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初一报到那天，教室进来一位老者，戴深度眼镜，发际线稍高，头顶一根根白发往后梳着，脸部皱纹沟壑交错。他把笔试本往讲台上一放，扶了扶眼镜，便用抑扬顿挫的声调介绍自己。

　　“我姓施，单名一个行字，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你们的班主任了……”

　　“施老太公!”后面有几个同学窃笑起来。

　　老太公，私底下喊喊未尝不可，但对于老师，称呼先生应该更为妥当。施老先生一身行头：棉麻短褂，薄灯笼裤，脚上一双白底黑面的圆口老布鞋。我想若换一身青色长衫，会更适合他。

　　他从笔记本抽出一张纸来大声念我们的名字。

　　“听说是陆埠哪个小学退休的。”“退休有好几年了吧。”“是咱们谢校专门聘请过来的。”“大施巷一带的。”发笑的同学显然百事通，在唱花名册过程中悄悄散布这些消息。

　　当年几乎每个村都有小学，乡里只一所初中，初一收两个班，超50%的淘汰率，那些考不上的就直接扛起锄头修理地球了。

　　施行老先生教我们语文和毛笔字。虽说以前只教小学，但他是正儿八经编制内的。那时乡下学校多为民办教师，如教我们地理的陈老师，拿起粉笔走上讲台是传道授业解惑的好老师，放下粉笔卷起裤管也是地道的农民大伯，他的一亩三分地就在学校操场那边过去一点，我多次见他在课后埋头地里劳作，把庄稼伺候地比学生还妥贴顺服。其他如教政治的诸老师、物理的刘老师、化学的魏老师等亦属民办。话说回来，编制与否代表不了实际教学水平，但施老先生是校长亲自出面聘请过来的，没两把刷子又怎么可能?

　　学校的四周皆田野，北和东靠着河，小河弯弯，通向远方。我们初一教室在最东面，北挨着蒸饭间，蒸饭的锅炉是烧煤的，烟囱竖得老高。中间有一过道通向河埠头，老师和学生都在这埠头用铝饭盒淘米取水。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我们要像海绵一样吸收有用的知识。”“浪费别人的时间等于谋财害命，浪费自己的时间等于慢性自杀。”“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教室两侧白墙上的这些警句名言，是施老先生亲自动手写下的。

　　“周末作文，要求写一篇故事，题目自拟，前提是必须听来的。”开学不久，施老先生布置了这道作文题。“故事，有听讲过吗?小学班主任魏老师讲的秀才进京赶考系列早忘得差不多了。”我苦思冥想不得要领，一时又找不到讲故事的主，只好凭记忆写了书上看来的神话故事。作文上交后，施老先生在课堂上一一点名询问，并根据询问结果现场打分。当问及我是听来还是看来的，我内心挣扎了下，最终选择如实回答了。看来的故事老师一律不给打勾评分。过了数日，施老先生又进来说：“这些天我围绕听来的故事这篇作文进行了实地家访，发现绝大部分同学很诚实，听谁说的，什么内容，都能一一对上号，这里特别要表扬张冬梅同学，她是妈妈那听来的，作文写得很生动，难能可贵的是她诚实的品格和认真的态度，大家要向她好好学习。”说也奇怪，冬梅同学的成绩在班里一向排不上号，经此事件后居然“噌噌噌”地上来了。

　　班里成立了作文兴趣小组，有魏爱君、周力、冬梅等同学，我有幸在内。施老师声称优秀的文章将推荐给某中学生刊物，听了让人振奋不已。他教导多观察多思考多记录多修改才能写好作文，我是听了点进去的，但可惜终究没成什么气候。

　　写毛笔字，我一向不太喜欢。练习书法讲究眼到心到手到，眼睛看的少，又不用心揣摩，写起来就只能是涂鸦了。施老先生教字讲究循序渐进，每节课只专注练两个字。待我们将写好的字交上去之后，他用红笔圈解，比如起笔没顿的，收笔没回的，笔划偏粗或细，他都一一标注清楚，个别看看还可的字，他就用红笔在上面画一个圈。当我每次看到米字格纸上一个又一个好看的红圈圈时，就会像考了一百分一样地高兴。

　　施老先生极具艺术细胞。他在重大节日组织编排的哑剧和三句半，深获大家好评和欢迎。那出哑剧就在礼堂兼活动室的舞台上演的，挑了两位有特点的学生扮角色，道具是一只打气筒，表演诙谐，动作夸张。三句半是四人组合，使用器具不外乎是一张牛皮鼓，一对镲，一面小锣，还有大锣。每当最后那“铛”得一下敲大锣的同学扯着嗓子高喊出一字两字的时候，底下观众都会发出一阵快乐的笑声。说唱节目的台词不在多，贵在启迪思想，逗人发笑，可以肯定的是，施老师成功把握了这一点。

　　上初二时教室搬到了学校的西北角那间，同桌依然是绰号“烂带鱼”的阿伍。这绰号不雅，不知是被谁叫出来的，连学识渊博的施老师都不得其解，或许跟不好好读书有关。前桌的同学换了，其一是绰号“老太婆”的琴同学。“老太婆”并不指长相老，大概是个子矮些嘴又唠叨的缘故，其实她长得还算好的。琴同学太闹，座椅上似有针刺她一般，从来没坐安稳过，有事没事转过头来干扰我们。阿伍好脾气，对她态度友好，我就不同了，常横眉冷对，时不时挥动拳头相向。她亦是不好惹的主，正面冲突不能取胜就用偷袭手法，可谓刁蛮透顶。“报告施老师，琴同学刚才放了屁扔我们桌上了。”我是有事就喊报告的，只不过施老先生太偏袒女同学，总是轻描淡写地警告一下就过去了。直到有一天施老师说我们班的同学即将缺席一位，请同学们为她送上祝福的话语，我们才明白指的就是琴同学，她要辍学去上海落户了。阿伍在惊讶之余连连表示惋惜，转而又说还是大城市好，前途光明。我却什么都未表示，眼不见心不烦。可当她后来真的不来学校了，才觉没人闹并不是件特别愉快的事。

　　那个秋天，施老师带来一则好消息：上级部门拨款下来，家庭贫困的学生可申请补助。我们当时并不懂什么才算贫困，三天两头梅干菜下饭算不算呢?班里几乎人人递交了申请，这惹得施老师很不高兴，批评我们不懂发扬风格，并特意表扬了不写申请的几个同学。让人意外地是，他最终决定均摊扶贫款，每人发五角钱。我不知这样皆大欢喜的处理结果是否违背贫困补助的初衷，但可以肯定很多人包括自己是做错了的。

　　读初中的我总体循规蹈矩，但不排除偶尔犯点小错误。有一节自修课，我放着作业不做，偷偷翻看起小人书来。别看施老先生上了年纪，眼睛又近视，可他一进教室就知端详了，当场走过来没收了我的小人书，并喊我去他办公室一趟。“上课做小动作被抓了吧?年纪小小资格老老。”边上有老师抢先批判起来，这让我害怕不已。“事情很小的，自修课看看课外书未免不可，只是今后作业要先完成，干什么都要分得清主次轻重。”施老师坐下后把那本小人书还了给我，在我还没从惊慌中彻底反应过来时就让我回了教室。

　　上了初三，施老先生就不教我们了，他辞职回家正式享受退休养老生活，班主任换成了姚老师。如今这么多年过去了，因为一直不够自信，或者自认为没混出什么名堂来，便从未与施老先生取得过联系，从他那一面来说，我是杳无消息了。但不知怎地，我总还时时记起他的，事实上，“在我所认为我的师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

　　前几天，诸老师发了一张照片给我，那是比我低一届的同学(也有初一初二同届后来留级的)组织聚会活动时拍的合影，第一排就坐的就是那些初中老师，见到那一张张熟悉而亲切的面孔，我的思绪不免又回到了难忘的读书时光，同时不由地想起了施老先生，想起了他那些抑扬顿挫激励人心的话语。但想起归想起，我不知道的是，现在还能不能再说一声：施老先生，您现在还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