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存存

　　我和常存存是在联区开会时认识的。那次会议是传达上级的精神。会议结束后，联区食堂给开会人员准备了饭，但每人要收三毛钱二两粮票。多数成家的老师都觉得不划算，会后就各自回家了。留下的大都是年轻老师了。饭还没做好，这时有个年轻人对大家说捉大头吧。很多人都说好，我不知道捉大头是什么游戏，也就懵懵懂懂地点了头。就见那个年轻人返回了会议室，一会儿出来后，手里放了几个纸团，笑着对人们说，来，捉一个，捉一个，剩下的是我的。轮到我面前时，手里只有三个纸团了。就见那纸团团得很紧，圆圆的，看似很专业。我捡了中间的一个，他就说打开看看，看看。我顺着纸的褶皱纹路，慢慢地打开纸团。就见皱巴巴的纸上写了两个字：两角。他笑着对我说，不错，手气不错。我也和他笑了笑。

　　捉大头类似于打平伙。打平伙就是现在的AA制。不过捉大头又有别于打平伙。它有一点赌的味道。人生很多时候都在赌，这是人活着的动力之一。它又有一点娱乐的味道，人生很多时候都在娱乐，这也是人活着的动力之一。这个游戏和许多赌局一样，讲究公平，也就是讲究手气。有几个人参加，就团几个团。刺激人的是每个纸团的内容不同。手气不好的，会抓住金额大的，那就是大头了。手气好的，会抓金额小的，最绝的是不论几个人，总有两个纸团是没有金额的，一个写着跑腿，一个写着白吃。抓住跑腿的，就拿着集来的钱去采买东西，而抓住白吃的，就可以吃着别人的东西，笑着别人的手气。

　　那天是我自工作以来吃饭规模最大的一次。学校的饭是大烩菜馒头，我们捉大头捉来了鸡蛋和烧酒。黄灿灿的鸡蛋，白白的馒头，浓郁的酒香，大烩菜上一层厚厚的油花子，让我到现在还是念念不忘。也就是在酒桌上，我认识了常存存。

　　两年以后，我调到中心校的时候，常存存也和我一起调来。两年来，我们见过几次面，但还不是很熟悉。调到一起，接触的机会多了，算是真正认识了他。准确的说，常存存是完小还没毕业，只不过有个完小毕业证。小时候的常存存体弱多病，念书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人们说那也是跌到了三先生家了。话还可以这样说是三先生跌到常存存家了。要不小命怕是也保不住的。说到这里，就要说说三先生这个人了。

　　我们公社每个村子都有庙，最不济的李家店也有一座奶奶庙。“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上庙的人少了，后来干脆把庙都给拆了，庙上大块的青石被人们抬回来，放到院门外，做了歇脚的。所有的神都倒了，三先生这尊菩萨还是好好的。三先生长得矮矮的，精瘦精瘦的，紫赯色的皮肤配上黑色的衣裤，给人的感觉是玄玄的。一顶瓜皮毡帽常年扣在头上，一支铅笔竖插在帽子与头的缝隙间。眉心间常年印着一个圆圆的火罐印儿。两只眼睛老是放着精精的光。三先生有什么本事能逆历史潮流而不倒呢?三先生的本事多了去了：村里的红白事缺不了三先生，难产的缺不了三先生，小孩丢了魂儿缺不了三先生，大姑娘小媳妇得了癔病缺不了三先生，泼神乱鬼上身的更缺不了三先生，谁家丢了东西，谁的婚期到了没有还得问三先生。人生在世，谁还没个磕磕绊绊的，离了三先生那可咋办。三先生也不光是一个村子的三先生，几乎是全公社的三先生。庙可以拆，地主富农可以斗，牛鬼蛇神可以批，但三先生是绝对不能动的，谁动三先生那是要犯众怒的，没有人敢动，也没有人有这样的想法。三先生也深知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在那样的年代，三先生只能是以更多的热情来帮助他能帮助的一切人。

　　三先生的家里常年养着一群大白公鸡，遇到那些歪门邪道的事，就提上一只白公鸡奔去了。三先生有三只亮得晃眼的铜制钱，整天揣在怀里。别的事都是咋咋呼呼的，也就是一种声势，一种信仰。但三先生的卦不同，那是一算一个准。三先生做事时，脸上老是挂着浅浅的笑，很多戏谑的成分在里面，不管这戏谑是戏人还是戏鬼神。三先生算卦时神情是庄重的，庄重得让人屏气敛息。而且算卦只在家里算。红花油布铺在炕上，铜制钱在手里摇几摇，掉在炕上发出沉闷的响声，快速地从头上取下铅笔来，把卦象记在香烟盒上。也有需要破解的时候，这就要用黄表、五谷、五色线之类的了，三先生就轻然下地，从暗红的柜里取出物品，交给来人，再轻轻地嘱咐几句。

　　我知道三先生，但不知道他和常存存的关系，和常存存熟了后，才弄明白他们之间的关系。三先生终身未娶。爹妈去世得早，就和他的哥嫂一起过。后来他哥哥也下世了，就和嫂子过。常存存的妈在常存存出生三年后得病走了，村里人撮合，常存存的爹娶了三先生的嫂子，三先生也就一块跟过来了。没有人怀疑三先生和他嫂子的关系，因为人们知道，像三先生这样的人是不近女色的。也唯其不近女色才能办那些事。

　　常存存在三先生为他打了几摞碗，杀了十多只白公鸡，烧了数不清的黄表后，终于长大成人了。虽说成人了，还是没有农村年轻人那种壮实的样子，长得青青葱葱的，十足的书生模样。那一年公社招民办教师，在三先生的斡旋下，常存存顺利地当上了民办教师。

　　在农村，民办教师的地位就像《三国演义》里讲的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则可惜。一个正经的、敦敦实实的庄稼人是不会做也不想做民办教师的。而有文化的人则不可能做民办教师，只有那些被人们称为读书读坏了的人，田地里拿不起放不下，还怀揣了些许梦想与浪漫的读过几天书的人，才看重民办教师这个行业，觉得学校这个地方是他们放飞梦想的地方，讲台是他们圆梦的地方。民办教师一个月的工资是六元再加一个月的工分，也就是说，民办教师的工资分两块，一块是和教育系统挂钩，一块和任教的村里挂钩。民办教师养活一个家庭是很有难度的。那个时候，读书读到大学的不多，读到初中，高中的有很多，因此，民办教师的职位虽说像鸡肋，但想做的是大有人在，不凭关系是不行的。常存存没有三先生的关系是做不了民办教师的，但平心而论，常存存的文化底子还是很好的，虽然他在学校读的书少，但得病在家，常年看着三先生，没文化也会变得有文化起来。这里说的文化用现在的话说主要是国学。

　　我在没有认识常存存之前就听说过他了，那是源于一个流传全公社的笑话。说的就是常存存教书的故事。学校让常存存代数学，常存存模仿普通话。那时我们公社的知青很多，大都是来自北京的。常存存很羡慕那一口京腔，只是苦于没地方操练，到了讲台上，就有机会了。他教的是小学一年级的数学。听课的老师坐在下面，他觉得有点晕。没有教书经验，不会导课什么的，上来就按书上的讲开了，他拿腔拿调地说三呢加二呢等于几呢?学生集体拉长了声音回答说五呢。听的台下有人窃窃私笑，常存存忙说我能呢你们不能呢。这一下，笑声全出来了。这个事被听课的教师带回了各自的学校，就迅速地在全公社传开了。也就是常存存是三先生的人，要不教书就没可能了。

　　常存存和我一起教书时，已是两个孩子的爹了。常存存是三代单传，他爹早早的就给他谋划着娶媳妇了，在不到二十就订了婚。媳妇长得粗粗壮壮的，很对常存存爹的路数，没想到两个孩子生下来后，媳妇竟是一副病歪歪的样子，下地做工是不可能的了，也只能在家里给常存存和孩子做口饭吃。常存存爹逢人就说看走眼了，看走眼了。一个民办教师，女人还不能下地劳动，这样的家庭只能是捉襟见肘。好在经济上有他爹贴补，人气上有三先生罩着，常存存的家看起来是很完美的。

　　常存存和我熟了后，就让我教他学拼音。他对拼音几乎是门外汉。自从出了那个笑话后，常存存改教语文了。教语文，拼音是一道门槛，常存存和我说了他是如何跨过这道门槛的。他说那拼音，上下左右就很难分的，还不说这个音那个音的，远比青龙白虎朱雀玄武难认，他和校长要求带三年级，就是知道三年级的学生拼音都学得差不多了，不要他教，即使问到他，他也会说自己拼拼，很简单的嘛。虽说没再当众出过丑，但心里总觉得惶惶的，总觉得对不起学生。一句话，学不好拼音心里不踏实。我见他把老底都交了，也就很愉快地接受了他的要求。常存存学习上是很认真的，一个学期下来就学得非常好了，有时我的翘舌音还比不过他的准。有一天他对我说，学习真的就像隔着一层纸，以前我看拼音，就好像是隔着一层纱看人，雾蒙蒙的，老看不清楚，现在好了，你给把这层纸捅破了。告诉你个笑话，有一次邻居的孩子问我拼音，我看书上画着一只表，我就把zhong拼成了表，结果那孩子对我翻白眼。

　　常存存学好了拼音，好似掌握了一门安身立命的手艺，人也自信多了，每节课都讲得满满的，不过他毕竟没有经过正规的师范教育，路子不免有点野。上课水漫金山似的，讲到哪里是哪里，用现在素质教育的眼光看，那倒是拓宽了学生的视野。他所教的学生，随口都能说出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也能讲出金木水火土来的来龙去脉。多年以后，社会流行看风水，我们这里就出了好几个风水师傅，有一个可以称大师了，方圆百里无人不知，每天车水马龙的，竟成了富甲一方的人物。这不能不说是常存存的启蒙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也不知咋的，也许是知识少的缘故吧，越是穷乡僻壤越是出稀奇古怪的事。三先生也就一次次被推到事件的风口浪尖上，其结果是越来越多的人去看望三先生，去孝敬三先生，而这就导致了常存存的嘴很刁。清汤寡水的教书生活让常存存难耐寂寞，于是就时不时召集了众人来捉大头。但响应者不多。一个原因是教师挣得少，还有一个就是教师大都是谨小慎微之人，放不了大叉，出不了大错。

　　他们才不会拿自己的钱去无缘无故的请别人吃。这让常存存很窝火。但窝火归窝火，教师们不尿他却是事实。常存存知道自己只是个民办教师，吆喝不动那些公办教师，也只能是偃旗息鼓了。过了一段时间，常存存好像是采取了怀柔策略，指名道姓邀几个人到他家打平伙。被点到名的不好意思拒绝，就随了常存存到他家了。去过几次后，人们觉得打平伙只是个由头，其实是常存存在请他们。当然那些食品大都是从三先生那里拿来的。我去过两次，酒和下酒菜其实是十分简陋的，也见过了常存存的两个孩子和他的媳妇。两个孩子虎头虎脑的，他的媳妇的一只眼好像有毛病，看人斜着看，脸苍白苍白的。我们去了就躲到另一个屋里不出来，常存存大声地吆喝才过来，过来也不抬头，把要的东西放到炕上就出去，出去时不是撞到门框上就是碰到墙上，沉闷的撞击声接二连三响起。常存存歪着身子对着门骂道：没出息的东西，见个生人也不敢。一会儿，那屋里传来嘤嘤的哭声，很低，听得让人压抑。我们都很尴尬，常存存照常招呼着人们喝酒。看来只要来了生人，他媳妇都是这个样子。

　　每学期期末，常存存都嚷嚷着不干了，说民办教师给得太少，没法养家，但每次开学时，常存存总是第一个到学校。就这样拖拖拉拉的十几年过来了，常存存的民办教师做得妥妥的。

　　三先生老了。老的那天漫天大雪，风刮得很紧，一个一个的雪旋风吹得人们睁不开眼。人们都说三先生有德，都感动老天爷了。来烧纸的人多得排起了长队。常存存以儿子的身份接待着每个来烧纸的人。夜里，哽哽咽咽的风掠过了村庄，吹得人们的心里一毛一毛的。

　　常存存真正不干民办教师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那时他的教龄已快二十多年了。促使他放弃工作的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他的儿子大了，靠他的那点工资是不可能让孩子成家的，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们那个地方，是个一铁锹下去就能挖出煤的地方。改革开放后，小煤窑遍地开花，常存存的一个亲戚包了一个煤窑，短个自己人做出纳，常存存多年的民办教师做下来，俨然是文化人了。在现实面前，在那个亲戚的软磨硬泡下，常存存扔下了二十多年的民办教师。我们都为他可惜。他走的那天，我们一块喝了一顿散伙酒。1982年，民办教师队伍大转正，我们更为常存存叫屈。

　　2013年6月11日上午，我在家写毛笔字。听到有敲门声。退休十多年了，唯一的爱好就是写毛笔字。我写毛笔字没有门户之见，逮住什么体就练什么体。家里有两本发黄的字帖，一本是颜真卿，一本是柳公权，年代久了也记不住是我小时候临过的还是给孩子买的。我有个小小的心愿，就是想用蝇头小楷把《水浒传》抄下来，留给我的孩子们，好让他们在将来提起我时，觉得他们的爹也是和文化沾点边的。

　　打开门，一个中年人搀着一个老年人出现在我面前。对我慢慢地端详，老年人开口说我是存存，不认得了?我忙说咋能呢，边说边把他们让进了家。

　　常存存说这几天搞民办教师摸底，听人们说是给当过民办教师的发钱。那个中年人说听说给退休。我不清楚事情的原委，就说大概就是老有所养吧，常存存连忙说对。常存存说，得证明哩。老校长不在了，两个会计也不在了，走的走，调的调，我问了联区的人，说只有你在跟前，就找你来了。我说是要我证明你当过民办教师吗，常存存说是，我说那太能了。那个中年人从口袋里掏出一沓表格放在桌子上。我摸起老花镜戴好，在需要我证明的那张表上写下了要写的内容。常存存在一边说还得摁手印。我说手印不急，吃了饭再摁，常存存说摁了再吃吧，到哪里找点印泥去?我说我练字，不怕你笑话，也置了一盒印泥。常存存说那你就赶快摁吧。

　　我从抽屉里取出印泥盒打开，用手摁了摁印泥，在那张表上，摁出了一个苍老而鲜红的手印。

　　马日

　　不知道你们信不信命，我是很信的。活了大半辈子了，那命好像是越来越清晰地向我走来。有时就是天空上的一缕云彩，有时就是半山腰里的一丝岚气，有时则是烟囱里冒出的青烟，看着看着抓了满把，放开手却什么也没有。但却已闻到了它的味道。人这一生，就是一部编好了的电视连续剧。每个人都是剧中的主角，就等着一集一集的往下看了。也许在你年轻时，你会指着剧情说这就是我的生命轨迹?我不信命，去它的，我要新的生活。不要紧，导演早知道你很犟，知道你会在关键时候撂挑子，于是你在下一集就看到了你选择的新生活。也许你看着看着说这就是命?能不能再找一条路?没错，导演允许你临场发挥，也允许你躺倒不干，无论怎么样，导演早替你想到了。看着看着，急躁，狂热不见了;看着看着，无奈，得意不见了;看着看着，平和，宽容出现了。当你在阳光下艰难地举起双手，六月天穿着大裆棉裤还觉得有点冷时，你就会真的相信命了。

　　马日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是一句俗语，命里有五升，不要起五更，命里两格半，受苦也扯淡。而且常常是视情况的不同将这句俗语分开说。他说这样的话，我们都很惊讶。那是个无神论的年代，牛鬼蛇神都被管制了，他还说这样的话，真是有点匪夷所思。再就是他是个很年轻很年轻的人，说这样悲观宿命的话，真有点莫名其妙的味道。还有就是马日毕竟是个正儿八经的教师，说这样的话有点和他的身份不符。但马日不管这些，他照常说，而且并不像我们想的那样，说得有滋有味，说得没肝没肺。也许是我们多虑了，这也就是他的一句口头禅。

　　马日个子很矮，矮到让人忽视了他的年龄。也正唯其矮，刚一出场就引来笑声一片。

　　那一年我们学校升初中了。在开学前一天教师集中学习。校长是新调来的，同时调来的听说还有四个年轻人。校长是个少白头，年纪虽然还没我大，但满脸严肃。校长的声音很洪亮，办公室里鸦雀无声。会议的最后一项是点名。点到名的都随意地应答一声，只有一个叫马日的新教师没到。校长皱着眉说什么路子，这个马日?很多人都为校长的这种句式和用词而倾倒，以致后来我们对一个人，对一件事不了解而又想了解的时候，都会说什么路子。这基本上成了我们学校的公共用语。后来校长又说这样的工作态度，想想吧，能把工作搞好?校长频繁地使用反问句，这也成了校长讲话的风格，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更是耳熟能详。在那样的年代，工作中，有两个问题是非小心不可的。一个是工作态度问题，一个是生活作风问题，它们都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开学的这天，学校乱哄哄的。从中心校一下子升到初中，放到今天看，实在有点捉襟见肘。但在当时，我们不但没感觉到，反而有种莫名的激动。校长背着手在学校的院里来回地走，班主任忙着学生的报名，领书，我们没有具体的工作，却像小孩子过年一样，在办公室不停地进进出出。快到10点了，办公室才清净下来。校长宣布要开会。教师们各就各位，这时就显出了问题。有个半大的孩子站在办公桌前，没有丝毫要走的样子。我不说你们也猜到了。他就是马日。校长对着马日说，有什么事会后找你们班主任吧，我们现在要开会了。就见那个孩子模样的人走到校长面前，双手递过一张薄薄的纸。校长皱了皱眉头，看看纸又抬起头看了看他，说你就是马日?马日说，嗯。校长又说咋长这么低呀?马日慢慢地说秤砣虽小压千斤。我们被他们两人的对话逗得大笑起来。校长被众人的笑声给感染了。也没追究马日是什么路子，就让马日坐到属于马日的座位上。这个会本来是临时加的，又经过马日这一出，这个会开得很不像个样子。

　　开学过了一段时间，我们的新鲜感慢慢褪下去了。与其说是时间的消磨，还不如说是工作的压力所致。那时候，每个人最少带两门主课，有的甚至带三门。每天天不亮就到校，天黑下来才回家，真正是披星戴月。备课、讲课、批改作业，每个人的办公桌上都堆满了小山似的作业本，好像是永远没有个完。一天当中我们有最怕的两个点。一个就是上午最后的一节课。那年月吃的不够，早上就喝稀得能照见人影的小米粥或同样是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玉米面糊糊 。到最后一节课时，身上早没能量了，一节课讲下来，身上出虚汗，嘴上白白的一层，那不是粉笔末儿落在嘴上，是从我们的体内分泌出来的。还有一个点是晚上的自习。那时候还没有通电，蜡烛又贵买不起，上晚自习就只好点煤油灯。用用过的墨水瓶做得很简陋的那种。我们学校经费紧张，连煤油都买不起，校长从公社农机站要回了一大桶柴油。柴油点灯比煤油亮，但烟气大，黑黑的烟气盘旋在我们的头顶。一个晚自习下来，脸上青青的，从鼻孔挖出来的东西，要多黑有多黑，和下煤窑也快没什么差别了。但就是这样，我们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每个人每天都开开心心的，虽然我们都很穷。那时候没有课时费，没有自习费，什么多余的费都没有，可我们都干得热火朝天的。

　　马日被分到初一，带数学、地理与体育，后来和带音乐的把体育换了。听马日和别人说他爱唱歌而最不爱运动。马日很年轻的一个人，看起来很没朝气。在办公室规规矩矩的，话很少，有时一天就放空了。有人问他，也是点点头，面带微笑，实在不行，就用最简短的字来回答，而且说得很慢很慢。看到马日把自己包裹得这么紧，就是再没脑子的人也不会往上靠了。

　　别看马日和办公室的老师不大来往，和学生却很合得来，经常有学生鬼鬼祟祟到办公室和马日耳语几句，马日就笑着和学生相跟着出去了。有人甚至看到马日和学生勾肩搭背了。这还了得!虽然那是个读书无用论盛行的年代，但在农村，还是很看重师道尊严的，学生哪有反抗老师的，更不可能和老师交上朋友的。回答不出问题或是背不下要记的内容，大耳光子早就上脸了。我们这样做是有底气的，因为我们是凭良心做事的，学生的家长是会真心感激我们的。马日和我们是一面，和学生又是另一面，这让我们有点百思不得其解，最后，我们一致认为马日是太年轻了，几乎还是个孩子。这好像是唯一合理的解释了。

　　这个学期快要结束时，初一班的任课教师在办公室说了个奇怪的事，说初一班的很多学生都结巴，回答问题时磕磕绊绊的，说不了一句完整的话。我们别的教师就笑话他们是结巴班。还是徐红子多了个心眼，问他们刚开始学生结巴不，那几个教师一脸茫然，好像是在用力地回忆，最后肯定地说没有。开学时好好的，都伶牙俐齿的呀。徐红子说这下闹明白了，我们说什么闹明白了，他说知道马日为什么在办公室不多言吗，马日就是一结巴。徐红子的话可以说语惊四座，于是我们就共同回忆着马日以往的言行，越回忆可疑之处越多，最后一致认定马日确实是一结巴。这可了不得，教书最高境界是出人才，再不济也是教学生怎么样做人，却没有把学生教赖的说法。在良心的驱使下，很多教师找校长去了。

　　马日个子矮是先天生成的，马日结巴是后天练就的，个子矮应该不能算毛病，但结巴是毛病。这两种现象放到一个年轻人身上就绝对是致命的毛病了。个子矮是显性的，结巴是隐性的，现在显性隐性都浮出了水面，这倒让马日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马日开始在办公室说话了，我们发现，马日原来是个很爱说话的人 ，只是年轻人所谓的自尊让他在人前不说。想想吧，一个人长着一张嘴，却不能畅所欲言，生生地憋着，那是多么痛苦的事呀。现在好了，该露的露出来了，再也不用藏着掖着了，马日你就痛快地说吧，没有人笑话你。我不能把马日说话的情景写下来，一个是那样对马日不尊重，还有就是怕你们看了也学得结巴了。我只能把马日说话的内容写下来。没料到马日和大家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命里有五升，不必起五更，我们等着他的下文，他在更字上停顿了一会儿又说，我天生就不是靠嘴吃饭的。我们听得有点纳闷，徐红子说你不靠嘴吃饭能靠什么吃?马日头上的青筋蹦起了老高，我们忙说不急，不急，慢慢说。马日平息了一下气流，说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我天生就是靠身体的其他器官挣钱的，不靠嘴挣钱的。这下我们听明白了。听是听明白了，但我们还是觉得奇怪，当老师的，不靠嘴能靠什么挣钱?

　　以后的日子里，办公室里马日的声音不绝于耳。也许是在这个群体长时间无语，像是要补偿似的，马日什么样的话题都接，但他还是很小心很慢地说，除非是争论不下时，才会急赤白脸长久的结巴。我们谁都不笑，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在我心里，是很替马日难过的。

　　第二个学期，马日不教书了，做了学校的后勤工作。我们觉得这样安排很好，对马日，对学生都好，但看起来马日是很不情愿的。人啊，就得将心比心，站在马日的位置上想想，这样的安排好像是有失公允。但马日就是马日，一句命里两格半，受苦也扯淡就轻描淡写化解了。马日的具体工作就是修修桌椅板凳，装装窗子玻璃，分发一下墨水、蘸笔、教案本什么的，叫后勤是好听的，其实说白了就是一打杂的。

　　马日从家里骑来一辆飞鸽牌自行车。那个年代的自行车，而且还是飞鸽牌的，不单单是家庭经济好的表现，更是有社会关系的表现。它比现在的宝马还宝马，简直是宝马中的宝马。骑自行车的马日对我们学校教师的影响与震动，那是相当大的。马日是个鬼精灵，明知道我们都心头发痒，他偏偏在课余时间把自行车推到操场上，来回地转圈，车铃铛摁不停，欢乐明快的铃声像一支响箭，穿透了我们的耳膜，刺中了我们的心房。我们之间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到后来都黯然神伤地回到办公室。马日还在没事时，把自行车推到办公室的窗前，不停地摆弄，今天给车把上个带花的套，明天给轮胎里的辐丝上一圈塑料小花，隔几天就来一花样。徐红子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就走出去对马日说，不就是个自行车吗，整得花枝招展的。马日笑着对徐红子说，命里两格半，受苦也扯淡。徐红子挨了一闷棍，甩甩手，返回了办公室。

　　这世上呀，再好吃的东西，吃得多了，也会反胃的，再好看的景儿，看得多了也会生厌，正所谓花无百日红。马日的自行车对于我们，也是这个理。马日看看自行车对我们已没了杀伤力，就开始骑着车走出校园，向外面溜达了。

　　如果说马日骑着自行车在操场上兜风校长不闻不问，那只能说明校长对马日的工作安排确实心里有愧。但马日骑车在外闲逛，校长就真的坐不住了。先是找马日谈话，但马日就当耳旁风，理由是该他干的都干好了，难道为了让他工作而有意将玻璃打破?或者是将桌椅板凳拆了?校长见谈话不顶事，就开会，在会上批评，马日还是置若罔闻。后来校长也就不再说了。有小道消息传来，说马日的父亲在县革委会工作，说马日来这里只是锻炼个三两年，然后就会调走。看来这个消息是很可靠的，要不，校长是不可能罢休的。

　　外面也没个好去处，每个村子都差不多。成年人都上工了，孩子们都上学了。村子里寂静得很，倒是有成群结队的狗，还有咕咕叫的鸡。马日的到访，只能是出现真正的鸡飞狗跳。早年间，也就是民国时候吧，这地方有个在太原做事的人，回来和人们说起太原的奇事，说的就是看到自行车的情景。他说太原有钱人骑着两碗皮筋在街上跑，那时的人们怎么也想不出骑着两碗皮筋是如何跑的，直到见到了真正的自行车，才明白了这事，因此我们这地方有的老人就管自行车叫两碗皮筋。马日在上午或是下午骑车在村里闲转，要想遇上人，那也只能是快要挪不行动不行的老人了，这些老人看到马日的样子，都会嘟囔着说骑着两碗皮筋做啥呀，不好好劳动去，游手好闲不是个东西。马日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有一次马日实在是闷了，就边骑车边大叫，结果却引来狗的共鸣。后来越来越多的狗加入了，要不是马日小腿蹬得快，怕是要让狗给咬了。

　　周围几个村子转遍了也没啥意思，马日就把目标指向了公社。公社所在地也是一个村子，只是稍大一点。一个公社大院，一个百货门市，一个生产资料门市，别的就和其他村子一样了。百货门市有烧酒，冰糖，白糖，红糖、罐头、饼干、布匹、棉花、针头线脑、中秋节的月饼、秋天的果子，这些物品和烧酒的气味混合在一起，产生了奇特浓郁的香气，让每个进到门市的人想走都迈不开腿。不买货是没钱，闻闻气味总是可以的吧。那年代的人进到百货门市都是贱贱的，而售货员总是高高在上的。

　　马日那时的消费，放到今日也就是个儿童水平，但在那时可了不得。一种叫大渣的糕点一个就是六毛多，那是一个农村成年人三天的劳动才能换来的。马日今天一个大渣，明天一个月饼的，让我们觉得他每天都在大快朵颐。不光光是我们觉得，就连百货门市的人都对马日充满了好奇。这是谁家的孩子，骑着飞鸽牌自行车，吃着奢侈品，只怕是公社书记的儿子也没这么牛吧。后来马日的事在全公社传开了，许多人都认为马日是个败家子。

　　但就是有喜欢败家的。生产资料门市的售货员李苏梅就是这样的人。马日到公社不单单就是吃，他的后勤工作使他不得不常常和生产资料门市打交道。慢慢地就和售货员李苏梅熟惯了。李苏梅长得高大健硕，脸盘也很好看。按说这样的人，这样的工作，找个比马日强几倍的人也是很正常的，但李苏梅偏偏看中了马日。事后有和李苏梅要好的姐妹问她咋就一眼看上了一矮小还结巴的人。李苏梅笑得前仰后合，看得出她对马日的短处是视而不见的。笑过后说她当时不知道马日是结巴，马日最初和她交流不是说话，而是唱戏。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当时的情景：马日一手握着拳头大的冰糖，一手插着裤兜，哼哼唧唧，晃晃悠悠进了门市，一句没头没脑的耍孩儿地方唱腔脱口而出，有没有钉子，多少钱一两。李苏梅觉得这个大孩子很有趣，就答有，你要多少。这样一唱一答的就交流开了，后来马日就拿着大渣月饼之类的去交流了。通过设想，人们知道了，李苏梅是被马日的糖衣炮弹击中的。

　　马日和李苏梅要成亲了，我们都去贺礼。每个人三元。徐红子拿不出钱，就端了一升米去了。婚礼上双方的家长都来了，都是喜气洋洋的。马日的家长觉得自己的孩子能找这样高大健硕而且漂亮的媳妇，实在是祖上有德，李苏梅的家长则认为自己的女儿能找上马日这样的家庭，实在是女儿的福气。双方竟是说不出的满意，这让有些想看洋相的人多少有点失望。因为在有些人看来，他们是那样的不般配。马日挎着李苏梅的胳膊，头和李苏梅的脖子一般高，因了结婚的气势，人们竟觉得马日比往常要高好多。不知是喝了酒的缘故还是别的，马日这天破例没有结巴。他对众人说命里有五升，不必起五更，我马日人小，可就是大媳妇的命。又转过来对李苏梅说你就是想跑都挪不开步。有人打趣说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了，没想到马日说了句很哲理的话：鲜花插在牛粪上是鲜花最好的归宿，我这泡牛粪会让李苏梅这朵鲜花永不凋谢。

　　马日的父亲并没有多大的实权，把马日一个人调回城里是没问题的，但现在马日有了媳妇，两个人都调就有困难了。在公社领导的陪同下，马日的父亲看望了我们校长。校长激动地说这学校我说了还是算数的，马日想干什么就说出来。马日父亲对马日说，你说说，你想干什么。马日说我想干管校长的工作。校长神色骤变：马日你莫非想当校长?我这校长可是县里派来的。马日淡然地说我想打钟。

　　后来马日和我们说，这学校里要数打钟的最厉害了。钟一响，再顽皮的孩子也得回去，钟又一响，再认真的老师也得出来。校长哪有这样的架势?我们想想也是的。

　　马日就在学校安家了。飞鸽牌自行车让李苏梅骑着上班，他不再到处转悠了，候着点等着打钟。

　　钟是铁钟，挂在一棵高高的榆树杈上。钟摆的下端拴一根长长的绳子，绳子的末梢系在树身上。

　　马日打钟很有韵味。

　　早晨的第一遍钟打得很用力，一下一下的，不紧不慢，有醍醐灌顶的感觉。钟声清脆，传得很远很远。

　　课间的钟声急促而明快。有提着裤子奔厕所的感觉。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气势传得很远很远。

　　放学的钟声一声赶着一声，有母唤儿归的感觉。钟声悠扬，传得很远很远。

　　刘健

　　多年以后，刘健成了建筑工地上出色的泥瓦匠。

　　刘健五十多岁，胳膊上的腱子肉还是滚滚的，不要说在夏季，春秋两季也裸露了两条胳膊。砌墙时几乎不用水平，眯一只眼，看看就准，一天放三千砖，晚饭后还是要散步的。刘健现在是一个标准的建筑工人形象了，晒得发黑的皮肤，长满老茧的大手，穿一身灰不灰白不白的工装，只有那一头长发和晚饭后散步，还有一点文化人的痕迹。

　　这几年各地建筑简直是火上浇油，刘健也就不可避免地忙得不可开交。北上包头、呼和浩特，南下太原、石家庄。刘健是工地上的大工，本地的很多小青年都投在了刘健的门下，也跟着刘健呼啸而来呼啸而去。跟着刘健不单单是学手艺，更多的是他们的付出有保障。刘健外出打工从来没被拖欠过工资的。用他的话说是咱有文凭，没人敢拖。刘健说的文凭，就是刘健被劳改七年的经历。说起劳改这事，他的泥瓦工手艺还是在那时学成的。

　　刚进劳改队的刘健，整个人都垮了。脸色灰白，像一堆旧棉絮。管教干部看了他的材料，也许是起了恻隐之心，就分配他干点和文化沾边的事 。不料刘健好像是打摆子似的摆手，懦懦地说，谢谢您的好意，我现在是不能提笔，一提笔手就哆嗦。管教干部说你下过井没有，刘健说没下过。最后管教干部说那你到建筑工地上抡大锹去吧。

　　刘健还算是个有心人。在建筑工地上和了一年的水泥和沙子后，手上布满了茧子，以前的工作是怎么也不可能再做了，还得学一份安身立命的手艺才好。于是就慢慢学泥瓦工了。

　　这几年刘健老在外跑，不常回来，回来就必定来我家喝一顿。虽说我已退休在家，可他还是看得起我这个老家伙。有一次，在酒酣耳热之时，他对我说，你知道我看重你什么吗?我说什么，他说除了你的学识之外，最主要的是那年开宣判大会时你没去。那是个让我一生蒙受羞辱的会，你没去就是给了我最大的面子。

　　送走了刘健，回屋躺在炕上。人老了，老是忘事，可越是老早经过的事，却越是记得清。刘健说的那次宣判大会我记得清清楚楚，我也去看了，只是我站在宣判车的后面，后生家的窗台下。

　　上世纪 70年代和现在大不一样。那时的人被公安机关抓起来就是犯罪分子了，没有嫌疑人这么一说。法院判刑后还要把犯人带到各处去游街示众。那次宣判大会的会场是一辆130汽车。汽车上五名犯罪分子。他们的脖子上吊着一个大纸牌，上面写着所犯的罪名。纸牌大得把他们的上身都遮住了。每个人的头都垂得低低的，有两个盗窃国营煤矿物资的，有一个是入室盗窃。他们的脚下堆放着作案工具和赃物。还有一个是教唆犯，听说是一个知青，还有一个就是刘健。

　　刘健是人们最熟悉的人了，因此人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刘健的身上。刘健的头低得更低，长长的头发把脸几乎埋了。有人说平时刘健和别人没啥两样呀，这时候他的脖子咋这么长。小孩子看着牌子上的字大声喊：强奸犯。有人说刘健的作案工具和赃物呢?有人说强奸犯是没有赃物的，赃物在姑娘的肚子里，只怕是过几天就要见天日了。还有人说强奸犯的作案工具是随身携带的，不需要亮出来。我的头被人用手摸了一下，我回头看，是后生妈。后生妈两只眼睛红红的，嘴瘪得像个鸭子，她从窗子里探出身来大声地问我：又来说书的了?我说是。就在这一会儿工夫，听到车上闷闷的一声响。人群里一阵大喊。接着就听有人说刘健流血了。也就是在那会儿，我知道，刘健的生命轨迹滑出了先前预设的轨道。

　　1975年，我们中心校也办起了初中。这是我们公社的第五个初中。单轨制。把原来在中心校带高段的老师都抽上来还不够，县里又调来了新的初中校长和四位年轻教师。这四位中就有刘健，就他是师专毕业，用我们那里的话说是高材生。刘健他们刚来那阵，给我们学校带来了不小的冲击。我们常年生活在农村，穿戴几乎和当地人没什么区别，把我们认成农民很正常，反过来，把农民认成老师也很正常。但他们不一样，尤其是刘健，人长得帅，衣服穿得更漂亮。一米七八的个儿，一头长发，一件白的确良衬衫，一件绿军裤，把我们都看呆了。那阵子，我们回家都翻箱倒柜地找认为还能拿出手的衣服，但都很沮丧，多少年了就没有做过衣服。最后就把自己认为是还行的衣服拿出来，好好洗洗。那阵子，不光村里的人拿异样的眼光看我们，就是我们自个儿也觉得别扭。不过穿上洗得干干净净的衣服，还是觉得比以前好，就是嘛，教师就得有个教师的样子。

　　那年月，虽然不停地喊停课闹革命，但在农村，革命得闹，书还得教，看一个老师是不是好老师，还得看你会不会讲课，能不能教书。我平时爱看书，课讲得云山雾罩的，每节课都拖堂，这倒让不少人认为我有真学识，好老师的名声慢慢地在全公社传开了。其他几个学校要我去，一个是老校长不放我走，还有就是我觉得在中心校就很好的，一个人有没有学问不在于教初中还是教小学。现在学校升初中了，我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初中老师了。

　　刘健来了和我带一个班。慢慢的熟悉后我就说，你不应该教数学，看你长得这么浪漫，应该带语文。他笑着说，我带语文你带啥课呀，不是抢你饭碗嘛。刘健说他其实最怕语文了，上学时最愁的就是写作文。

　　刘健实在应该算作一个好老师。他的家离学校十多里，可每星期只回一趟。其余的时间就在学校里了。上课总是提前十分钟就站在教室后面，每节课都讲得满满的，办公桌上总是一摞摞高高的作业本。晚自习还和我抢着上。那时候我带语文、政治、历史，他带数学、物理、化学，他还捎带了音乐。刘健的歌唱得好，但不会用乐器。两年下来我和刘健成了公认的最佳拍档，这是用现在的话说。

　　两年来，我和刘健磨合得非常默契，刘健也在全公社很有名了。这中间，和他同来的另外三人都取得了人生阶段性的突破，那就是在刘健忙于教学时，他们都一个一个成家了。马日娶了供销社的售货员，武永亮娶了公社粮站的出纳，张继娶了我们学校的代课教员。而这三个姑娘都是在先找人问过刘健后，在没有得到刘健的明确答复后找了他们的。看到他们一个一个相继成家，我就一次一次问刘健，你要找什么样的人。刘健只是笑笑，说不着急，不着急。其实刘健还是很在意的，想想看嘛，一个在工作上要强的人，能不想在生活中领先吗。而且刘健也是农村人，在农村二十七八就不是小岁数了，就算他不着急，他的父母也不行。为这事，他回家的次数就更少了。

　　又到了过星期，下午大扫除完了刘健还不走，磨磨蹭蹭的。我知道他是怕回家听父母的唠叨。我就说到我家喝酒去。刘健高兴地说我的酒你的菜。那时我们只能喝散装酒，一元三角钱一斤。散装酒用葡萄糖注射液瓶子装最好了，它的盖子是橡胶做的，密封紧，不走味。更好处在于瓶子上有刻度，这样，每次喝多少心中有数。一元三角，一天的工资还不到这个数，敢瞎喝，敢滥喝吗，可不敢。

　　那天晚上，刘健就提着这样的两只葡萄糖注射液瓶子来到了我家。看到酒，我抓耳挠腮，我媳妇看到我那样子，悄悄说，看那没出息的样子。等我媳妇把饭端上来时，我们一个人手里握着一瓶酒，都差不多喝下200毫升了，有刻度呢。酒就是一把钥匙，专开心锁。四两酒下肚，刘健和我的话就稠了。

　　吃着，喝着，刘健说，我爹妈不替我想想，找对象能和捉猪崽一样吗，还不得找个有共同话语的人?我说就是，常言说人对缘法，狗对毛发，找对象就得找个能理解人关心人的人，找个不懂事的还不如不找。我的话还没说完，我媳妇说话了，她说刘健你不要听他胡说，到了岁数就得找。我看我媳妇瞪我，就连忙改口说，不进一家门，不说一家话，进了一家门就有话了，等有了孩子就更有共同的话了。我这样说是怕她把我的酒瓶给抢走，我正喝在兴头上。

　　那年的春天，刘健妈得了一种莫名其妙的病，全身搔痒，尤其是到了夜里，更是难熬。刘健是个孝子，就每天放了学给学生布置了作业往家里赶。还和我说好，晚自习我上，学生有不懂的问题留到明天他来了再说。早自习他上。我说行，咋样都行。第二天天不亮，刘健就来了。刘健来了学生还没有来。有时看到他布满血丝的眼，我就说你迟来一阵儿也没事的，我给你看着，这样下去你会吃不消的。他笑笑说，我妈那病难弄，你刚睡下，她就痒，起来给挠挠就好受了。刚睡下，又痒，还得起来，一夜得有十几遍，困得不行。

　　过了一段日子，刘健来得不像开始那样早了。有一天他上完课和我说了个事。说他们村有个哑子，是个姑娘。人说十聋九哑，这个姑娘不聋，还认得字，和人交流就在地上写字，特伶俐。我问他长得咋样，他说长得秀气。还向我借了几本小说，说是带给那个姑娘看的，我在给他书时说，不要跟着感觉走啊。刘健说哪能呀。

　　有句俗话说得好：到哪座山，唱哪支歌。人这一辈子，在不同的年龄段就得干不同的事。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如果不婚不嫁，就不是好兆头。刘健出事了。我记得非常清楚，那是星期二，课间活动时间。我们正围在一起下象棋，刘健的爹来了，老人黑着脸，拉了刘健就走，刘健说什么事，你总得让我请假再走呀。老人冲着我们说给刘健说说，就是家里有事。说完硬拉着刘健走了。

　　从那天至刘健被宣判的这段日子，就再也没见过刘健。

　　刘健的村子离学校也就是十几里，所以刘健的事慢慢地从他们村传到了学校。

　　事情果然出在那个哑子姑娘的身上。到了秋天，那姑娘的肚子被上了岁数的人看出端倪，他爹就问她是谁的孩子。听人说那姑娘一脸幸福，就是不往地上写字。她爹把村里的青年一个个数了个遍，姑娘都是摇头。最后姑娘的爹发了狠，说难不成是刘家那小子?姑娘竟是抿嘴一笑。这下子老人是又惊又喜。忙不迭到刘健的家里去说事。刘健的爹当时就说你放屁，我儿能看上你那哑子?我儿是高材生，全公社能有几个像刘健的?姑娘的爹说那你叫刘健回来问问吧。

　　刘健的爹气恼恼把刘健叫了回来。他爹指着姑娘的肚子问刘健是你的?刘健看到了姑娘低着的头，红着的脸，就说是的。可把老人气坏了，拿起门旁立着的铁锹就追着刘健砍。结果是砍也没砍着，气却泄了，耷拉着个头对姑娘的爹说，老哥，你说咋办。姑娘的爹笑着说，孩子都有了，你说咋办!

　　过了一天，姑娘家里的人见刘家没响动，就凶凶地找上门来。开门见山给刘健指出两条路，一条是刘健娶了姑娘，那两家就是亲家了。一条是给五千元了事。明摆着让刘健娶哑子姑娘是打死刘健爹都不干的事，而五千元钱在当时那是巨款，根本不可能筹措到，其实也就是一个幌子，还是变着法儿的让刘健娶了姑娘。刘健的爹和妈不停地和人说好听的。姑娘的家人看他们没有诚意，就放了狠话，说那就等着公安局来抓人吧。

　　送走了来人，刘健的爹妈和刘健合计着，让刘健这几天不要到学校了，到外地躲躲，家里再找能和那家说上话的人，好好说说，觉得五千是个气话，有五百差不多了。

　　平心而论，刘健对那姑娘是动了感情的。但现实中的人不是文学作品里的人。经过爹妈多次劝说，他自己也觉得有点不靠谱，就打了退堂鼓，悄悄到外地亲戚家躲了起来。没想到姑娘的爹是个急性子。看看刘家没动静，就径直到县公安局报了案，说是人民教师强奸了他的有残疾的姑娘。

　　刘健被抓起来关在县看守所将近半年。到来年春上被判了七年。现在的人都是经济头脑，那时人们都是阶级斗争头脑。有人说刘健本来是判不了七年的，也许只判一两年，也许找人和那姑娘家说合，他们会撤诉的，毕竟关系到一个人的前途的。但坏事就坏在刘健爹身上。

　　传说，倒春寒的天气让刘健的爹有了看刘健的理由，刘健爹给刘健送去了新棉袄和棉裤。公安人员在棉裤的腰里搜出了一个小纸条，上面写着：刘健，打死也不能承认。就是这张两指宽的纸条，毁了刘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