。

　　我知道我妈是一定想看看，我说那我引你井口看看就看看。

　　我们红九矿的井口是斜井口，小铁道直接就能通到了井下。我引我妈远远地看看，刚上来的铁牛车下来几个人，脸黑黑的，牙白白的，说说笑笑的。我妈说，还笑。我说根本就不是您想的那么可怕。

　　我妈又问我你黑夜不回家在哪住，我知道她是想看看我住的地方，我说时间不早了，咱们先到郭祥家吃饭，吃完饭我引您看看我的宿舍。

　　到了郭祥家，饭已经准备好了。摆了一炕桌。

　　郭祥爱人我们叫郭嫂，她正给炸油饼。

　　我妈天生力量大，饭量也大。她刚在大食堂吃过锅盔了，又吃了好多油饼。我怕人们笑话我妈能吃，我就给他们讲了我妈小时候的一个故事。这是我五舅舅给我讲过的。

　　我妈在十一岁的时候，帮着我姥爷在场面打莜麦。场面上还有另一家人也在打莜麦。另一家的跟我妈说……我妈打断我的话说，另一家你叫科举姥爷。

　　我接住讲说，科举姥爷说换梅子，听说你的力气可大呢，试试能扛起这一口袋莜麦扛不起。咱们爷儿俩打个赌。你能把这一口袋莜麦一路不歇缓地扛回家，这袋莜麦就给你家了。你要是扛不动，在路上放下口袋歇缓了，那你就算是输了，叫你爹赔我两口袋。我妈不仅肩上扛起一袋，走的时候，她看见旁边还有一个正在装着的少半袋，顺手提着就走，一路不歇缓地回了家。

　　赵喜民说：“曹大妈，那一口袋莜麦是多少斤?”

　　我妈说：“莜麦不沉。一口袋是半百。”

　　我说：“后来我姥爷又都给那家人送去了。”

　　郭嫂说：“那您白白替那家人往回背了。”

　　我说：“人家那家人硬不要。是我姥爷硬让人家留下了。后来过年的时候，给了我妈一顶帽子。”

　　我妈说：“给了一顶狐皮帽。可好了。”

　　人们这才觉得是公平了，都说这还差不多。

　　箱顶上的收音机唱《五彩云霞》，郭祥三岁的女儿照着镜子跳舞。人们一拍手，她不跳了，羞得往她妈怀里钻。

　　我妈说：“有个女儿好，长大懂得心疼妈。”

　　郭嫂说：“曹大妈，有个啥也不顶。多会儿也是上往下心疼呢，大的心疼小的呢。”

　　我妈说：“你说对了。”

　　郭嫂说：“脚疼手帮着搓呢，手疼脚管也不管。”

　　一家人都让这句话给说的笑了。

　　脚疼手帮着搓呢，手疼脚管也不管。

　　有意思。

　　吃完饭，我说妈走吧，看看我们的宿舍去。临走，我妈掏出十块钱填在郭祥女儿手里，说让你妈给你买点啥好吃的去。郭嫂不让要，我妈说我是给小女女的，又不是给你的。

　　宣传队有一多半是今年招来的学生。男生原来都是在东山大楼单身宿舍住，女生都是在矿招待所住。这次重新成立后，刘科长跟矿上反映，把我们男生也都集中在了矿招待所。

　　矿招待所是二层小楼。女生两个宿舍，男生三个宿舍。我跟吴福有和赵喜民，三个人一个宿舍。

　　我妈到了我宿舍。屋子里是暖气，一进家暖暖和和的，但又不是太热。我妈看看我的盖窝，说这还是学校那会儿的，该拆洗拆洗了。要不妈明天早早的来，给俺娃拆洗拆洗。我说您硬要给拆洗的话，拿走就行了。招待所里有的是被褥，黑夜跟张所长借一套就行。我妈说要那样，妈就拿走。

　　打包的时候我妈没忘了她那双旧鞋，也给打包进了行李包里。

　　往三路车站送我妈时，我想扛行李包，我妈不让，说你那点劲儿，连妈丢的那点也没有，非要自己扛。

　　我又想起了郭嫂的那句话：

　　脚疼手帮着搓呢，手疼脚管也不管。

　　6

　　出差

　　刘科长成天恼恨恨的样子，看见我们学生，就好像是看见了阶级敌人，这不对那不对地挑我们毛病。不行!给你们发的工作服咋不穿?都穿都穿!

　　我的工作服给了表弟忠义，不能往回要，只好去求小范，看看能不能花钱跟库里买一套。我那身工作服就是在他的手里领的。小范说买啥，我工作服好几套，给上你一套。我给他钱他不要，说你帮我写作，使我成了营里头的名人了，那该值多少钱呢?

　　衣服统一了，又说不行，东一个西一个等了这个等那个，不行，得集中住宿。把我们集中到了矿招待所。为的是矿招待所距离俱乐部近，五分钟就到。

　　这倒是不错，我们半点意见也没有不说，还盼着他再有点啥看不对的地方。

　　盼着盼着，盼来了。

　　那天上午王队长说刘科长叫你。

　　我去了刘科长办公室。他说听说你懂的乐器多，你说说咱们乐队里还该配置些什么，叫工会给买。

　　我想也没想就说，最紧要的是该把低胡换成大提琴，再给拉板胡的池师傅买把高胡，有些曲子用板胡，效果不好，换成高胡就好了。我接住又说还应该有把中胡。

　　心想着再买把中胡，因为我知道有的曲子用中胡比三弦要好。但我没提，我怕他怀疑我是自私自利，为自己。

　　他说：“好哇，你给出这趟差哇。”

　　他紧接着又说，我听王队长说现在的这把大三弦是你自己花钱买的，这么大的矿能让个人买乐器，叫人笑掉大牙。你把发票拿来，让工会给报了。我说我那次没开发票，他说，那这次还到张家口去买，顺便把你那个三弦的发票补上。

　　“明天就跟俱乐部的李靖去哇。”他说。

　　听说我第二天要到张家口出差，赵喜民说你等等，我到商店买点东西，你给我去眊眊我姐姐去。不一会儿他买回了十包咖啡半方糖。

　　赵喜民五岁他姐姐九岁时，父母就不在世了。是姥姥把他姐弟俩拉扯大。去年他姐姐结婚了，姐夫在张家口一个部队当营长。

　　我到俱乐部跟李靖打招呼，说我得回家跟我妈说说要出差呀，我跟他约好了时间，第二天上午九点在北门外长途汽车站见面。

　　我回了圆通寺，我妈不在家。隔壁柳姐姐说，你妈去怀仁走了几天了，正好俺娃回来了，我正还说，俺娃要是不回的话，咋办呀?

　　她说的咋办呀，原来是她的大伯子跟灵丘老家来了，她想在我家住两天。

　　我说住哇么。

　　大概是见我有点走思，她又解释说俺娃小不懂的，小叔子可以跟嫂子一个炕上睡，大伯子就不能跟兄弟媳妇一个炕上睡，我黑夜也得在你家跟俺娃一个炕上睡。

　　我说睡哇么。

　　柳姐姐说你妈说你宣传队忙，顾不得回家。可走的时候还吩咐我，说万一招娃子回来，让你到我家吃晚饭。

　　柳姐姐家永远有晒干的西瓜皮。一到西瓜下来的日子，她就到大街拾西瓜皮。拾回来把硬的绿皮切掉，把里边的刮刮后，就把西瓜皮切成条儿，晾晒在“文革”的传单纸上。如果西瓜是个半个壳子的话，她会把这半个壳子旋成一条很长很长的长条，盘着担在晾衣的铁丝上。晒干收起来，预备着冬天吃。

　　柳姐姐的西瓜皮馅儿饺子真好吃。

　　睡觉的时候，柳姐姐在我妈的褥子上铺了几张大纸，说是来了，身上不干净，怕把我妈的褥子弄脏。

　　跟柳姐姐睡一个炕无所谓的。在我眼里，柳姐姐就像是我们家的一个人似的。小时候，她还常常搂着我睡，鼻孔呼出的气息，吹得我头皮麻酥酥的，奶子一鼓一鼓地顶着我的脸。让我永远忘不了。

　　拉灭灯了，柳姐姐身底下的纸，一会“咯吱”一声，一会“咯吱”一声，那“咯吱咯吱”的声音，总是在我耳边响，响了一黑夜。

　　第二天早晨我走的时候，我把我的家门钥匙留给了她。

　　我们是乘坐着长途汽车到的张家口。买了大提琴，买了高胡，买了中胡，给李生儒郭祥贺金生三个人一人买了一杆能控制松紧的二胡弓，又给王队长买了新疆手鼓和串铃。

　　用支票结账时，商店给我把上次的三弦钱三百八十块，找出来现钱，李靖让我自己装了起来，我没说客气话就装兜里了。

　　长途汽车上拥挤，怕把乐器挤坏，我们决定坐火车回。

　　坐火车就是得在第二天的上午回，我说我正好到部队替赵喜民看看他姐姐去。李靖也说有个啥亲戚要去看看。

　　在火车站附近找好了旅馆，把乐器放进房间，我们就散开了。

　　喜民姐姐认不得咖啡半方糖，我教给她咋喝，姐姐骂喜民，说他瞎花钱。

　　姐姐给讲喜民的身世，说喜民小时候在舅舅家，吃饭看眼色，表哥们不想吃了，他才开始吃。姐姐说其实舅舅家里的人并不讨厌他，都跟他很好，是他自己要多心。讲着讲着姐姐哭了。我心想，喜民的身世跟老王真有点像，怪不得性格也像。跟曹操相反，宁叫天下人负我，我不负天下人。

　　姐姐留我在她家吃的晚饭，我走的时候，姐姐给我拿了两个方的铁皮饼干桶。我以为是给赵喜民拿的饼干。用手一提，挺沉。每个的重量足有五斤。姐姐说里面装的是东北大黄豆，一桶让给我妈，一桶让给喜民，说泡泡煮着吃。

　　姐夫是营长，他叫司机把我送回了旅馆。

　　李靖在亲戚家喝了酒，衣服也没脱，就那么躺在床上睡着了。我喊醒他，他到了趟厕所，回来脱了衣服，钻进被窝。他问我小曹打呼噜不打，我说不打。他说我可能会有点响动。我问说什么响动，他不回答。他已经睡着了，还没等我的衣服脱完，他就已经在打呼噜了。

　　哦，他说的响动原来就是打呼噜。

　　我妈我爹两个人都打呼噜，可我妈我爹的呼噜是正经的那种呼噜。再说，打上一阵子也要停一停。

　　可李靖呼噜一直不停。先是很响的一声大吸气，接住在往出呼气的时候，伴着一种很特别的音响，这种音响经过我认真地琢磨和细细地领会后，终于能够想象出是种什么音响了，那就是一个人在用手指甲使劲地在布上抠抠抠，而且是在一块扽紧的布面上，抠抠抠。

　　一个人的嘴里怎么会有这种音响效果呢?我又认真地细细地琢磨和领会一番后，明白了，他这是在磨牙。

　　头天夜里是柳姐姐身底下的那些纸们在“咯吱咯吱”地响着，响得我一夜没睡好。现在的耳边又是这不一般的呼噜，和永不休止的音响。

　　我咋能睡得着。

　　不行，我得往醒推推他。

　　推一下不理睬，又推一下又不理睬，又用力地推，就推就喊：“李师傅求求您了，让我也睡会儿行不行，李师傅。”

　　李师傅终于被叫醒了，欠起些身问说：“唔?我是不是有些响动?”

　　我赶紧说：“有有有，李师傅，有响动。”

　　他坐起了，说要不你先睡，我给尿点去。说完，披了个袄儿出去了。

　　我赶快抓紧时间，睡，快快睡着。可越是着急还越是睡不着。

　　听得李师傅进来了，他没急着往下躺，而是倒了杯水在喝。我知道他这是让我先睡着，他再睡。

　　李师傅真好，我快睡。快睡。快睡。快睡。可最后也不知道是睡着了一会儿没有，耳边又响起了那特别的不一般的被称作是“响动”的呼噜声。

　　我失去了睡觉的信心，也坐起身，喝了一杯水。也不知道是几点。

　　我是个刚上班的学生，没表，李师傅家里困难，也没戴手表。

　　反正也睡不着，我就穿了衣裳到服务台看看，已经是半夜三点半。

　　有人跟服务台结账，要去赶火车。我一下子想起，赶快跟服务台说，想再换个房，好睡会儿。服务台说换也行，你得再交个半费。我心想整费也行。

　　就这样，这一夜，我终于也睡了有两个小时。

　　在火车上，我说：“李师傅，您的那呼噜可是打出点国际水平了。”

　　他慢慢地说：“哪有个啥国际水平。我那是瞎打呢。”

　　“哈……”我笑得差点儿给背过气去。

　　7

　　对象

　　过了大年，在阳历是一九六九年的三月份，接到矿务局宣传部的通知，凡是县团单位都必须得组织文艺宣传队，十月份要到矿务局汇演。

　　那天上午的十点多，我在宣传队后台排练，接到个电话。是相世表哥打来的，口气很冲地责问我为啥老不回家，说你妈不放心你。我问说你咋知道我妈不放心我。他说你妈现在就在我家。

　　我很纳闷儿，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心想着我妈怎么会到了他家。他听出我不相信，说一会儿你过来就知道了。

　　相世表哥和我妈是一个村的人，叫我妈姑姑，但不是亲姑姑，是那种隔了很远的姑姑。但他老去我家，就认开了。我知道他也是我们红九矿的工人，但我从没去过他家。

　　他在电话里教给我咋走咋走，可我听了半天没听明白。

　　“好了，那我打发个人去引你。”他说。

　　放下电话的半个钟头后，相世表哥打发来引我的人来了，是个女青年，穿着一身蓝色的劳动布工作服，胸兜上印着“大同矿务局中央机厂”几个红色的字。中央机厂可是大同矿务局最好的单位，在矿务局上班儿的年轻人，都盼着能在那里当个工人。

　　她说她是相世哥的邻居，是相世哥让来接我。说这话时，她脸红了。我问说你是中央机厂的?她说噢。说完就转身前头走了。

　　到了表哥家，一看我妈真的在炕上坐着，家里的地小，我也上了炕。挨住我妈坐下。我又跟我妈解释，说宣传队根本就不下井，让她老人家放心。

　　后来我才发现，那个女青年她没回自己家，就在表哥家给帮着表嫂做饭。女青年她看样子挺会做饭，我妈夸她手脚挺麻利时，她脸又红了。

　　相世表哥不住地大声问她话，问这问那的，问个没完，她是问一句回答一句，不问就埋头做营生。问她在机厂干的是啥工种，她说车工。我刚跟学校出来到社会上，不懂得车工具体是在做什么，但知道这是个好工种，有技术。相世表哥又问她是应县哪个村的，还问她是哪年参加的工作。我心想，你们是邻居，怎么今天才想起问这些，当着生人面，不怕问得人家心烦。

　　果然，人家可能是有点不高兴了，吃饭时她也不上炕，让也不上，端个碗，在地下的小板凳上坐着。我心想，那一定是为了离相世表哥远点，怕他还要问什么。

　　表哥让我喝酒我说不会，让我抽烟我说不会。他说对着呢，好好儿攒钱娶媳妇哇。我没理他，我觉得这话不好听。

　　吃饭当中我才知道并不是我妈自己找来的红九矿，是相世表哥一大早坐着公共汽车把我妈接来的。

　　吃完饭，我送我妈到公共汽车站，走在半路，相世表哥追上来了。

　　他跟我妈说：“人家女的说没意见。就看你们哇。”

　　我妈说：“叫招人说哇。”

　　他们都看我。可我却不明白他们在说什么，继续往前走。

　　相世表哥在我身后大声喊说：“招大头，问你话呢!”

　　我说：“问我啥?”

　　他说：“人家想寻你。”

　　我说：“谁寻我?”

　　他说：“中午那个女女。”

　　我说：“她寻我做啥?”

　　当时我真的不知道“寻”这个词，除了通用的理解，还能另外有别的什么意思。

　　他说：“寻你，就是想给你当老婆。”

　　给我当老婆?那个女女?

　　“不不不!”说着，我就跑走了。

　　以上的这段经历，我在散文集《你变成狐子我变成狼》里的《对象们》一文中写到过。但因为这段经历正是发生在红九矿宣传队时候的事，所以我在《宣传队九题》里的这篇《对象》中，有意地再重新提提。再完整地说说。

　　星期六回家，一进圆通寺大院，远远地看见我们家门开着，小彬在门口看见我，捩头跟家里人大声说“招人回了”。

　　我妈有了什么事?心里这么想的同时，赶快往家跑。高大娘和老王也在我家里。我看见我妈是在笑，这才把悬着的心放下来。

　　老王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是二虎下班回家跟高大娘说，小郝闹事呢，说不活了。

　　小郝跟二虎都是工程公司宣传队的，两个人搞着对象。小郝家在口泉住，平时不回家。

　　高大娘说曹大妈您看看咋办呀，别价真给出点事。我妈想想说，先让招人和老王给去打听打听，看看现在是个啥情况。又跟老王说，招人不会说话，老王你看情况劝劝她。

　　我到过几次二虎他们的宣传队，可我没注意哪个是小郝。

　　到了宣传队门口，老王说招人你进，我在外边等着，我认为你一个人进比咱们两个都进去好，你想想是不是?我想想，可我想不出个是还是不是，就一个人进去了。

　　排练室旁边有个宿舍，门牙开着。我敲敲门，里面有女的问“谁”，我也不知道咋回答才好。门从里面拉开了，一个女孩站在门口问我找谁。我看见里面有两个女孩，我就问说，哪个是小郝。

　　门口的女孩说咋问话?哪个是小郝?我们都是小郝，你找哪个小郝?里面的小郝认出了我，说叫他进吧，他是小高的朋友。

　　妹妹说：“我常听你说小高有个好朋友叫招人。”

　　小郝说：“就是。”

　　女孩说：“行了招人，那你说吧，你来找我姐姐干啥?”

　　小郝说：“这是我妹妹，在人汽公司上班。”

　　妹妹说：“招人，你说说你来干什么了?”

　　我说：“是那个，是他们让我，先来看看。”

　　妹妹说：“先来看看?看什么看?有什么好看的?你看你们那个小高，上个礼拜说的好好儿的，说这个礼拜，就是明天要到我家。可昨天下午突然说不去了。你说说这叫啥人?你说吧。”

　　我说：“这是他的不对。”

　　妹妹说：“你看，把我姐姐气得饭也没吃。你是来了，你不来我一会儿就到牛角巷寻他去。”

　　我看看桌子上，有两个饭盒。一个是空的，另一个里面的东西满满的。

　　妹妹说：“我爹妈准备也准备好了，想看看我姐姐找了个啥人。可他倒好，这是不是在抽架人呢?”

　　“抽架”是我们雁北地区的土话，意思是等别人登着架子上了高台，他却把架子抽走了，让人家下不了台。

　　我说：“这是他的不对。”

　　妹妹说：“你光说是他的不对，可这个事咋办?”

　　我说：“我回去说给他，叫他去。跟你们去。”

　　妹妹说：“他要是不去呢?”

　　我说：“他要是不去的话……他去呢，他肯定去呢。”

　　妹妹说：“你敢肯定?”

　　我说：“敢。肯定。”

　　妹妹说：“他要是不去，你去。反正不能让我爹妈白张罗。”

　　我说：“那，那……”

　　妹妹说：“别那那那了，男子汉大豆腐，说句硬话怕啥。”

　　小郝说妹妹别瞎说，妹妹说我又不是瞎说，反正咱爹妈也没见过小高，去个谁也无所谓，只要是明天甭叫爹妈伤心就行。听她这么说我觉得也有点道理，我就说噢。

　　妹妹说：“别噢。咱们说好了，他不去你去顶。”

　　我说“噢”。

　　我就说噢就用手掌擦脸上的汗。

　　她姐妹俩看着我的样子，大笑。

　　我说：“那，我走呀。”

　　我出了门，妹妹在我身后说：“招人咱们可是说好了。明儿上午九点我们等着。”又加了一句说：“你要是哄了我，我可是能到牛角巷附近找见你的家，到时候我可是跟你没完。”

　　我“噢，噢”地答应着，跑走了。

　　老王倒是还在大门外等着，见我出来问说咋地个了，听你们在里面笑呢。

　　我说：“老王你可是把我抽架了。”

　　为了做二虎的工作，吃完饭我把我妈也拉到了高大娘家，众人说服得二虎同意跟着去。

　　我怕二虎哄了我，第二天九点前，我就拉着二虎进了他们宣传队。

　　妹妹说招人咱们一起走哇。我说不不不，我说我回家还有事，说完赶快捩转身走了。妹妹在身后说，看把你吓的，谁稀罕你去。

　　跟二公司返回家，相世表哥在屋子里坐着，说是等我。

　　他已经跟我妈说了一气话了，我一进门，他就说招人，哥跟你说个实话你信不信，你可是不能在宣传队里找对象，那里的女女们跳跳跶跶的，不是那过光景的。找对象还是得找个本本分分的，过光景的才对，要找上个跳跳跶跶的，能把你妈气死。

　　我说：“噢。”

　　他说：“光噢是个啥意思?到底是找人家那个女女不?”

　　我妈说：“一家女百家亲。这是周身一场大事。”

　　我还是头次听说“周身”这个词。我写到这儿的时候，回想起我妈别是说错了。我就特意地用五笔输入法试着往出打“周身”，一下子出了。看来这次是我这个文盲妈用对了，反倒是我没了文化，还不知道有“周身”这么个词。

　　相世表哥说：“你们到底是个啥意思?我好回复人家。”

　　我妈说：“相世，这样哇：你转告她家，就说如果着急的话，让她再找哇。”

　　相世表哥说：“这也算个话。”说完，不等吃饺子，就生气地走了。

　　可是，在我星期一到了矿宣传队后，中午快吃饭时，相世表哥又推开后门喊我。我出去了，他说：“我跟人家说了，说如果着急的话，那你再找去哇。可那个女女说，不急，我又不急。”

　　这个事，到最后也没说得清。

　　后来我知道，这个女女一直在等着我，一直等了我五年，一直等到我在二十五岁结婚后，她才对我死了心。

　　现在回忆起，她是我这一辈子发自内心地说对不起的唯一的一个女孩。

　　多少年多少年以后，有次我见了相世表哥，又说起了这件事，我说“可想见见这个女孩”。相世表哥骂我说：“少寡哇少寡哇。人家现在孩孩娃娃一大堆。招大头你少寡哇。”

　　8

　　二哥

　　五一过后，刘指导不让宣传队休息，要排练“九大精神放光芒”葵花舞，他说这个节目道具好看，凡是能上场的演员都上。二十多个人一人手里拿两饼一米大的大葵花，四十饼大葵花，占满了舞台，真好看。他说尤其是那金色的叶子抖起来，灯光一照，真的就像是在放光芒。排练好了先到井口去演出，十月把这个节目拿到局里去参加汇演。

　　每个星期日，俱乐部都要演电影，上午下午晚上各演一场。

　　演电影的时候，乐队就得休息。刘指导要求演员不能停止，到后台继续排练葵花舞。

　　在两场电影的当中，乐队还要加进来，跟演员在前台合乐。乐队也不让走远，我们就进里面看电影。

　　星期日上午的电影不是满场，我们乐队的人都在前几排坐着。看阿尔及利亚片子《阿尔及利亚的姑娘》。

　　姑娘穿着拖鞋上街，而且还是高跟儿的，我们觉得那有点不好走路。姑娘结婚，说要米色的沙发。这让我们感到好奇。

　　哇，沙发。

　　吹笛子的刁吉不知道啥叫沙发，问拉手风琴的韩老师。韩老师说，我也没见过。王队长说我敢说，咱们全矿务局人们的家里面都没有沙发。吴福有说我敢说全大同市的人们家里面都没有沙发。

　　我见过沙发，也坐过，那是在萧融的屋子里。坐垫下有弹簧，坐上去颤颤的。

　　这时候，后台门有亮光，一会儿李新胜跟舞台的侧门下来，冲着前排悄悄地喊“曹乃谦有人找”。

　　我出去了。

　　呀!是二哥。

　　二哥是大哥的弟弟。

　　二哥叫曹成谦，大哥叫曹甫谦。

　　我初中二年级时，在河北保定当兵的大哥，休完探亲假跟应县下马峪往部队返的时候，在大同我家住了一晚。我早晨上学走的时候，大哥把我送出街门后，给了我一张他的穿着解放军服装的相片。我把相片拿到班里跟同学们谝，说我大哥是解放军。同学们都说真像，你跟你大哥长得一样样的。我回了家跟我妈说，同学们都说大哥跟我长得一样样的。说着我把相片给我妈看。我妈看了相片后，啪地一个耳光，把我打倒在地上。很凶的样子，质问我他为什么偷偷地给你相片，他还偷偷跟你说啥了?我觉得是冤枉，但也不敢哭。

　　当时慈法师父还活着，是他帮我分析，说你这个大哥是你的亲大哥。

　　为这件事，我妈病了半个月，嘴角起泡。只给我做饭，不跟我说话。后来是我爹跟怀仁回来，才劝说的把这个事算是过去了。但也仅仅是谁也不再提，并没有把事情说清楚。我爹倒是想往清楚说，是我捂住耳朵“不听不听我不听”，不让他说。

　　已经知道了，再说再听有什么意思呢?

　　这是六年前的事了。

　　现在，站在我面前的是二哥，就是六年前的那个大哥的弟弟，二哥。

　　二哥他跟西安当兵转业回了地方，在家待业了半年，刚刚分配在大同供电局工作。他这是跟应县老家骑着车子来大同供电局报到了，已经来大同两天了。

　　昨天晚上他到我家，听我妈说我在红九矿宣传队上班，他就专门骑着车子来看我了。

　　看见他我觉得有点尴尬，不知道说什么好。想了想说走吧，我引你去去云冈，看大佛爷，不远，往西走六里就到。他说走，我带你。

　　我进俱乐部跟王队长请了个假，让二哥带着走了。

　　云冈外面的几个窟里，都是羊粪蛋蛋，看样子圈过羊。

　　在露天大佛下，支住了车子。想拍个照，可是没有人给拍。

　　我们往矿上返的时候，二哥问我有对象吗?我给他讲了相世表哥给介绍中央机厂的那个老乡女孩。又跟他讲了萧融，还告诉他说，萧融前几天来过矿上找我。她说她爸往福建调呀，一家人都要跟着去。她说她可不想跟着去呢，可留在这里又是一个人，孤零零的。

　　我说跟着大人走吧，孩子多会儿也是跟爹妈在一起好。她就走了。二哥说招人你听不出她的意思吗?她那是想让你挽留她，她肯定是盼你留她。

　　我说：“我没想起这个。”

　　二哥说：“只能是留个遗憾了。”

　　我问二哥，你呢?他说当兵前就结婚了。我问是自己搞的吗?他说村里人大都是媒人给介绍的。他说我们见了一面就去领结婚证，填写介绍信的时候，我连人家姓啥还不知道。

　　我听了觉得很有意思，说你连人家名字也不知道，咋就要跟人家结婚呀?

　　二哥说我们在村里的媒人家见了一面，一个月后女方提出说要一身衣裳要六百块钱要两斗麦子一斗黑豆。我回家跟老汉说，老汉说行。

　　二哥说的老汉就是说他爹。

　　我催着问说，后来呢?

　　二哥说后来就定下时间，去公社领结婚证。我在大队开了个介绍信，可女方的名字我给空下来了，出了街相跟着到公社，快进公社大门的时候我问你叫个啥名字，她才告诉我叫个李桂莲，我才掏出介绍信把名字补上了。

　　我说真失笑，他说村里头就是个这。

　　我想跟二哥单独在一起说说话，中午把饭打回招待所宿舍吃。这些日子刘指导中午不让休息，在大食堂吃完饭，人们就都到礼堂后台排练。

　　二哥给我讲我小时候的事，说我趴在墙上啃墙皮，墙上尽是我啃过的牙印子。我问那时候我几岁，他想想说，三四岁。他说你四岁了才会站，人们都叫你招软软。我听了直想笑。

　　二哥说你可会画呢，说你在墙上用铅笔画画儿。画人儿画鱼儿画轮船，轮船下面有弯弯的线条，是水。还画飞机，飞机旁边还有云朵。还画步枪手枪。他说你跟大哥一样，爱好画画儿。

　　我说我想起来了，想起来了，我记得大哥画赵云、吕布、周瑜、马超，那些日我天天看，给大哥往展扽纸。

　　二哥跟他的黄挎包掏出一本电工方面的书，展开，给我看一张相片，说是舅舅。他说要说长得像，你跟舅舅那是最像不过了。

　　我一看，哇，真的一样，简直就是我，就连年龄也一样。我想要这张相片，可又怕让我妈给发现，瞪着眼质问说这是谁?谁给的?我可吓不行。没敢要。

　　二哥说舅舅也是个很有文艺特长的人，在村里唱戏，是咱们应县南乡一带唱耍孩儿的名角，可惜的是早早就不在了，去世的那年是二十二。

　　他又跟书里翻出一张相片说，这是我部队复原时的全家照，老汉今年耳朵背了，身架子还好呢。

　　他又要说老汉。

　　我赶快打断他的话说，你再给我讲讲我小时候。

　　他说，你爷爷活着的时候，五大爷五大妈每年都要领着你回村里，把爷爷接到家里过大年。我说我记得。

　　他说在大年初一，咱们去给各家拜年，无论进谁家，先在堂屋跪着给祖宗磕头，然后才进家领糖蛋领烟卷儿。你穿着马裤，把给的香烟都装在裤兜里，跪着磕头时，把香烟都给折断了。我说这我忘了。

　　我又让他给我讲我妈的事，他当然知道我说的妈是指张玉香。

　　二哥问我五大爷跟五大妈两个人的媒人你知道是谁不知道，我说不知道。他说是你姑姥姥。我说哇，是姑姥姥。怪不得姑姥姥跟我这么好，原来还是我爹妈的媒人。二哥说，你姑姥姥是五大妈的亲姑姑，当然也就跟你好了。

　　二哥说，正因为是亲姑姑给介绍的，所以五大妈相信亲姑姑不会给介绍个不好的，她完全相信自己的姑姑。你姑姥姥在咱们下马峪是出名的好人，强悍，正直，厉害，说一不二。五大爷也相信你姑姥姥，这事就成了。可你知道不，五大爷跟五大妈结婚前连面都没见过。

　　他们结婚那天，五大妈下了轿由伴娘搀着，踩着红毡子进了院里，拜天地拜爹娘，夫妻互拜，然后进新房坐在炕上，可五大妈一直是没睁眼。看红火的人们也好，五大爷家里的人也好，都奇怪，心想都相信了媒人，别是叫媒人给耍了吧，媒人的这个侄女别是个没眼眼的瞎子吧。

　　看红火的人里头突然有个人喊说：“新郎来了!”这时的五大妈，才睁了一下眼。我说，那为啥这时候才睁眼?

　　二哥说她从来没见过新郎是啥样子，一听说新郎来了她能不睁眼看看?我说对。

　　二哥说：“哇——人们都看见了。好大的一双大眼睛。而且还闪着一道光。”

　　我说：“我妈眼睛里就是有一种光，让我不敢看她的眼睛。”

　　二哥说，正是因为有这种光，所以五大妈敢在夜里一个人行路。狼看见五大妈都躲，不敢靠近。我说我知道我妈捅死过狼，听我舅舅说的。

　　二哥说，那一点也没假，要换个别的女人，那次背着你来大同，早就完了，大人小孩都得喂了狼。我说我妈真厉害。

　　二哥说，也正是因为五大妈是这么一个超出了常人的女强人，所以她把你强硬地跟我们家抱走，抱走去养活你，拉扯你，我们家的那个老汉才一百个放心。

　　二哥一说我们家老汉，我就想打岔。

　　我赶紧问二哥说，我妈结婚时还没有你，你这是听谁说的?

　　二哥说，听我们家老汉。

　　9

　　汇演

　　一九六七年过完国庆，伟大的统帅毛主席命令红卫兵小将，到工厂与工人阶级相结合。我到的是大同市毛纺厂。我们就在厂子里吃住，我把二胡也拿到厂子里，有天在锅炉房正拉着，进来个小后生，他说他叫吴福有。他妈是这个厂子的工人，他听他妈说插厂的小曹二胡拉得可好了，他就来厂找我，想跟我交朋友。

　　过年时吴福有请我吃饭，是他大妈给做的，他大妈是哪个饭店的厨子。八个热盘八个凉盘，正儿八经是坐席。那是我这一生中第一次吃那么好吃的请。我妈说你这嘴债妈可是还不了，妈可是不会做。我说不用还，我妈说得还，是债就得还。又说你欠人家老王的嘴债太多了，以后得还，也不一定是非要请吃饭，在别的方面帮他，也算是还了，反正得还。

　　我说妈你最好吃的是啥，她说妈最好吃象眼子。

　　她当时说“象眼子”我没听清是啥，后来问了几次，听明白了，是肉丸子。我妈叫象眼子。我妈说是她小时候在舅舅家吃的，说还有“梳背子”。我想了想，是扒肉条。我妈的舅舅是给傅作义看病的医官，有钱。

　　正月初六，吴福有来我家了，我妈留他吃饭，她上街到饭店给端回了象眼子和梳背子，还有馅饼。吃完饭，吴福有说走哇，我领你认认我表哥去。

　　“哇，你表哥?郭德金?”我说。

　　我早就听吴福有说过他的表哥郭德金，是省歌舞团的首席二胡。他这是正月回家探亲了。他父母家距离我家不远，在圆通寺的南边。

　　郭德金二胡拉得，那才叫个好，好得我在嘴里没法儿说，但我心里是感受到了。人家拉二胡那才叫拉二胡。跟人家比，我那不叫拉二胡，我那是正如我妈说我的，是“圪锯”。尽管所有的流行的独奏曲都会，但都是“圪锯”。再打个比方，就像是人们都会唱“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但跟人家郭兰英比起来，那就不叫唱，那就只能算是“圪哼”了。

　　郭德金让我跟吴福有每人拉一遍《豫北叙事曲》，拉完，夸我。使我信心大增，梦想着以后要进省歌，郭德金退休后，我来当首席二胡。

　　郭德金在大同的那几天，大同市的二胡高手都到家看望他。我就也认识了雁北文工团的白玉伟和大同市文工团的王为民。听了他俩的拉，我觉出跟他们的距离不远，心想着很快就会追上他们的。后来，在我进了大同一中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时，二胡的水平已经跟他们一样了。

　　在刘科长还没有让我出差到张家口去买乐器，吴福有早就在家开始练习着拉大提琴了。他的大提是跟市文工团借的。还借了大提演奏法的书，参考着练习。这个情况他跟我没保密，他说是受到我个人花钱买大三弦的启发，才想到是借大提的。反正他们也不使用，有我表哥的关系，他们就借给我了。

　　他说想在家学得差不多了，他就要拿来矿上宣传队。

　　他练到了啥程度，我没听过。

　　当我跟李靖把大提拿到宣传队后，我说：“福有，来。”

　　他拉的是《白毛女》“满天风雪”那一段。拉完，我带头鼓掌。

　　王队长说，小曹小吴这两个孩子真是神了。

　　以前老也是不理睬我们的李生儒，这次也发表了看法。他说王队长我说个话不知道你信不信，我相信别个矿的宣传队里头，绝对没有他们两个这样的高手。王队长说，信信信，绝对信。

　　有郭德金的面子，吴福有跟雁北文工团和大同市文工团的人都能说上话。他给我借了一张三弦独奏曲的唱片，除了快节奏地弹拨外，我听出里面有滑音，有揉弦，有滚音，有泛音，还有和声。

　　我自己还发明了一种弹拨技巧，能弹出空山幽谷似的音响效果。这种效果，是我在唱片里没有听到的。也或许是这种弹奏方法早就有，而这张唱片里正好是没有使用这个技巧罢了。

　　为十月份到矿务局参加汇演的排练，刘指导设计的后三个月的冲刺阶段到了。他宣布说连住三个月不放假。

　　他说我们要，革命加拼命，拼命干革命。

　　他说我们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三不怕流血流大汗。

　　王队长紧接着加了一句说：“死了毬迎天，不死又一天。”

　　刘指导指着王队长说：“哎，看你也是个粗人，说这种不文明的话。”

　　大家都笑。

　　王队长说：“不是我拆你台，三个月不放假，时间有点过长。上次半个月没回，小曹妈哭着找来了。三个月不回家，我妈也非哭着找来不可。”

　　人们大笑。

　　刘指导也笑，说：“那就一个月吧。”

　　王队长说：“半个月。”

　　刘指导说：“三个星期，再不能少了。再少就没个迎九大的精神面貌了。”

　　我赶快回家告诉我妈，说以后要忙，三个星期回一回家，您要不到我爹清水河住去吧。我妈说我正还要去去清水河村里头住上些时，明年你爹就退休回家呀，再想去也不能了。

　　我们的汇演主打节目有四个，首先是六娃的女声独唱《信天游唱给毛主席听》，肯定能返场，时间预计十分钟。第二个是我编写的乐器小合奏《白毛女》片段。不会返场，但效果不会差。时间是二十分钟。第三个是小话剧《张思德之歌》，吴福有给请的市话剧团的刘增禄来导演的。效果很好。时间是二十分。第四个是忆苦朗诵剧。剧本是刘指导的山西矿院的朋友给提供的。效果很好。时间也是二十分。四个主打节目时间加起来是七十分。

　　剩下还有内容是“庆九大”方面的晋剧联唱、快板说唱和歌舞等等的几个小节目，几个小节目的时间，加起来是半个小时。

　　整台晚会是一百分钟。

　　王队长说，咱们这次汇演，全局是第一了。刘指导问你咋知道是第一了。王队长说，一百分还能不是第一吗?

　　刘指导的计划是，九月底彩排。

　　韩矿长说，不彩排，直接就公演，是骡是马，拉出来蹓蹓。

　　为了让三班倒的工人们都看到，要连住公演三场。

　　这一下弄得人们挺紧张。不过还好，首场演出就没出什么大的差错。矿领导挺高兴，刘指导也挺高兴。大家也挺高兴。

　　但是我觉得忆苦朗诵剧在适当的时候，如果加上二胡的《江河水》的话，效果会更好。但是，我的乐器是三弦，没有二胡。吴福有的乐器是大提，也没有二胡。如果建议让那三个拉二胡的来拉《江河水》的话，那显然是在挖苦人家。

　　我悄悄跟吴福有商定，第二场公演，觉得该有二胡进入的时候，我要过郭祥的二胡就拉。我还让吴福有做好准备，到时把贺金生的二胡也要来，跟着我协奏。他说行，为了效果，咱们挺身而出，不怕有谁讨厌。

　　我说，只有演出成功了，宣传队才能长期地存在，我才能不下井，我妈才能放心我，我才算是没有欺骗我妈。

　　第二天晚上的朗诵忆苦剧里，我和吴福有的二胡协奏，进入了。缓缓地进入后，是以我为主吴福有配合的、即兴而自由的催人泪下的《江河水协奏曲》，感动着在场的人们，包括台上的演员，也包括台下的观众。

　　我看到，台下有人在擦泪。

　　突然，有人在台下高呼：“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

　　有人会呼喊口号，这是我事先没有想到的。

　　事后，王队长说，光是听你们两个的《江河水》，我就想哭得不行。

　　一九六九年的十月二日，大同矿务局革命委员会“庆九大文艺汇演”正式拉开了序幕，汇演的结果，正如王队长所预料的那样，我们红九矿宣传队取得了第一名。

　　而让所有的人都没想到的是，大同矿务局革命委员会给红九矿革命委员会下达文件，通知宣传队曹乃谦、吴福有二同志，在一个星期之内，到矿务局文工团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