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小我就不服管教，不是个省油的灯。在家里，我对大人的责骂和训斥充耳不闻，在学校，我对老师的讲授和管理毫不在意。但我从来没有明目张胆地跟家长和老师对着干过，我总是“乖乖地”听训斥，然后将他们说的话抛诸脑后。我的“蔫坏”耗费了家人大量心思。

　　我总喜欢跟奶奶作对，因为她万事都要“有讲究”。谷雨前后，种瓜点豆，二十三蒸馍馍，二月二炒豆豆……我最怕的就是她每次按习俗干活儿时，让我“搭把手”。以我的秉性自然不愿意，但我又不能直接说不，就只能在干活时变着法儿“使坏”，经常惹得她雷霆震怒，“你这么不听话，我要是你爸妈，早就打你了。”但我还是不服管教，因为我打心底就不喜欢那些条条框框。在学校，我基本上是按时到校，但上课不听讲，摇头晃脑做小动作的状态。放学后，又偷偷跑到好学生家里抄作业，所以成绩一直排名倒数。常年懒散又不服管的性格让我落下了很多课业，到升学时我才慌了手脚，开始觉得“大人们说要听话或许是对的”。笃定我这个想法的，是奶奶看到我因不会做数学题急得哭泣时，把我拉去隔壁老师家补课。长期补课燃起了我的学习热情，我的成绩慢慢提升，也得到了老师们的表扬，尝到了“听话”的甜头。我规矩了很多。

　　我遭遇人生的第一次挫折是高考落榜。我问自己，明明我很听话，为什么我没有考上大学?我无法回答，只觉得仅“听话”已不足以应对学习和生活，也隐约意识到自己应该有选择地“听话”。那时我也缺少能在做选择之前给我专业指导的师长，我经历了长时段的迷茫，直到考上大学。陪伴我走出这段迷茫、学会做选择的，是我的父母。在我面对“未来该怎么办”的问题上，他们总是不厌其烦地为我分析每个选项的利弊，并在最后说“你自己选”。一开始我非常害怕父母把决定权交给我，这让习惯听话的我感到“没话可听了”，不安全感时刻萦绕身边。经过一段时间的逃避，我开始摸索前进，没考上?那就再考吧。很痛苦?那就仔细感受这痛苦吧。直到顺利考入大学，我才释怀了一些。

　　步入大学后我明白了，我们每个人无时无刻不在做选择，这更多像是单选题与多选题的结合。虽然不必每个人都要拿满分，但为了获得更高准确率，我们从出生开始，就被要求接受教育。每个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优秀，因此乐意与老师一同“贯彻教育方针”，这即是规训的开始。规训是社会化的过程，接受了规训，你就与他人共享了同一套话语体系，就能够被评价，能够参与竞争。在规训的框架里做选择，“准确率”才会更高，因此家长都希望孩子能“听话”。我从顽皮成长到听话，再到学会自己抉择，花掉了整个青春。也从中得出了一个经验：接受规训是人社会化的必由之路，但学会选择才是摘得自由的利器。

　　自主打赢高考这场战役，对我来说意义重大。自此，我迷上了“做选择”，乃至一迈进大学的门槛，就疯狂地拓展兴趣：流转于社团、找兼职工作、沉迷读书会等等。这些看起来毫无干系的事情，实实在在地串联起了我整个大学。

　　我在进入之初的整个九月报名了多个社团，却机缘巧合留在学生通讯社，成为了一名校园记者。我选择它的原因只有一个——我不擅长写作。这看起来很矛盾，但我当时认为，这是我的短板，我需要补齐它。抱着这样的心态，我在大学三年时间里写了大量通讯稿、人物采访稿、小散文等。每当稿子被刊登，我的内心都会油然而生一股满足感，这种满足感又反过来促使我投入到下一次写作中。这种繁忙又安逸的校园生活意外地激发了我的生活热情，使我对各种挑战跃跃欲试。校园内的挑战已不能满足我，我开始将目光转向不熟悉的社会。在互联网上探索了几个月后，我通过网上招聘和线下面试进入了西安新东方初中部担任助教。一年间，我辗转了新东方的三个校区，由我管理的初三数学、英语班学生的成绩获得了大幅提高，我也从中学到了付出精神和团队精神，获得了友谊。

　　校内外的学习和工作让我感到舒心，但我内心总在问：“我该成为什么样的自己?”我不知道。法官?律师?公务员?好像都可以作为成长方向，好像我又都欠缺点什么。我曾鼓起勇气向学长学姐们求助，气馁的是，我无法找到答案，庆幸的是，在我最迷茫的时候大学课业已完结，我有大把可自由支配的时间去寻找答案。于是，我跟着几个学长学姐北上，整月、整假期地在北大旁听不同学科的知识：听罗新老师讲游牧民族史，听阎步克老师讲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听辛德勇老师讲版本学，听李猛老师讲道德哲学。旁听经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对社会科学体系的认识，给了我跨学科的勇气。当时我认为法学是在教人认识和应用规则，但我更关注谁有权利制定规则?什么样的规则是正义的?什么样的规则是道德的?我曾在法理学中获得了回答这些问题的一些想法，但显然政治学能更好地解答我的疑问。于是，我在老师和学长学姐们的鼓励下，转攻政治学硕士，后又继续攻读博士。

　　得益于硕士导师的无私关怀，我在本校课业之余，能流转于其他高校旁听自己感兴趣的课程。这个阶段我旁听的学科不再宽泛，而是集中于政治学，在兴趣的引领下又聚焦到西方政治思想史。渐渐的，我从旁听生变成插班生，充分参与到读书会的讨论、论文评议等各个环节中。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加入中国政法大学的公民读书会。从硕士到博士的研究生四年里，我与老师、师兄师姐们一道，从卢梭、霍布斯讲国家主权开始，到密尔论自由，到亨廷顿讲文明的冲突，再转回研读国家基本理论，细抠代议制民主，又在疫情防控期间着眼现实研读阿甘本，到现在回归古典政治。跌宕四载，我从中得到了知识、收获了同窗、结下了师门情谊。

　　我知足于找到了合适的专业，并在其中得到滋养。我庆幸在二十几岁找到志趣所在，找到了自我。每个将志与趣合而为一的人，均是得到命运之手眷顾的人。我很幸运能够得偿所愿，这也意味着我将有很长的路要走。

　　科研工作只有未知的挑战，没有天花板，科研者的天花板取决于自身能力。攻读博士是科研的入门阶段，我既害怕又喜欢里面的未知，对即将面临的挑战感到激情澎湃，即使偶感体力不支，精神上也从来乐此不疲。

　　没人知道答案，但你的选择会引领你找到它，选不选的决定权在你手里。我从应对未知中学到的一点，就是遵从内心。在我考博时，曾有几个不错的高校可选，也有一个专业相近且工作前景不错的选项。一度我纠结于选择工作前景好的，还是选择感兴趣的，不同的选择会将我带向不同的人生。然而很快我就敲定了选择兴趣专业，这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其一，磕绊的成长经历，使我更认同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选择。人的生活就像小马过河，听取他人的建议固然重要，但只有自己才知道是否该踏入面前的河流。以他人为标准，意味着你还在他人的框架中，脱离了关系，才是真正找到了自己。其二，持续不断激发我生活热情的，是内在的满足感。我在大学做校园记者时，就主动跟采各大活动，撰写报道稿件。有时也会出现稿件不被采用的情况，但我从没因此感到气馁过。只觉得每次将想法溢于笔端时，都有种前所未有的满足，这种满足感又促使我投入下一次写作中。学术写作更是拔高了这种感觉的层次，它使你的思想与前人的思想实现碰撞，持续的碰撞会擦出思想的火花，进而丰富人对世界的认知，让人从中获得更高级的快乐。

　　然而人是活在现实中的，思想若不能被磨成指导生活的针，就很可能沦为无用之杵。这是最考验人的地方，也是最需要创造力的地方。尤其从事科研的人，更应该学习创造，而非适应既定。恰好，科研环境能很好地为科研者提供发挥创造力的条件。身处其中你会发现，这是一个没有边界的战场，只要确定了研究对象，就可以“画战场”“组军队”“定打法”。它是一种自主性非常高的“游戏”，因而也要求研究者要极大地挖掘和发挥潜能，这样才能产出有意义的成果。

　　我依稀记得当我要开启博士生涯时，和我对床的大学室友说，“你真的实现了你的梦想。”是的，很早时我在潜意识里就觉得自己该走上这条道路，如今我的确迈进门了。科研滋养着我，我亦接受着科研的考验，这就是我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