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一生中心中的最痛、良心永远不得安宁的一件事，就是把一个业务技术骨干打成了“右派”，并殃及后人。

　　晚年的父亲常常被这件错事折磨得坐卧不宁，夜里难以入眠，直至临终都难以瞑目——

　　那是在1957年，父亲担任一家大型企业的党委书记。起初是搞“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岂知，这是一个包藏祸心的阴谋——“引蛇出洞”。接着《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这是为什么?》，于是就开始了紧锣密鼓的抓“右派”运动。

　　当时抓“右派”，上级都按知识分子的人头给基层单位下达比例数。既然有比例就不是实事求是，那肯定有冤屈的，有倒霉的。凡完不成任务的单位一把手(党委书记)轻则摘乌纱，重则要戴“右派”帽的。

　　说实话，父亲所在的企业是个生产任务很重的单位，“鸣放整风”基本上就没有搞。因此想从言论和文字上抓出“右派”是根本不可能的，巧妇都难为无米之炊么。而上面又催逼得很紧。一个逾千人的大单位不可能没有一个“右派”吧?英明领袖早就有科学论断：凡是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

　　那些天父亲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抓不出“右派”，不仅乌纱帽难保，而且还会被扣上包庇“右派”的帽子，以致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

　　那段时间，父亲一回家就心事重重的样子，阴沉着脸不说话，只是独坐在一个角落里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无可奈何，父亲就从人事科调阅全厂所有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的档案。父亲要从档案里抓“右派”了。父亲的原则是：“现行言论”没有就查历史，历史没有问题就查家庭出身和海外关系。父亲查来查去，只有一人符合以上条件。此人就是单位的副总工程师李万钧。他是清华大学毕业生，只是家庭出身资本家，舅父又在台湾空军任上校军官。父亲对他实在是下不了手啊。因为李副总是单位的技术权威。全厂生产中出现的技术难题，唯有他下手才能解决。

　　父亲单位“右派”名单迟迟报不上去，而上面一催再催……以至于下达最后通牒：当下抓“右派”就是大局，一切都得服从这个大局，今天18点以前报不上名单来，拿你这个党委书记是问。父亲看看表，已经是16点了。父亲的思想激烈斗争整整经历了两个小时，那是痛苦争斗的两小时，是天使与魔鬼的争斗，是人性与兽性的争斗，是个性与党性的争斗……

　　然而脆弱的人性被兽性所战胜，因为父亲想了很多很多，打成“右派”即开除党籍，开除厂籍，放逐农村劳动改造，家破人亡……

　　父亲再也不敢往下想了，太可怕，太恐怖了——

　　父亲一咬牙，在18点整时，把李万钧推出去了。然后父亲对着苍天祈祷着：李副总实在对不住了。我也是实在无奈，被逼无路啊!

　　父亲是解脱了，李万钧的祸事却接踵而来。先是李万钧被戴上“右派”帽子，赶到农村接受“监督劳动改造”，接着是老婆离他而去。最倒霉的还是李万钧的独生女——李平。当年参加高考，分数远远超过北京大学录取线，只因父亲的“右派”问题受到株连，政审不合格，不予录取。老人家早就断言：资产阶级右派就是反动派。就像是皇上圣旨，谁敢违抗?谁敢录取反动派的女儿?

　　“文革”当中，李万钧这个摘帽“右派”又被拉出来当作死老虎遭到无以复加的批斗。等到1979年被平反昭雪后不久，李万钧已到了肝癌晚期。不多日就在剧烈的疼痛中离开了人世——

　　他女儿李平的日子过得更凄惨。李平中断升学之路后，只得到一家街道办的铁板厂上班。一个“右派”的女儿，在政治上株连的社会里，遭受到的只能是歧视、虐待、伤害。你再有才华又能怎么样呢?

　　一个三五十人的街办小厂，说塌就塌了。李平的婚姻也很糟糕。李平的丈夫是个酗酒狂徒，喝完酒就要撒酒疯，打老婆，摔家具，李平的日子就可想而知了……

　　父女一双人才，就被一顶莫须有罪名的“右派”帽子断送了。为此，父亲一直深受着良心的谴责和痛苦的折磨——

　　临终前，父亲沉痛地说：“无论做什么事，做之前都要摸着心口想一想，自己做的事能不能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人，不能做亏心事，做了亏心事，一辈子都会心痛和不得安宁的。”

　　父亲的眼睛溢出泪水，久久都不能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