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见有人在喊父亲的姓名和我们家的门牌号，想出去看看怎么回事，姐姐已经跑出了门，不一会儿，姐姐跑回来，气喘吁吁地站在母亲面前：“妈，电报!”双手呈上电报，门口择菜的母亲“嗯”了一声，看都没看姐姐一眼，抬抬下巴，示意姐姐把电报放桌上，姐姐突然大声喊道：“河南——加急!”母亲手中的青菜用力摔进簸箕里，叫喊道：“电报，你喊个什么?”

　　我心里咯噔了一下，心想，又该父母发愁了。

　　电报是父亲的哥哥从“河南省临颍县三家店崔庄”这个地方打来的。

　　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告诉我，这个地方是我们的老家，并让我在学前反复临摹这个地址的全称字样，背诵这个地址的全称发音——尽管我两三岁大时离开这个地方后，再没有去过这个地方，但这个地址已经被父亲把它安装在了我的大脑里，就像上学后课本告诉我，北京是祖国的首都而我从未去过祖国的首都北京一样。

　　电报上，父亲的哥哥告知父亲，他们的父亲病危，要求父亲回去看他们父亲最后一眼。这封电报之前，父亲收到过他哥哥的一封来信，信上说的都是他们父亲生病缺钱抓药的事。

　　接到这封信后，母亲愁死了。

　　那天晚上，我们上床后，父亲来到我们的床边，手指头点了点床上的脑袋和床下的鞋，转身回到他和母亲床边，拉上那张床单帘子，我们这边和他们那边，看皮影戏一样。

　　母亲的声音：“单位借支吧!”

　　父亲的声音：“借多少呢?”

　　母亲的声音：“你说呢?”

　　父亲的声音：“至少也得20块吧?!”

　　母亲点点头，伸手墙上划拉了一下，电灯熄灭，皮影戏结束。

　　我们家这个门户里，有两个家庭，五十几平方米的居住使用面积里，郝家夫妇领着俩闺女，住那间20多平方米带套间和阳台，我们家住这间14平米的单间，共用厨房厕所。我们家里，两张木板床，一张方桌，四个方凳，都是公家配置的(上面印有武钢字样)，如果冬天需要采暖，还得在这个空间里放个烧蜂窝煤的铁皮炉子，炉子上配置一个成直角的马口铁排烟管道，一头接在炉子的排烟孔，一头插过窗玻璃上的空洞通往室外，烟囱接口处还得吊个罐头瓶，渗出的烟油滴在地上或谁的身上都挺嫌人。

　　我们这个家，应该叫“窝”。刚住进来的时候，年龄尚小，感觉不到什么别扭，有温饱便乖顺，稍大点，断奶后的小崽子一样，总想往外跑，又跑不出去，埋怨和牢骚变成了叽哇乱叫和扯皮打架，吵得父母也心烦，但他们都是新中国的建设者，能够耐心说服孩子们要体谅国家的困难，虽说他们教育孩子时的语言很不规范，阐明他们的家国情怀时也不乏连打带骂。

　　当时，这地方的影院里正在放映《列宁在1918》，电影里列宁的警卫员瓦西里安慰他妻子那一句台词“面包会有的”，不但安慰了我们的父母，也安慰了千千万万像我一样的孩子。

　　我们在父辈们建设国家的过程中，别别扭扭地成长着。

　　姐姐初中毕业后，本可以继续上高中的，但她选择了下乡，同屋郝家大闺女郝玉莲能够继续留在家里上高中，不是她的学习成绩比姐姐好，也不是她比姐姐爱读书，人家能够心安理得继续上高中，是他们家比我们家多了间房，而姐姐却因为家里无处容身放下课本，走上了社会。

　　姐姐下放的地方是武汉市水产科研所，在市郊南湖，从红钢城乘公交车到武昌北站转通勤火车可抵达，当天可以跑个来回，虽是下放知青，享受水科所职工待遇，休星期天，每个月还有18块钱的生活费，但姐姐很少回家，有时候一两个月都不回来，现在姐姐待在家里，是跟单位请了假，理由是要回老家看望病危的爷爷。

　　其实，这是个幌子，姐姐现在赖在家里的主要原因，是她的这个月的饭菜票被人家偷走了。老家那封来信让回家求援的姐姐，找到了个跟单位请假的理由。

　　父亲今天上白班，晚上7点钟后才能够到家。

　　郝家的座钟响了7下后，我们家屋里安静了下来。我们在等一个信号，只要这个信号一来，母亲便会进厨房打开炉门，姐姐也会条件反射地跟着收拾桌子，摆上碗筷，我和两个妹妹跑到门口，朝澡堂方向的那个路口张望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