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次出访俄国，首先不是以公款旅行。没有哪个单位哪家企业为我出一分钱供我出国观光旅行，我不具备那样的权力和地位。我的情形似乎全然相反，竟可称为“私款公差”。

　　当然，公款旅行，依我看也不宜一概而论。政府官员友好访问考察谈判之余，免不了连带旅游观光;而旅游观光未尝不是一种宏观考察，开阔视野，增获新知，也是好事。我只是没有那样的好运气罢了。

　　我接到的访问邀请函，是俄罗斯作家协会正式签发的。但俄国作协经费短缺，预先声明不能负担任何费用。我省作协领导也还体悯下情。尽管很清楚我在访俄当中必然要和伊蕾聚会，属于出访兼而探亲;但我既有正式邀请名正言顺，便爽快批准我出访并向有关部门提交了正式报告。而我们作协也没有钱，就情势而论也不可能给我支出这笔费用。再说，作为一级作家，我每年都在享受着一宗规定的差旅费用，总数额达一千二百元整。用这宗款项，哪怕你去周游全世界呢!

　　于是，从离开我们机关所在地南华门乘出租车上火车站，到乘火车赶北京办国际列车卧票;从太原办护照做出国检疫交纳费用，种种往返一应花销开支，我都是自己花钱。到北京买票要收外汇券，须得自己花人民币高价黑市收购——买票必得用外汇券，外汇券偏又国内不通用，一般人手头不可能有。我们不奔黑市奔哪儿去?黑市买卖却又违法违纪，这不要难死人吗?从驻留莫斯科期间乘地铁，到归国办票要花美元;而且在票口买不到车票，又必须从俄国票贩子手中套购高价票。我始终在花自己的钱，彻头彻尾花的是“私款”。

　　因而，尽管我持有外事部门正式签发的公务护照，并且尽可能旅游观光多方考察，我却如前所说与公款旅行不沾边。

　　然而，尽管我是自己花钱，却又自以为肩负公务，自觉地正式拜访了俄罗斯作协。不妨在这儿自诩一句：这就是一点觉悟了。

　　拜访俄罗斯作协，我受到了该作协外联部主任亚历山德罗夫同志和他的属员的热情接待。这位主任的专长是研究南斯拉夫文学，著述多多。他最早曾任原苏联作协外联部社会主义国家工作部部长，熟知赵树理，曾经接待过我省著名作家马烽，陪同马烽游览过肖洛霍夫庄园。

　　想当年，苏俄作家地位尊荣经济宽裕，许多著名作家和诗人，拥有汽车和豪华别墅，存有数百万元卢布巨款。高稿酬和版税，每写一部中篇可资四口之家生活半年。而眼下，自俄罗斯变革以来，曾被指责为社会主义贵族的作家们几乎在一夜之间一文不名，卢布狂贬使他们的那笔令人咋舌的存款几乎成为一堆废纸。

　　所以，如同骄傲的超级大国不复存在，气度恢弘的好客的作家协会也不复存在了。随着苏联解体，原苏联作协也更名为独联体作协。而据亚历山德罗夫介绍，观在莫斯科的作家协会也已经不止一个，而是有那么各自为政各立门户的好几个。各家都以自己为正宗，各不相让。那么，打破大一统，群雄并出，是好事抑或是坏事呢?犹如苏联的解体，这却是局外人不易评说的了。而无论哪家作协，都面临了经费短缺的困境;无论归属于哪个作协的作家们，也都面临着稿酬不足以糊口、写书之后出版困难的严峻现实。访问交谈的当场，亚历山德罗夫拿了一册某诗人自费出版的诗集给我们看，那诗集印制简陋，内文仅仅薄薄的四个页码。不禁令人颇生同病相怜之慨。

　　那么，处于困境中的作家们如何生存呢?说来又是那样的相像：

　　鉴于阅读市场状况，有的作家专写侦破色情等通俗作品;鉴于俄国民众穿衣吃饭紧迫于读书求知，有的作家便转行去办公司，也算经商下海了吧。作协外联部维持正常工作运行，向国外作家签发邀请函件要收费，特别是向西方人要收取相当高的费用。对中国作家，则友情为重充分体谅，一般不收费。对此，我当然诚挚地表示了我由衷的谢意。

　　拜访会谈是在外联部整洁典雅的会客室进行的。外联部年老而风度雍容仪态万方的女秘书奈丽，接了我们脱下的外套，在电热壶里当下为我们煮了红茶和咖啡，一再殷勤让客。亚历山德罗夫则一再表示歉意，为不能更好地接待我，因为他们所做的仅仅是能提供一份免费邀请，仅止是捧上一杯咖啡;更为中国历年来大量翻译苏俄作家的作品，而他们没有资金来翻译我们的作品。

　　对于互译作品方面的不平衡，我倒以为固然有资金方面的原因，毋宁说是中国的文学创作尚不具有走向世界的本体实力。中国新老作家曾受俄苏作家创作之影响者比比皆是，谁能举出哪位外国作家是受了我们的影响的呢?当今世界，地球日益变小，日益村落化，西方世界在经济上的领先超前使英语日益成为世界语，呕心沥血的中国文学作品在域外究竟有谁来读?在国内又究竟有多少人来读呢?我的若干感慨却是不宜于在那样一个场合随便发布的了。

　　作为更多成分的礼节性访问，我明白自己充其量是一名友好使者，而不是乱发议论的狂生。就我个人的财力，我向俄罗斯作协，向外联部、向亚历山德罗夫和他的属员各自赠送了一点礼品。亚历山德罗夫的歉然便更其强烈了。告别时分，我们紧紧握手。此刻，无须通过翻译，紧握的双手传递着言说不尽的友情。在门边，依照俄罗斯习俗送客的最高礼遇，亚历山德罗夫亲自为伊蕾女士架起了外套。那位年长的奈丽女士则从作协宽敞的庭院草坪上，采集了一束在深秋开放的素雅的野花，敬献给我们这些来自东方的客人。

　　回到住所，伊蕾将那束野花插在一只水杯内，任其慢慢干枯。在她租用的住所，厨房的小罐，壁上的竹编小筐内，都有原先屋主插在那儿枯萎了的花束，而那竟然也是极别致的一种陈设点缀。

　　如今时隔数月，想必那束野花也早已干枯，成为伊蕾住所一个新的点缀品了吧。

　　从作协出来走不多远，就是莫斯科最繁华的地带阿尔巴特大街。我注意到，在许多艺术品商店近侧，在地铁的入口处和通道上，甚至就在大商店的门口，有画家和音乐家们在卖艺。画家们或者出售自己标了价码的各种油画，或者为行人包括外国人画素描速写;音乐家们则演奏着各种乐器，间或引吭高歌。依我一个外行人的耳目来评判，他们画得不坏，演唱得简直棒极了。他们眼前摆放的纸盒内有人们随意丢撒下的一些零碎卢布，他们似乎视而不见，似乎在格外投入的艺术操作过程中，已经使他们验证了自己而获得了满足。

　　我和伊蕾说，这些艺术家是我们的同行啊!

　　他们的境遇与我们相比，谁更好些谁更糟些呢?伊蕾没有回答什么。也许只是漫不经心地说了点什么。她已经见惯不惊，或者忙于生存已经无暇顾及其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