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珪(1730—1806年)，字石君，顺天大兴(今北京)人。先世居萧山，其曾祖朱必名迁北京大兴。祖父朱登俊康熙三十六年(公元1697年)曾任湖北长阳县知县，其父朱文炳也当过陕西周至县知县。

　　朱珪出仕之后，除在京任散馆授编修、侍读学士外，一直在地方做官，如河南乡试、会试同考官,福建粮道、山西布政使等职，直到乾隆四十年(1775年)，朱珪的仕途才发生根本的转折。

　　这一年，有人参奏朱珪，说他整天读书，不务正业。乾隆本身就是一位文人，对朱氏兄弟的文才，早有所阅赏。于是，他大笔一挥，下了结论：“朱珪不惟文好，品亦端方。”

　　乾隆的判断是正确的。朱珪尽管一身书卷气，但为官清廉，口碑甚好，野史曾有记载，有一年除夕，有客人造访朱珪，问他当年收入怎样，朱珪举着胸前荷包说：“可怜此中空空，压岁钱尚无一文也。”刚说完，门人手里拿着礼物对朱珪说：“这是门生某某节仪若干封。”朱珪便对客人说：“此数人太呆，我从不识其面，乃以阿堵付流水耶!”阿堵者，钱也。又说他任山西布政使时，与阳曲县令吴重光乃“文字之交”。有一次，他找吴重光，手拿借条，说：“我奉召入京，可囊中空空，需路费二百两，特立字据向你借用。”吴重光当然一口答应，但不好意思收借条，朱珪严肃地说：“你不收借条，是不是要向我行贿?”第二天吴即将银两送去，将借条取走，朱珪才收下银子。不久，朱珪从京城托人捎银还债，并索借条而去。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乾隆皇帝秘密地将十五子永琰(后改名叫颙琰)立为皇太子。紧接着乾隆就急着给嘉庆物色教书先生。正好，朱珪闯进了他的视野。于是，朱珪于乾隆四十年(1775年)奉召进京，做了嘉庆的老师，既教授咏吟李杜诗篇、韩柳文章、苏辛词句，也从四书五经中阐发仁政爱民、国以民为本的治国之道，特别是历代帝王的治国方略、御臣之术、安民之道、成败得失、经验教训等。朱珪悉心教导，永琰学业大进。他们两人，朝夕相处，情同父子。

　　朱珪在治理自然灾害时也尽心尽力，深得百姓爱戴，其两次担任安徽巡抚时，都遇上皖北水灾，朱珪“驰驿往赈，携仆数人，与村民同舟渡，赈宿州、泗州、砀山等地余灾，轻者贷以粮种。筑决堤，展春赈，并躬莅其事，民无流亡。”

　　朱珪担任中央官员时坚持减轻百姓负担，每有官吏提出增加一些苛捐杂税，他就极力反对，表示曰:“国家正供有常经，名实关体要。于名不正，实必伤，断不可行。”

　　乾隆六十一年(1796年)正月初一，嘉庆受乾隆皇帝禅让即帝位。但是，朝政仍由太上皇乾隆控制。正在两广总督任上的朱珪，写信祝贺嘉庆登基，同时，又在信中提醒这位弟子：虽已继承大位，但事事处处皆当小心从事，不可多御政事，能推则推，加强修养。他特别提到当年康熙朝皇太子“立而复废、废而复立”的教训，要求嘉庆帝小心侍奉太上皇。对这些肺腑之言，嘉庆帝心领神会。对太上皇，甚至是和珅，他都处处谦让，事事谨慎，用道家无为思想，来保全自己皇位的平安。

　　嘉庆十一年(1806年)十二月五日，朱珪因病去世。他的卧室也只有旧棉布褥子，嘉庆帝赶去祭奠，可他的家门太狭小破旧，御轿竟然抬不进去，寒酸的境况与穷秀才相差无几。另外，朱珪四十多岁即丧妻，他没有续娶妻妾，一人独居而终老。嘉庆皇帝对自己的恩师，评价甚高，称其“服官五十余年，依然寒素”，最精辟的一句话是：“半生惟独宿，一生不言钱。”

　　朱珪死后葬于北京近郊，至今仍有墓碑和墓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