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岁成为合肥人民广播电台通讯员，到58岁的一名老新闻工作者，40年来，我不仅实现了年轻时当记者的梦想，而且将毕生的精力投入到这一职业当中。回顾自己的职业之路，得益于部队一次不经意的安排。

　　1981年底，我将一身蓝色的学生装换成了人人羡慕的黄军装。来到部队后，我一边训练，一边看书学习，并时常将部队的好人好事写成新闻，然后，通过电话、邮寄等方式传给安徽人民广播电台、合肥人民广播电台、《安徽日报》《人民前线》《合肥晚报》等新闻媒体。不久，我被《安徽日报》《安徽文化报》《安徽青年报》等聘为通讯员，被合肥人民广播电台评为优秀通讯员，一时间，我成为部队的“名人”。

　　1984年10月至1985年5月，经连队和省军区推荐，我被派到《安徽青年报》实习。5月初，我回到连队后，连里为发挥我的特长，商议建立连队广播站。不久，连里买来一台双卡录放机、音箱、话筒等，然后，将两只音箱挂到食堂的墙壁上，连长给广播站起了个有意思的名字叫“葡萄架之声”(连队宿舍前有一棵几十米长的葡萄长廊)。连里便任命我为“站长”，并安排一名男战友和两名女兵为“播音员”。每天中午和晚饭时间播音，主要是播连队新闻、好人好事，同时摘播一些军事知识、社会趣闻等，然后再播放一些音乐。白天，我们和其它战士一样，正常训练、值班、站岗。到了晚上，我在广播室里写稿，并准备第二天的节目。也就是这段时间，我有更多时间阅读了一些文学和新闻写作方面的书籍，为我日后的新闻写作奠定了基础。

　　广播站的开通活跃了连队气氛，还增长了大家的见闻，战友们都比较喜欢。只是有时声音大了，炊事班的同志有意见，偶尔拨掉一只音箱的插头。后来，我就先叫“播音员”放音乐，自己到食堂里听音量大小，这才让“听众”满意。

　　1985年底，我从部队回到了地方。为了实现自己当记者的梦想，我放弃了金融部门的安置，毅然选择到县广播站工作，从事自己热爱的职业。我将自己对工作的热情，投入到字里行间和一次次的采访之中。

　　1988年腊月，南山大火时，我第一个按单位安排奔赴火场。当时，我只怀揣一本鲜红的记者证、一支钢笔、一个蓝色的笔记本就登上了客车。临出发时，我将第一批赶往火场的36名救火人员在笔记本上签下了自己的姓名和单位，以防万一。

　　2005年9.2洪灾，我在接到电话后，第一时间昌着大雨奔赴指挥部接受任务，记录了当时的水情，拍下了公安干警、社区人员在县林综厂宿舍人员转移的珍贵镜头，拍摄完一组画面，才发觉靴子里已经灌满了水，无法行走，我只好把靴子脱掉，光着脚，一只手撑着雨伞，一只手继续拍摄。

　　为记录公安干警的日常，我与同事整夜在派出所蹲点，与他们一起捜捕罪犯，搜查宾馆、车站，抓捕犯罪嫌疑人。一次，一名犯罪嫌疑人用自制的汽油瓶一次次朝抓捕他的公安干警扔过来，我们就在现场拍摄干警奋不顾身冲进房屋的画面。待嫌疑人抓获后，所长问我：怕不?我说：我曾是一名军人，退伍回来的!

　　我们还起早歇晚记录环卫工人的辛苦;采访非典期间驻守病区、检查车辆的工作人物;记录沥青池里救人的整个过程;宣传岳西司空山、明堂山、天峡的旅游风光......

　　我将自己的青春年华全部奉献在自己的岗位上，同时，也记录和见证了一个地方的重大事件、重要时刻、典型人物，收获了许许多多的鼓励、奖励。

　　弹指一挥间，三十六年过去了，我的“记者证”已经换了4次。但每当战友相会时，我还时常提起“葡萄架之声”广播站，感激“葡萄架之声”让我与新闻写作结下了缘，并始终如一，从事着这份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