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写过一篇名叫《口吃的人》的文章，老老实实地交待自己是一个“口吃者”。经过多年的惶恐之后，我不再因为口吃而感到自卑。相反，我把口吃当作一种表达的特殊状态，这种状态标示着个体向真理的敞开——流畅的表达并不能反映对真理的占有，而生涩的表达也并能反映对真理的离弃。

　　这几年来，我先后在全国各地数十所大学发表讲演。在庞大的阶梯教室里，在跟大学生朋友面对面的时候，我一向都是不加选择地说自己的心里话。在言说的过程中，我不断地克服着自己的口吃，有的时候，口吃还会引发听众的笑声。我并不为那些本能的笑声所伤害。因为我知道，我的口吃一方面是先天的生理缺陷，另一方面更是后天的心理问题——每一次表达的“断裂”，其实都是思考的焦灼所造成的。我对说真话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热爱，然而，现实生活中说真话却没有说假话那么“理直气壮”。努力说真话的人，经常都是一些讷言者，比如巴金，比如晓波。在我们这个“逢人但说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的国度里，说心里话、说真话，既容易得罪人，又容易给自己带来“狂妄”的名声。但我依然不愿训练自己说话的“技巧”，我永远也学不会像外交部发言人那样字斟句酌、八面玲珑、滴水不漏。我不会揣摩并迎合谈话对手或者听众的心理。大多数时候，我宁愿选择“倾听者”的身份;如果非得开口，我也只是一个“自言自语者”，而不是一个吸引听众的“话语中心”。

　　尤其是在面对摄影镜头和诸多听众的时候，我不会说违心的话、虚伪的话、附和的话、奉承的话、拐弯抹角的话、虚晃一枪的话、表里不一的话、皮笑肉不笑的话，我只会说自己内心中流淌出来的话。电视台请我去做过几次“嘉宾”，我说的那几句老实话怎么听都跟现场的和谐气氛不协调。后来，节目播出的时候，我说的那一段话全都被剪掉了。在电视台供职的朋友责问我说：“难道你就不能换一种方式、也就是能够播出的方式来说话?”我只好对他深表歉意：“非常抱歉，我只会以自己的方式说话。”自然，我在看电视的时候，老觉得电视台上的那些主持人，尤其是新闻联播的播音员们，简直就是我无法理解的一类“动物”——他们怎么能够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说那些空话、套话、假话、谎话、没有味道和没有个性的话呢?他们的忍耐力几乎可以跟日本的“忍者”相媲美了，他们就是一群具有“特异功能”的人。后来，有知道内情的人告诉我说，当他们说假话、空话和套话的时候，不仅不会感到痛苦，反倒感到快乐;不仅不会有良心上的压力，反倒会有功成名就的崇高感。于是，对于他们卓越的“说话能力”，我真是“五体投地”。

　　贾平凹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写到过，自己是一个“不会说话”的人，“不会说普通话，有口难言，我就不去见领导，见女人，见生人，慢慢乏于社交，越发瓜呆。”有一次，贾平凹去火车站接来西安做客的莫言，手上打着“莫言”的招牌。几个小时过去了，没有人跟他说一句话。原来，人们误以为他在做一个行为艺术，把“莫言”理解为“不要说话”的警告。那真是一个有趣的误会。十多年以后，莫言还念念不忘那天的场面：“我还应感谢十五年前他高举着题为‘莫言’两字的牌子在西安火车站广场上迎接我、把周围的人吓得不敢说话的一段情谊。”平常出门的时候，贾平凹经常提着一个提包，这是一家聋哑学校送给他的。他每每把包上印着的“聋哑学校”的字样亮出来，路人都用同情的眼光看着他，他倒觉得很自在。

　　我不喜欢作为作家的贾平凹，却喜欢这个背着印有“聋哑学校”字样的普通布包的中年男人。至少，他知道在这片土地上“说话”是一件艰难的事情，他不把“说话”当作一种“王婆卖瓜”式的卖弄。把说话当作荣耀和乐趣的，是小丑、是戏子、是弄臣、是官僚。我接触过的官员和老板，十有八九都喜欢开会，喜欢在会议上滔滔不绝地说话，所谓“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他们沉迷在强烈的表现欲望和强烈的控制欲望之中，根本不会顾及旁观者的感受。最后，连他们自己也弄不清楚：究竟是他们在说话呢，还是话在说他们?

　　而先知总是言简意赅，甚至沉默不语。真理从来不张扬，从来不狂妄，从来不喋喋不休，从来不巧言令舌。真理不害怕指鹿为马的专制者，也不畏惧防民之口的统治者。真理在集中营的铁丝网之中呈现，真理在囚禁室的窗口下洞明。陈独秀与真理相遇的时候，并非他担任《新青年》主编、北大文科学长、领导新文化运动、登高而呼万人云集的时刻，而是他一个人独居监狱、研读古今文献、“全盘推翻自己”的时刻。他不说话了，他却说出了真理。当年，基督耶稣选择了旷野，因为在旷野中有大智慧。音乐家王西麟曾经被放逐山西，数十年如一日地像苏武一样牧羊于山野。没有人可以交谈，没有人可以倾诉，他几乎失去了语言的能力，他却领悟了一音乐的真谛，一部又一部伟大的交响乐在心灵与旷野之间汩汩流淌。王西麟说：“大残酷逼出了大善良，大谎言逼出了大真实，大痛苦逼出了大升华，大绝境逼出了大艺术，大苦难逼出了大崇高。”萧斯塔科维奇也是这样，人世间那些最优秀的艺术家和思想家们也都是这样。他们哪里有那么多的功夫用在说话上呢?

　　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成了一件值得怀疑的事情，“说话”也成了一件值得怀疑的事情。但我们的生活还得继续下去。我们用我们口吃的言说来成就真理、成就爱。讷言和口吃昭示了人的真实、谦卑、诚恳和恭敬，正如《圣经》中所说的那样：“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所亲爱、心里所喜悦的，我要将我的灵魂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争竞，不喧嚷，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马太福音》十二章十八至十九节)也就是《老子》中所说的“大音希声”。所有的提问和回答都归诸于心灵而非嘴巴。当光芒开始闪耀的时候，习惯了黑暗的眼睛一定会为被光芒射得闭上;当真理开始出现的时候，习惯了说谎的嘴巴也一定会被真理所灼伤。汉斯·约纳斯《奥斯维辛之后的上帝观念》中写道：“这一切都是口吃。即便是伟大的先知、祈祷者、预言家、无与伦比的诗篇作者的话语，在永恒的秘密前曾经都是结结巴巴。对约伯问题的任何回答也不会比这更多。我的回答与约伯卷的回答是对立的：后者援引了造物主的全能，而我的回答则以上帝权力的忍痛割爱为依据。可是——说起来奇怪——二者都受到赞赏。因为放弃发生了，我们可以存在。这对我而言似乎也是一个约伯的回答：在约伯那里，上帝本人也在受苦。这个回答是否为真，我们无法知晓。在这些问题上我的词句是贫乏苍白的，我只能希望，它并非完全与歌德在‘古波斯人信仰的遗赠’里用语言表达的东西相矛盾：‘凡是结结巴巴地赞美至高无上者，都是在那里一圈圈地聚集。’”认识到自身有限性的我们，结结巴巴地诉说真理，如同刚学会走路的孩子在跌跌撞撞地奔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都是旷野中的约伯。

　　好吧，让讷言者开始说话，让我们开始倾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