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读《儒林外史》，还在上高中，最初遇见“选家”这两个字，就是拜《儒林外史》所赐，没留下什么好印象，吴敬梓笔下，科举考试俨然一场闹剧，沉迷于其中的读书人，不是迂腐，就是奸猾，嘴上念着孔孟，心里攀着官场，全然一副奴才嘴脸，编纂《历科墨卷持运》一类考场秘诀的选家，充当了诱人入局的角色。

　　1982年12月，孙犁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版《孙犁散文选》写的自序中，起首就说：“这本集子，是谢大光同志受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委托，编选而成。我看过了目录。以为，作为选家，大光是有眼光的，他对编辑方法的见解，也很新颖，详见他所写的后记。”这是第一次有人称我为“选家”，虽然出自孙犁先生，我看着还是有点刺眼，嘴上没说，心里在叨咕，作品全是您的，我不过就是编编目录，梳理了一下嘛，怎么就成了“选家”?对自己的作品，先生反感“炒冷饭”，出版选集历来不热心，多次挡过朋友的驾，我受人民文学出版社季涤尘委托，编这本《孙犁散文选》，心里很没底，犹豫了几天，怕一开口被先生回绝，一次耕堂聊天，趁着聊得畅快，故意漫不经心提了这么一句，先生淡淡地回说：“人家让你编，你就编呗。”算是给了我一个面子，没有硬驳。我摸不清先生到底怎么想，只有编起来再说。先生的作品我熟悉，先前的大多在《白洋淀纪事》《津门小集》中，新近的，都在“百花”出的集子里，没来得及编入集子的，手稿我大都在耕堂读过，选本书不难，要紧是思路不能与其他选本重复，否则过不了先生这一关。没多久，我拟出初选目录，拿给先生过目，先生看了一眼，面容有变化，抬起头盯着我：“说说你的想法。”先生先前出过几部选集，编者大都按写作时间排目，从前往后排的，从近往远排的，都有，这一次我想打破惯例。孙犁的写作，重视亲历感，单篇看不明显，读多了，联贯起来，就是一部自传。编散文选目录时，我想尝试一下打乱写作时间顺序，把涉及作者本人生活与环境的篇章，按照所反映的年代排列，成书后再读，文字随着时间自然延伸，整体感会很强。第一次编先生书稿，也是第一次在先生面前端出个人想法，我说得小心翼翼，没想到先生听完，说了一句：“好，就这样吧。”我趁机提出：“您光说好不行。出版社希望您写个序。”先生笑了：“这个序由你来写吧。就把你编书的想法写进去。”这不成了作茧自缚?我急了，声音高起来：“人家要的是作者的自序。我写算什么!”先生见我真急了，缓了一下说：“容我再想想。”

　　真是难为先生了。先生有自己的原则。序，虽然写了，仍再次重申：“自从我决定不再为别人的书写序以来，为自己的书写序的兴趣，也大大淡漠了。各地委托别人代选(有的广告上说是我自选，不确)出版我的别集，我都没有写序。这次，大光和出版社，一定要我写一点，屡辞不获，实在没有新意，就说几句闲话吧。”孙犁的“闲话”可不闲，特别是那层“一时失去真相”尚有救、要在“内心保留着真情”的意思，够记一辈子了。遵照先生提示，“编后记”我没有按“等因奉此”的程式写，说了一些尚不成熟的个人想法：“我以为，作为文学艺术的一部分，不但创作需要个性，编辑工作也应当富有个性，才有利于‘百花齐放’。由于孙犁的鼓励和理解，这本散文选集，得以按照我个人对于孙犁作品的理解，来选择和编排，使我关于编辑方法的设想，有了一个实践的机会。”文末，我感慨：“在社会向前发展，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断变化的环境中，能够了解别人，或是让人家了解自己，总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

　　通过编《孙犁散文选》，感觉与先生近了，出入耕堂更勤了。我发现，自己其实很欣赏先生的固执，心下还在学着做，不过对于“选家”二字，我还是有自己的看法。

　　编《散文》月刊时，大量接触自然来稿，虽然能用的很少，沙里淘金，还是有让人眼前一亮的文字，作者多是青年，我们尽力推上去，有的发表出来反响不俗，甚至意外地促使作者人生道路发生转折。期刊毕竟有时效性，影响囿于一时，编刊之余想到编书。如果不限于一两家刊物，在全国范围选一部青年作者的散文，一定面目一新，应该有读者欢迎。当时受观念所限，这种跨年度、跨地域的散文选集，还是迷信权威大社，虽然没有成文规定，实际上，也只有人民文学出版社，隔个三五年编一部这种带有范文意义的选集。专为青年作者编的，还没有见过。

　　也是巧。一次在北京参加出版系统的会，与中国青年出版社阙道隆坐在一起，这位戴玳瑁眼镜的“老”干部问了我几句闲话，初次见面的拘束感很快消失。直到现在，我都不清楚老阙当时任什么职务，只知道在中青社是个领导。听我说起在“百花”编《散文》，老阙来了兴致，聊着聊着，编青年散文选的念头自己冒了出来。老阙是“老出版”，沾上选题反应敏锐，听我简单一说，马上表态，好哇。这正是“中青”该做的。你回去写个书面意见，我们商量一下。

　　想法并非一时，写起来就快，我在寄给老阙的《关于编辑“青年散文选”的设想》中强调，迄今还没有为全国范围的青年作者出过散文选集，“这些作品散见于各地报刊，致使散文创作方面这一支新生力量，未能受到应有的注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散文的发展。”那时年轻，写什么都爱往大处使劲，好像自己做的是天底下最大的事。除了拟订青年散文的编选年代与作者年龄，还提出：“本书所选，除坚持一般的思想标准和艺术标准之外，应能反映新时期青年一代对于生活的思考和追求，有益于增进青年读者的文学修养和思想修养。并要求篇幅短小，文字精练，可作为大中学生的课外读物。”现在想来，这大约就是朦胧意识中我最初认可的“选家”职责。

　　过了较长一段时间，我心里不大抱有希望，老阙回信了，看来他们经过了慎重研究，“来信及方案都收到了。编这样一个选本是有意义的。有一个问题想和你先商量一下。我们的《青年佳作》及《青年诗选》，是分别用《青年文学》编辑部和本社名义编选的，散文选仍想用上述名义(选一种)编选，以便保持风格的统一;但编选工作仍请你做。至于选目还可以征求有关报刊编辑部的意见，请他们推荐作品。佳作及诗选就是在报刊编辑部推荐的基础上选定的。”这些话显然代表出版社说的，下面一小段，则恢复到那个与我聊天的老阙的口气，“这样做是否可以，想先听听你的意见。你如果同意，可与王维玲同志进一步联系(主管文学编辑室及《青年文学》)。我即将出差，如果等我回来，就得要延到六月初了。”这封信是1984年5月4日收到的。

　　在部队呆了些年，我脑子里对人事关系毫无概念，其实是怵头，心想一事不烦二主，编书不是急事，还是等老阙回来吧。七月间，《青年文学》编辑部发来一封盖着红印章、内文手书的公函，行文客气，却透着不容商量的语势：“您热心地提出了关于散文选的问题，我们是很感谢的。不过，我们也早有这个意图，拟每两三年编一本，和《青年佳作》《青年诗选》及报告文学配套。根据您的来信，我们与领导做了研究，决定还是以青年文学编辑部的名义来编，邀请您参加此书的编辑工作，具体方案如下……”一二三四，列了一串条款，最后表示，“如您同意上述方案，我们当进一步联系，协商具体事宜。”从私心讲，我对自己这个选题有些得意，从未奢想独自去完成，能看到书出来已是最大满足，其他都无所考虑，对方提出，“由您首先进行初选工作，提出一批选目，我们依据这个选目，再做调整或补充。我们负责二选、三选及有关出版工作，当选目确定后，付给您一定的编辑费，并在出版者的话中提及此事，编者署名为《青年文学》编辑部”，我毫无意见。只是在编选范围上，对方“限定82、83、84三年内发表的作品。82年以前均不选”，我有些困惑。1980-1982年，正是《散文》初创的这三年，接触一批散文新作者与作品，才促使我萌生编书的想法，《青年文学》按说不会隔膜，提出这样奇怪的“限定”，不知所凭何据?我隐隐感到对方的眼光没放在散文上，这次合作不会太顺当。

　　我还是不愿意放弃这个难得的机会，借出差到北京当面与《青年文学》编辑部协商，他们确实对散文状况不甚了了，让我不必拘泥年代，先编起来再说，并指派刊物兼管散文的詹少娟与我联系，这位身材高挑的福建妹子，说话柔曼文静，给我印象很好，后来才知道，詹少娟就是斯妤，斯妤的散文在女性写作中已崭露头角，文字和人一样悉心安静。

　　老实话说，第一次编全国范围的散文选本，又都是名不见经传的青年作者，真有些力不从心，好在有一批热爱散文的年轻朋友，《人民日报》副刊朱碧森，《萌芽》赵丽宏，《海南日报》黄宏地……他们的推荐，弥补了我的局限，一些素不相识的青年，辗转听到消息，主动寄来作品，或介绍自己喜欢的作者。散文世界竟然还有这么多年轻面孔!我的心一下子敞亮了。年轻，与散文相遇，激发出内心单纯的美，使人坦率，真诚，乐于与人分享。《新疆日报》列子，办《散文》时的作者，写信像老朋友：“我很喜欢散文作品，不忙的时候读一读，心里就像有一条温暖而明净的小河流过，有一种变得纯净的自我感觉。后来有机会自己也学着写一点，写得不多也没有什么好的作品，因而也不敢奢望出选集什么的，当然，一点念头也是有过的，但一看作品，真拿不出手，也就断了这个念头。”正在文学讲习所学习的梅绍静信中说：“我很喜欢散文的‘自由随便’，看一篇好散文就像听人闲谈似的，当然这种看起来随便的文章，也是作者多年积蓄的感情、思想的一种喷发，它应当是新鲜、生动而深刻的，使人无意之中得到益处。”仅凭爱好散文，就能够倾心交流的文友，让我感受到信任，这一年年终，《青年散文选》初选目录大体拟就，社里编书任务渐渐重起来，嗣后又面临着岗位变动，我把选目寄出，初选任务算完成了，等着出书就是。

　　一晃就是一年多。1986年5月，我从散文编辑室调到《小说家》编辑部，工作稳定下来，想起一直没有音信的《青年散文选》，遂致信詹少娟，很快得到回复：“散文选事，前不久我又提交编委会研究了。考虑到时间拖得较长，决定让一位副主编再看一下书稿，然后决定怎样调整，何时发稿。此书碰上出版低潮，一拖再拖，实在抱歉。但愿最近能促成。”小詹的回信我能理解，出版社经常面对作者出书慢的诘问，我也会同样答复。然而，这样一部标着“青年”的选集可拖不起，再拖下去青年就拖成中年了。小詹还是温馨的，她也有自己的难处：“我仍在编刊物，但业余时间已写不了东西了——全给儿子占领了。”那段时间，我参与花城出版社《中国当代百家散文》编选，约了斯妤的稿。

　　只能继续等。1987年元旦，小詹似乎猜到我的心理，选择新年第一天写信告诉我：“老赵(赵日升)已将书稿看过，并有一些建议，诸如作者年龄、所选范围等方面的。您什么时候有时间，希望您来京一趟，咱们当面商量一下。好吗?”我心里明白，八四年的初选权当练练手，直到此时，中青社才算将《青年散文选》正式列入工作日程。八月间，同在《青年文学》编辑部的舒洁寄稿子来，“听少娟说，《青年散文选》已开始编辑工作”，从侧面证实了我的判断。三月间，小詹又来一信：“《青年散文选》已定年底发稿。您如最近来京，请到社里谈谈。赵日升意见选目要做些调整。此书一拖再拖，实在抱歉，现在终于有了准信，但愿能早些印出来。”

　　时间真是奇妙。有的时候，搁置，延宕，甚至偷懒，也可能开出新的局面。在《青年散文选·编后记》中，我记下这样的体会：“对于编好一本名副其实的《青年散文选》，这三年的搁置大有好处。只要对散文稍加留心，就可以看到，恰恰是最近两三年间，文坛上悄悄涌现出一批年轻的散文作者，他们大多出生于六十年代，长成于八十年代，可以看做是十年动乱后的一代新人。他们的作品新鲜活泼，较少羁绊，恰如他们的内心世界，给散文园地注入一股青春气息。另有一部分写作时间长一些的作者，在这两三年中，散文创作有了新的突破，呈现出不同以往的崭新格局，这就为本书的编选提供了一个较为坚实的基础。当然，在这样一段时间里，在新作者涌现的同时，初选名单中也有一批较有影响的散文作者，渐渐退出了青年的行列，步入中年。限于书名规限的年龄范围，他们的作品虽然各具特色，也只好割爱。至本书定稿时，初选篇目，只保留大约五分之一。对于时遭冷落而仍在默默前进中的散文事业，这是一个雄辩的佐证。”

　　当年的我已经四十出头，步入中年行列了，自认为比我年轻就算“青年”。从与作者往来信件中看出，1987年，是我走回“年轻”之年。《青年散文选》由中青社正式启动，也不分什么二选、三选了，回到我手里重新编过就是。我在“百花”被调到《小说家》编辑部，接触作者面宽了，对散文添了新的认识：文体不是最重要的。一些认真写小说的作家，下功夫打造自己的文笔，不喜欢按常规套路出牌，一旦以散文出手，常有力作。根据平日阅读，我选了韩少功、张承志、王安忆、张抗抗、张新奇、何立伟、矫健、徐晓鹤、赵玫等青年小说家的散文，丰富了选本，又方便为《小说家》约稿，一举两得。韩少功复信：“遵嘱寄来你要的东西。我那篇散文，你从严处置，稍不顺眼，掷之纸篓就是。”何立伟复信：“散文寄来，因为极短，故缀以两则，称之‘小品二则’，不知可不可以。也不是没有稍长的，但我以为小品文过于的受到冷落，大家不乐写，冷落得使其消失掉了。我每每读东坡《承天寺夜游》，心生感念，也不是一回两回了。”赵玫复信：“谢谢您在编散文选的时候能想到我。我们现在开始评职称，比较紧张，但总还有些时间，写点小说和评论之类，于是很累。若有可能，一定为《小说家》效劳，只是心里一直有些怵。”徐晓鹤写的小传，比散文有趣：“徐晓鹤(1956 -?)，男，鄂裔粤籍湘人。当过知青、工人、编辑各数年，写过诗和散文，现写小说为生。工余买书看书，或随处走走。性好交游偏不擅处世。集自私、偏狭、妒嫉等恶习于一身，常招人恨到筋痛而不肯罢休。”张新奇寄稿来，同时推荐了聂鑫森。厦门大学林丹娅，熟悉的朋友称她“小精灵”，在北京刘再复家里见过一面，写信挺逗：“回得学校来，整天忙乎乎的，琐事甚多，另外还有一事我告诉你，就是忙着谈恋爱，谈婚论嫁呢!这样子我总没有力量去完成那个中篇，常常是零敲碎打地写一些短篇小说和散文。我也忘了前两年有选过哪两篇散文。现就寄上这几篇您挑挑看。如果时间能等的话，《青年文学》有篇《女人的星》，即发，我觉得挺不错，自我感觉挺好呢。”河南王英琦依旧直通通的脾气：“你又编什么散文集了?尽想捞钱!寄二篇给你，你可要把我都选上呦!现在我已成了‘河南媳妇’了。长期以来，我渴望的就是那种宁静温暖的家庭生活，现在总算如愿以偿了。”诗人李钧寄来亡妻曹建玲的作品：“现寄上小曹的两组小散文。发表时因篇幅原因压去一些，我又找出原稿将压去的加上了。没什么特别原因，盼你不要给她再删压了。我还是那样，时时悲不打一处来，惧怕未来，总感到活着太累了……”李钧与小曹，原都是天津警备区军人，一个写诗，一个写散文，我亲眼见证了文学使两个年轻人相恋、结合的美好，小俩口先后调到北京军区，1987年5月，小曹因车祸殉职，年仅32岁。2021年，就在我断断续续录下这篇文字的时候，北京传来李钧病逝的噩耗，对着信、稿，我呆坐许久。

　　1987年6月，福建三明举办旅游文学研讨会，会上结识了辽宁铁岭《青年散文家》党兴昶，以前不知道有这样热心的人，专门为青年办了散文杂志，在一个偏远的小城，面向全国，难度可想而知。会议安排我们住在一个房间，聊得很投机，小党正在为刊物的生存拼力奋斗，我曾在一篇序文中感慨：“在党兴昶身上，我第一次感到，对于散文的挚爱，不止需要勤奋，还要有百折不挠的韧性，受得起委屈。这是党兴昶为《青年散文家》的生存所付出的。”小党会后来信说：“我越来越感到，一个人想做点好事很难，而去迎合，却会处处顺风，怪事!好在不断有朋友帮助我们，这是我最大的慰藉。我这人虽然时而木讷，时而怪态百出(在三明已得到一些表现)，但心里还是有点数的。机遇使我们能够最早同住一室，恐怕这就有点什么先兆。”小党指的自然是自家刊物，我则望到了《青年散文选》的前景。结果美好，过程却未必，一波三折，反反复复，倒积累下不少体会，我与詹少娟商量，想写个“编后记”附于书后。1988年1月19日，小詹复信：“《青年散文选》我和老赵均已看过，并已于十二月初送老王终审，本想等终审下来再写信，因老王近来事多一直未看书稿，我又病了一个多月(发烧，咳嗽)故将复信拖至今天，十分抱歉!后记请您即寄给我，我尽快请老王看，并争取用。另外，我想您也可给老阙写封信，谈及此书稿，请他促成早日发稿。好吗?”我隐隐觉得，这部书的问世，还不会太顺当。

　　回顾一生编辑经历，沟沟坎坎不少，每次似乎都有贵人相助。这一次是詹少娟。事后回想，若不是她在社里始终盯着，《青年散文选》恐怕早就泡汤了。小詹身体不算结实，家务不轻，编月刊再加编书，负荷超重，来信流露过：“现在作家们写得少了，我们当编辑的就更难了。真想改行呢。”这一年，我两次到中青社，印象中小詹都是病恹恹的，她已申请去北京军区搞创作，为《青年散文选》还在做最后的努力。6月17日，小詹来信：“《青年散文选》发稿前的工作已全部完成，这一两天就发稿。奉上目录和后记复印件、未入选稿，请查收。我下个月就正式到军区上班，希望今后能多读点书，多写点东西。你的工作变动了吗?愿你如意!你这次来，正逢我身体不适，未能好好招待，希望下次能有机会弥补。下半年我大约九月份下连队，其余都在家。”我为小詹高兴，也为《青年散文选》终于发排而欣慰，我甚至悬想，可能就是为了完成此事，小詹推迟了调动。此后一年多，事多心杂，《青年散文选》的最终命运，已经无暇顾及。1989年10月11日，久不联系的赵日升突来一信：“《青年散文选》终于见了阳光，不易。这是你辛劳的结果。现仅有一册样书，还不能寄你。寄上目录，请你把你所知道的作者地址，尽量全面地告诉我，以便及时寄样书和稿费。书出后即寄你!”

　　真有些出乎意料。“不易”两个字出自老赵，内里的故事不是我所能尽述。成书最终选了100篇散文，出自100位青年作家，选目大致保持了1987年的面目，加入几篇《青年文学》近年刊发的作品，经过几番折腾，原初的编辑思路已经模糊，仅仅为当年的青年散文留下一个遗照。据说“该书一摆上新华书店的书架，不日便销售告罄”。变革之年，这样一部年代感很强的选集，很快被遗忘了。

　　2017年1月，恰是我农历生日那一天，电脑邮箱里读到深圳书友梁由之发来邮件：“去年9月，京师匆匆一晤，既感欣慰，又憾未及详谈。随后携汪朗兄到长沙，为《汪曾祺作品》系列已出的6本搞了场活动，对谈嘉宾则是何立伟兄。我一向喜欢立伟兄的文风，回想起来，当初最早读其小说，是杂志上的《白色鸟》，最早读其散文，则是80年代的一个选本《青年散文选》里面的两个短章《星期天》和《忆江南》。回深圳后找出旧书翻阅，居然发现，后者的‘编后记’，出自兄台手笔。这也太巧了。日前与立伟兄通话，谈及此事，并略述了兄我的因缘，他也惊叹人事和造化的神奇。”我与由之一南一北本不相识，皆因都喜欢孙犁作品，一语即熟，亦堪称神奇。

　　《青年散文选》的磨折，没有销蚀我编选散文选本的兴致。“文革”中缺少书读的日子里，一部人民文学出版社60年代出版的《散文特写选》，曾被我视为宝贝，几乎翻烂，种下了一个情结。后来接触到《古文观止》，郁达夫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心目中选本的分量越发重了。1985年庐山开会，与《随笔》黄伟经同行，随笔、散文本是一体，天天转山看景加聊天，聊出了一个思路，何不就近十年的新作，编一部《中国当代百家散文》?老黄是个急脾气，当即就要拍板，又虑及我年轻资历浅，回去报选题怕难通过，遂提出是否找一位名家合作，思来想去，熟悉的人选里，袁鹰最合适。袁鹰负责《人民日报》文艺部，又是“百花”与“花城”都倚重的作家，就怕他手头事情多，不肯答应。

　　编大型散文选集，是个苦差事，也是广泛接触作家、作品的难得机会，于本职工作，于个人修养，都有大益处。估计袁鹰早有切身体会，听到我们想法，推掉其他约请，爽快地答应下来。我当时在社里新到一个编辑室编书，工作量大，很多事要从头学起，压力不小。袁鹰长我十多岁，论写作，论编辑，都是前辈，一起合作编书，是难得的学习机会，心中也有顾虑，两个人的观念、评价标准未必完全一致，遇有异议，如何处理?我已做好当助手的准备。后来事情证明我是多虑了。老田(袁鹰本名田钟洛，从这次合作开始，我口中称呼很自然地由“袁鹰同志”改为“老田”了)一开始就坦诚表示，这次编书我们各取所长，他侧重老作家，我侧重中青年，必然事半功倍，合作圆满。我发现，散文观念上，老田的开放包容，与我甚为契合。老田撰写编选前言，一番话说到了我的心里：“散文的发展，一般说不大会像小说或报告文学那样，突然名噪一时，声震遐迩，顿时引起读者的瞩目和评论界的青睐，鲜花着锦，烈火烹油。散文是不大会有这样机遇的。它是平静的，它以安详、从容的步态走到读者身边，走进读者心中，它是早春的细雨，仲夏的凉风，清秋的明月，严冬的炉火，轻轻地、绵绵地沁入心田深处。它将真事、实事，种种矛盾、种种纠葛，按它们的本来面目，真实地袒露在人们面前。它以真情、至情，不加矫饰地撩拨人们的心弦，引起你的共鸣，让你欢欣、恬静，让你感慨、震愕、悲愤以至战栗，让你沉思、探索、冥想、自省，让你的心灵在炼狱中经受种种煎熬，辗转反侧，不能自已，最后得到净化、升华，以至大彻大悟，返璞归真。”我接续写出“编余辍语”，把合作编书中轻松、从容的心态表露无遗：“5年前，为孙犁编辑散文选时，编者曾提出：‘作为文学艺术的一部分，不仅创作需要个性，编辑工作也应当富有个性。’这当然专指文艺读物而言。作为最能体现作者个性的散文作品，尤其需要在编选时突出个性。本书应当说是这种说法的又一实践。编者的目的，只是将自己平日所好介绍给读者，如同对友人展示心爱之物，以求共享欣赏的愉悦。此事最忌约定时日，突击成书，编者亦不必正襟危坐，示苦读状，但须痴于散文，入寝入食，淡急功近利心理;平日阅读不拘风格流派，纵目浏览全凭兴之所至，每遇佳作，不免手舞足蹈，读后专置一箧，容闲暇时细细品味。日积月累，乐此不疲。加之外出访友，常遇同好，闲谈中各荐过目美文，引以为快。至编书时已成竹在胸，只须倾箧内所有，互通有无，再加以比较遴选，删繁补阙。本书编选过程大致如是。”今天想来，这样写，快意有之，确有些浪漫了。联络作者，选定篇目，誊抄小传，这些编事的琐碎庸杂，相当一部分由老田承担了，繁忙中能如此优游，全拜老田那长者的宽容与担当。仅选1986年6月老田一封来信，可以管窥当年我们紧张、默契的合作状态：

　　大光同志：

　　你好!你接到此信，想已从外地回天津;但我后天出差去上海，中旬已在上海了。你五月二十二日来信及几篇复印件，及《十年散文选》均收到，请勿念。

　　我近日即抓紧看这批稿件，并将你编写的小传，一一誊抄在每篇文末，但到今天，才看了十分之六(包括一部分过去已读过的)，尚有十分之四。因即将离京，来不及看完，只好回来再抓紧看完。又想到应有陈学昭的;因此已托《随笔》郭丽鸿同志代为选一篇，因为陈学昭同志近年作品，大都在花城出书，也大都由郭担任责编。其他也尚有个别可以调整。

　　昨天同伟经通了电话，告知以上这些情况。他说不必太急，还是将保证质量放在首位，要将这本书编成高于目前一般类似选本，以符合书名。他六月中下旬来京集中后访苏，七月上旬回国，到那时编好由他自己带回。我想，等补稿、小传等统统搞齐，恐怕也要到那个时候，何况尚有序言、后记均未动手。我去上海，大约六月底前回来，在此期间，估计很难着手写序言，最多是酝酿、思考一下而已。我们两人实际上都是业余在编此书，怕也只能如此。

　　即祝

　　夏安!

　　袁鹰

　　六月五日

　　《中国当代百家散文》1988年6月由花城出版社出版，七百多页，选了106位作家的作品，遵照袁鹰提议，选目以作者生年排序，从1900年的冰心，到1957年的铁凝，绵延几代的新老作家济济一堂，书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顿时感到，所有的付出，值了。

　　编这样大型选本的机会可遇不可求，往往须较长时间酝酿，有时也会突如其来，带戏剧性。1994年春，我们在广东佛山承办全国文艺出版社社长总编首届年会，那时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早已挂出牌子，人员编制还属北京出版社的文艺读物编辑室，李志强时任编辑室负责人。改革开放后充满活力的珠三角，给与会者留下很深印象。会后老李寄来合影，“那一段美好时光，将永远留在记忆中”。一晃四年，1998年5月中，久未联系的李志强突然来信求援：“大光兄：疏于问候，祈谅!有一事相求：我社准备出版《建国五十周年文学作品精选》，已列为北京市重点出版工程，各卷均已开展工作，唯散文卷主编余秋雨最近提出由于其他任务太重，难于分身，希望我们提出一人同他共同主编。这样，我就想到了阁下。你与他共同署名，由你提出入选篇目，我们征求他的意见，然后由你做编辑工作。导论由他撰写。现寄上我们关于这套书的构想和补充意见。”

　　我在出版社多年，知道这种事的急迫，犹如梨园行里“救台”，《选题构想》落款“1997年10月”，要求各卷所选作品应于1998年7月以前交出版社，也就是说，其他卷有10个月时间操作，留给散文卷只剩两个月;再看各卷主编名单，均为文学门类各路诸侯大腕，自知不在一个台面上，有心推掉，又却不过老李一个“求”字，内心也有“何不一试”的冲动。那一段时间，我具体负责的《世界经典散文新编丛书》正在逐卷攻关，不允许过度分神，复信时我告诉老李，我当尽快草拟一个初选方案，以解燃眉之急，至于主编，他们可从容考虑，找到更恰当人选，我的方案作为参考就是。经过几个选本的编选实践，90年代初又连续编了几年《中外散文选萃》，自知列一个选目并不困难，不担“主编”名义，只当给朋友帮忙，也就没有压力，十多天业余时间草拟好，寄出去，算尽了心。

　　结果我被对方认真负责的职业操守感动了。老李、接任他的隋丽君，还有“散文卷”责任编辑丁宁，拿着我那不算太靠谱的选目，多方征求意见，决定正式发出约请，丁宁写信详细列出补充建议，并强调：“所有的建议都仅供您参考。您定篇目不必受我们影响。真的，您决定上什么不上什么。”丁宁还专程来津当面磋商。我在班儿上分不开身，让女儿(教育出版社编辑)陪她吃了顿饭，临走丁宁有些责备地说：“谢芳挺聪明，跟我说了不少心里话，满苦恼的，看来你们平时缺乏交流。你该多找她聊聊。”真是的。成天忙了些什么!不知不觉膝下嬉闹的孩子已是大姑娘了，我确实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丁宁提醒的很是时候。日后我常为这偶然碰上的忠告心存感念，这是命运最好的回报了。

　　真正投入“五十年散文”编选，我被“五十”这个数字迷住了，“人的视野有限，记忆有限，离得太近或太远都看不真切，记不清楚。五十年，恰好提供了一个不致忘却而又便于审视的距离。”如果视散文为一面镜子，那么五十年散文这面镜子，呈现出来将是碎裂的。只要不翳，碎片不也具有镜子的功能吗?我虽然主张，文学作品的编选应当富有个性，五十年的散文，完全依凭个性未免褊狭，多听听不同意见，动员起多年积累的各方资源，这部书值得他们和我一起下功夫。

　　袁鹰最先伸出援助之手，半月内两次来信寄稿，言出肺腑：“五十年散文选是一项大工程，自当尽力听从你指挥。”“编这类选集，担子繁重，事务又繁琐，你辛苦了!但其中亦有乐趣，且极有意义。”文学所楼肇明话说得尖刻，代表了一些人的看法：“这些年来，散文园地闯主角的是随笔，质量高的好作品也集中在学术随笔。散文的定义是可以宽泛一些的。没有思想的滋养，散文只会是一片雍塞之下的贫困，即繁荣遮蔽的荒漠。”刘烨园是年轻人中的知友，说我与他们“距离”很近。关于“五十年散文选”，他认为：“要有眼光、个性，将来要站得住，就得注意一些形式、思想内容上有追求的作品。不能过多地论资排辈。宜在多元的当下，鲜明地展示您自己的一元，这样才有价值，也才能与众多选本互为补充、对照。”苇岸下午接到我的信，当晚回复：“关于推荐散文新作者作品，我寄上一平这篇《辽阔俄罗斯》(我个人较偏爱一平的散文，他现在美)。我也给冯秋子刚打了电话，让她寄您一篇，并让她转告于君(您收到后，给她们回下处理意见)。另外我也想到了鲍尔吉·原野和杜丽等。但可能您所需新作者篇目有限。我的《大地上的事情》，书上的被选编过多，我寄您一组后来较新的。一切都依您的编辑标准定取舍。”

　　我是一只被赶上架的鸭子，学理上，资料上，毫无准备，所有的思路离不开现实。我的思考是，“五十年散文”这个旗号一打出，就不全是个人的事了，庸常，从众，避免不了，出新不在于制造噱头，而在挖掘，在鲜被注意的节点上开出新矿。沈从文，现代文学公认的大家，1949年以后确实写不出来了，勉强写出的无法卒读，我又不甘心让他缺席。八十年代初拜访过沈老，在东总布胡同那间简陋的耳房，凡文学话题避而不谈，一脸木衲，转身从床下拖出一卷敦煌拓片，展示宝贝一样滔滔不绝，像个孩子。他有舒展自己的领域，就到他的领域去寻找合适的文字吧，我选取沈老为《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写的《引言》，心里踏实许多。老先生写到元蒙王朝服饰，有这样一段话：“本书却在统治范围内的小事，为前人所忽略，或史志不具备部分，提出些问题，试作些叙述解释……进行些比较探讨，是否能够得到些新知?”

　　文学不是万能的。文学不能到达的地方，自有其他文字可资替代。张竞生，马寅初，顾准，就这样被我拉了进来。孙犁的散文我选了《黄鹂》，1962年病中写出，直到1979年才得刊发，与晚年的耕堂文字相比，虽然没有那么老辣淡远，却是一脉，置身其他同辈作家文字中，已有一股超拔之气。1998年，孙犁已重病卧床，无法像以前那样，对我提出的选目表示可否，我以为《黄鹂》是孙犁翻过白洋淀，迈向耕堂的转折之笔。

　　其实，老作家中，我孤陋寡闻的也不少。湖南李冰封，安徽彭拜，如果没有当地文友提醒，险些错过，李的《背犁》，彭的《婚后之恋》，都是实大于名的佳作。王朔有句话我很认同：“任何选本的企图都是对整个文学成就的不敬。”比起作家，对跨界写作的文化人，我尤其感兴趣，画家林风眠只有二百多字的《自述》，哲学家周国平殇女儿夭逝的《一个父亲的札记》，原子物理学家詹克明的《裸猿》，无意文学，却在本质上比许多标准散文更贴近散文的特质。詹克明来信说得诚恳：“我长期从事科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对数理化天地生都有广泛的涉猎，几十年来一直跟踪科学的最新进展;我又是一个惯于思考的人。追求科学普遍性与深刻性的思考，有时把我引向自然哲学，这次却把我引向文学。我用散文形式写出了这方面的感悟，对自然、人类、科学的理解。散文前辈名家一再告诫，写散文切入点要小，切忌大题目，可我却是三个大题目的综合。它总括了我多年来对这方面断断续续记下来的思考。我原估计这种涉及最新科学、有些艰深内容的文章，只能是为了少数读者写的，文学界如此强烈的反响，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

　　包括《散文卷》在内的(八卷)，1999年9月由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我在百花社主持编辑的《世界经典散文新编》(十三卷)，1999年10月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两套书双双获得第五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这是选编类图书的最高奖。我和同事李家文去北京领奖，与隋丽君碰到一起，彼此一笑会意。会后，老隋请我们吃了一顿大餐。

　　新世纪的到来，对于我，意味着退休倒计时，我对散文的编选情结似乎还没有完全消退，退下来，闲心思多了，也许更从容一些。2010年，翻闲书忽然想到，第一个十年快过去了，散文怎能没有一个刻度?人民文学出版社自21 世纪开始，每年编一本散文年选，他们有这样的兴趣吧?潘凯雄当时任社长，我写信谈了想法，经有关编辑室研究，同意由我来编这个十年散文选，书名定为《21世纪散文典藏(2000-2010)》。与人文社“选家”们合作，编选过程比较顺，乏善可陈，最大的收获使我领教了时间的无情。文坛如牌桌，一局终了，重新洗牌，二十多年前《青年散文选》入选的百名作者，至此只余寥寥六人，也都知天命了。另一个印象，散文越写越长，不知得益于电脑的便利，还是稿酬的刺激，想选千字左右的短制太难了。一位善写长文的名家，被我发现一篇挺有味道的短文，推上去，却说“不够厚重”，另换了一篇万字文才通过，我选了八十几篇作品，定稿时，被砍下十多篇，意见仍是“不够厚重”，弄得人没脾气。出书后一看，分量确实不轻，64篇作品，已有四十多万字，砍掉一些篇目还是英明的，若是弄成一块砖头，谁能喜欢。我的性格中，随遇而安、习惯妥协的基因较强，难得固执，难得坚持，虽有善于包容之长，结果往往驳杂，很难说有什么眼光。现在想来，所谓编辑要有个性云云，应该是年轻人不谙世事的一个梦吧。刚刚走上编辑之途，就得到孙犁先生鼓励，我是幸运的。先生那么爱惜自己的羽毛，却放手让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小子拿他做什么选家试验。今天想想，先生才当得起真正有眼光的选家。他在《天津日报》创办的“文艺周刊”，成就了多少文学青年;他的文字，他对古今诸家的评点，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

　　附记：写这篇回忆，重读了一遍《儒林外史》，读出吴敬梓的悲悯之心，活生生的人，被僵死的科举制度弄得灵魂扭曲，作者心疼。几个选家形象，刻画得各个不同，下笔冷暖极有分寸，马二先生游西湖一节，就写得十分有趣，看得出作者有几分喜欢这个人物。读到富家子弟蘧公孙终于如愿站上“选集”的封面，附了马二先生的骥尾，我忍不住笑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