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只大手突然在拥挤的人流中抓住了我的行李。老乡，快，随我来!

　　这一声热乎乎的招呼，让我愣了一下。熟悉的乡音，陌生的面孔。我有些张皇失措地看着他，老乡?在这远离故乡的城市，一个混乱车站的出口，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条件反射，一把将自己的行李从他手里重新抢了回来。我紧紧地拽着属于我自己的东西，然后从背着大包小包的、乱作一团的农民工中间拼命挤了出来。但还没让我来得及喘一口气，我就发现，他依然紧挨在我身边，而我已经鬼使神差地站在了一辆黄颜色的士边上。我明白了，这是一位拉客的的哥。

　　事情已经变得非常简单，但我不想这么就范。我怕受骗，要求打表。他一边用湖南话嗯哪嗯哪地答应着，一边撅起屁股打开了后盖，就在他要把我的行李放进去时，他突然说了一句实在不该说的话，老乡，我不骗你，从这里去东莞，不开票，我就收你一张钱!我再次感到我受骗了。他焦急起来，反复说他没有骗我，他打开车门、弯着腰让我上车，眼里充满了热切的渴望，甚至是乞求。仿佛，只要我上了他的车，他就一定能向我证实他绝对没有撒谎。冷笑，我在冷笑，真是老乡见老乡，骗你没商量。我已经确信他在骗我，从东莞火车站去东莞市内，按我的猜想，再远也不会超过三十块钱吧。三十块足以把长沙城整个跑一遍了，他竟然狮子大开口，要一张钱。我不得不再次抢回了我的行李，一边走一边冷笑着对他说，还老乡呢，你以为我是第一次来东莞的傻帽啊?我以为他还会追上来，但没有，他站在自己的车边看着我，眼神里分明有一种谋杀未遂的遗憾，他说，老乡，你还真的是第一次来。

　　这也是我在东莞遭遇的第一个湖南老乡。老乡，这个词，已经丧失了它应有的力量。我们共同拥有的故乡和故乡的语言，在这样一个远离故乡的城市里已经不可能再产生什么神奇的效果，它拉不近我们之间的距离，反而让我们变得更加陌生和警觉，彼此提防。是的，这只是一个开头。

　　二

　　他没说错，我还真是第一次来这座城市。但凭自己多年来走南闯北的经验，我知道车站是个什么地方，我宁可拖着箱子背着袋子多走半里路，一直走到一个我认为比较安全的街口，才招手拦了一辆的士。说好了，打表。而更重要的是我又重新找回了我的自信，方向盘掌握在司机手里，主动权却掌握在自己手里。

　　这样一辆车，蓝色的，干净，清爽，门一打开，就散发出一阵清香，如同清水中的莲花。我一眼就看见了一个观音的小佛像，随着节奏美妙地晃动。它更适合由女性来驾驶。这车上，还真是个三十来岁的漂亮的姐，一点笑意，清淡如莲。这笑意，抑或是这个观音的小佛像，让我有了一种莫名的信任感。我上了车，在她身旁坐下了，坐下了才发现我和她之间还隔着一排不锈钢的防护栏，闪烁着坚硬而冰冷的光泽。但她却在笑，她笑着问清楚了我要去哪儿，又笑着把车开上了一座立交桥。深秋的阳光在她胸脯上滑过，方向盘在她手里自如地转动，她戴着一双雪白的手套，也能感觉她手指的纤细和柔软。坐这样的车是一种享受，飞奔成为一种纯粹的感觉，人被速度带入宁静，我似乎忘记了要去的地方，也忘记了我和她之间还隔着什么。

　　但我的警觉还是及时出现了，当表跳到三十元，我的心跳了一下。我问她还有多远，她说，还远着呢，你是第一次来东莞吧?我没吭声，但我发现了一个疑点，就在我眼前插着的那张营运卡上，上面的照片不是她，而是一个浓眉大眼的男人。我问她这是怎么回事，她说那是她丈夫，他们这辆车是夫妻车，她开白班，丈夫开夜班。她是笑着说的，一点笑意，清淡如莲，在她的嘴唇上，一直持续着。面对这样一个女性的笑容，我发现自己已经没有了表达怀疑的能力，纯粹是无话找话，我说，你丈夫可真帅啊。她又笑了一下说，帅有什么用，又不能当饭吃。听口音，她也是湖南人，只是没有那么浓重的口音。

　　我和她的话题就这样扯开了。听她说，这里开出租的一多半来自湖南农村，她是耒阳人，她们那个村，几乎每户都有一个出来开车，还有很多是拖家带口，父亲带着儿子，丈夫带着老婆，一串连着一串，有的家族十几人二十几人都在这边开出租。刚来时，很多人都是在城里蹬三轮，开摩托，就凭一辆三轮或一辆摩托养活着一家老小。但没过几年，城里就开始禁止摩托车营运了，很多人为了不让自己的摩托车被警察抓走，只得连夜把摩托车开回了老家，但也有不少人留下来了，培训，考驾照，又在一轮轮的招聘与应聘中，终于，开上出租了。她丈夫就是从蹬三轮到开摩托又到现在开上出租的，不用说，她开出租，又是搭帮她丈夫带出来的。她笑着说，这都是逼的。

　　这话，我信。时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咄咄逼人。无所不在的强势逼迫，在物竞天择、优胜劣汰中改变和安排众生的命运，也在创造一座城市、一个时代运行的轨迹。那些给一个民族带来了第一次整体性提速的摩托车，最早就是在南方的城市里开始奔跑的。这呼啸着、如火焰般跳动的灵活身躯，如同一个个城市的强劲引擎，带着一代人的速度，效率，精力，欲望，生命的光彩，骄傲和光荣，在二十年的时间里飞奔而过。而今，那些第一批骑上雅马哈的人，很多已开上了皇冠和宝马，在他们的身后骑着摩托车风尘仆仆地拼命追赶的，大多是进城来找一条活路的满脸灰土的农民。没想到，这么快，摩托车就像三轮车一样迅速沦落到了社会底层，成为了城市可疑的暗物质，甚至是天生就具有毁灭性的索命者，一次次交通事故，一次次飞车抢劫，几乎让所有开摩托车的都成了犯罪嫌疑人，也让那些在少年时曾热烈地追逐过摩托车的眼神，在人到中年后变得阴郁而焦灼，这眼光的变化，或许就是一个时代开始走向成熟的标志。现在，很多城市都开始禁摩，却又是屡禁不止的顽疾，强硬的行政命令，试图毕其功于一役的铁腕，可以在短时间雷厉风行，却无法把一条危险的路彻底堵死。一辆黑摩托车有时候承载着一个家庭的生存，这甚至是他们唯一的活路，无论你使出多么强硬的铁腕，也无法遏阻这无所不在的生存的逼迫。但在东莞，我却看到了一个奇迹，一路上，我没有看到一辆摩托车，它们已经绝迹了，仿佛真的成了被一个时代彻底删除的部分。眼前，一条条路奔驰而来，让我真切地感觉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宽广和舒畅。我在镜中看见，一个轻轻颤动的身影，充满了奇异的轻柔乐感。如果她不说，你根本就不会把她与一个乡下女人联系起来，她把一辆出租车驾驭得如行云流水，她对她的车，和这条路，有着极好的感觉，你甚至觉得，这条路就是她的。

　　然而，我短暂的幻觉，很快就被她的一声叹息轻易打破了。她说，难啊，现在生意越来越难做了，钱越来越不好赚了。这话，我也信，我想到了那位的哥，如果不是生意难做，也不会有那么多出租车司机到车站里来抢客，拉客。但我想，不管怎样，这些开出租的总比那些在厂子里打工的农民工强吧，那些流水线上的打工仔打工妹我是知道的，我的很多乡下亲戚就在东莞打工，辛苦不说，一年到头也挣不到万把块钱。相比之下，这些的哥的姐们的收入高多了，开车时又没有老板和工头监管，也自由多了，他们在这个社会至少也算是中层吧。我还听说过，有人在这里开出租车还买了房，这里的房子，可不是一般人买得起的。她说，那是十几年前的事了，那些第一批进城开出租的农民，还真是挺赚钱的，现在呢，开出租当然比一般的打工仔要强很多，也比在家乡赚得多，但这一行的竞争越来越激烈，油价拼命上涨，眼下又是金融危机，给公司缴的份儿钱也越来越高了，她两口子每个月扒开了成本，也就净赚个三四千元。这点钱，要对付他们在南方的生活，要养家里的老人，还要供家里两个小孩念书，一个上幼儿园，一个上小学，别说在东莞买房子，就是养家糊口都很难。可你不想做都不行，你不开出租又能干吗呢?逼的啊。

　　车开到可园北路，我的目的地终于到了。一看计价器，一百二。这表没啥问题吧?但我没问。她问我要不要票，要票就按表计价，不要票呢就给我抹掉零头，只收一百，一张钱。我笑了，不禁又一次想到了在车站里拉客的那位的哥。如果这位的姐和她的计价器都没有骗我，就证实他也绝对没有骗我。欺骗了我的，或许是这个城市，她的辽阔，以及道路的漫长，已经远远地超出了我对一座城市的想象。下车时，她又递上一张名片，笑着说，老乡，多照顾一些生意啊。车开走了，我低着头，看着她的名字，彭小莲。在那个我们共同拥有的人称芙蓉国的故乡，在那个诞生了周敦颐又写出了《爱莲说》的地方，有成千上万的女子叫这样的名字。

　　三

　　我一直留着她的名片，但它对我其实没有太多的用处。在这样一座看上去车比人还多的城市里，你根本用不着特意打电话招来一辆的士，你站在街边上随便把手一招，就会有一辆的士在离你最近的地方停下，一扇车门便向着你打开了。有时候一下停住的甚至是两辆、三辆。你有太多的选择，却只能硬下心肠，选择其中的一辆。一般，我会选择蓝色，我偏爱这种接近天空和大海的色泽。

　　又是一个湖南老乡，开着一辆蓝色的士。这是一个来自我故乡湘北山区的小老乡。乡下人的名字要么很贱，要么又很金贵。他叫宝根。这个土得掉渣的名字让我一下猜出来了，他是家里的独子。是的，他是独子，但这与城里人的独生子女是两回事，他上头还有四个姐姐。在农村，很多家里的独子也是末把子，那些农民父亲母亲，在生下了一个又一个的女儿之后，非要咬着牙把一个带把的儿子生下来，才会完成他们的生育使命。而这样一个独子、末把子，必然就是一个打小就被宠坏了却又寄予了无限希望的乡下小子。他念书念到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但他爹还要逼着他上，他爹觉得，只要你没考上大学，这十几年长书就算白念了。而一个农民父亲的方式简单而又残酷，你不想考大学，你就跟着老子去种地。土地，成了一个农民父亲折磨儿子的方式，如果你不想种一辈子地，你就只能发狠念书，考上大学，跳出农门，活出另一副模样来。这种折磨的方式还真有效，他开始实实在在地感到太阳的毒辣和土地上无穷无尽的疲累与孤独，而一个农人一年到头流着黑汗用尽了所有的力气从土地里扒拉出来的却只是几粒养命的谷子。他开始恨他的父母亲，他觉得他们把他生下来太不负责任，这不是给他生命，而是给他苦难。

　　他的逃离，发生在一个秋天。秋收的季节，父亲把一麻袋刚打出来的谷子压在他的肩膀上，让他背回家里去。他驮着一百多斤重的谷子，像背着一座山，一点一点地朝家的方向挪动，谷子还是湿淋淋的，一路上滴着水。系着麻袋的稻草绳在半路上断了，他没看见;谷子像水一样流了出来，他没有看见;从埋着祖坟的田里到家门口，一道田埂连着一条土路，一路上撒满了金黄色、粒粒饱满的谷子，他没看见……他感觉就像撒尿一样，有一种身体正在排空的奇异快感，身上的压力正在一点一点地减轻。当他走到家门口的晒谷坪时，感觉一生一世的沉重已经变成了彻底的空虚，整个身体就像一只空麻袋。他看见了自己扔在晒谷坪上的一只空麻袋。他知道，父亲也会看见的，看见他扔在晒谷坪上一只空麻袋，看见那条撒满了谷子也顽固地绽放着野花的泥泞小路，用不了多久，这土路上又会长出新一茬的谷子，长得像野草一样。但一个农民父亲却突然看不到自己的儿子了，他失踪了，如同金蝉脱壳般地神奇失踪了。他完全可以想象得到，一个农民父亲将要用他的扁担疯狂地抽打一只干瘪的、突然没有了任何内容的空麻袋，他母亲慌慌张张地奔跑着的哭喊声会惊动整个村子，让全村老少都知道了一个兴奋的消息，这村里又有一个小伙子逃走了，连脚上的泥巴都没来得及洗干净就逃走了。

　　这样的事情经常在乡村发生，这样的惊慌实在没有必要，甚至没有必要去寻找。一个农人的儿子从村里消失了，但必然就会在某个远离故乡的城市里出现。到了城里，他才发现他这高中其实没有白念，他很快就在一家化工厂找到了一份工，吃的，住的，厂里都包了。打工很累，但绝对没有土地那么累人。然而，他开始嗅到了一种危险的气味，他在高中学过的化学，让他清楚地明白着这种气味和生命的关系。他只干了一年，这一年他为自己挣来了一笔学费，他学会了开车，考上了驾照，开上了出租。一个念过高中的农民工，和一个没念过高中的农民工还真不一样，他很有脑子，很有想法。但开出租，还只是他的一种过渡方式，他不会把自己的一生交给出租车，他的奋斗目标是把一辆私家车开到自己的家门口，不是乡下那个家，而是他将要在城里安下的一个家。他预计，这个过程需要十年。他开了四年的士，也拿到了学士学位，他一直坚持收听远程电教课程，专业是这里最紧缺的塑胶模具。这绝对是一个农民父亲没有想到的，他那白读了十几年书、没有考上大学的儿子，竟然以这样一种方式上了大学——轮子上的大学。他的奋斗目标，可能比他的预期要大大提前。他告诉我，开到这个月底，他就要去一家公司上班了，他已经去好几家制造公司应聘了，眼下，他面临的，已经不是别人来选择他，而是他自己的选择。到底去哪一家?他似乎一点也不着急。我瞅着他时，他手里的方向盘信心十足地转了一下。

　　车开到了一条路的尽头，又是一条路的开始。

　　这不是比喻，而是一个事实。

　　四

　　一辆辆出租车在城市的密林中穿行。这座城市的出租车只有两种颜色，一种蓝的，一种黄的。蓝的大多是桑塔纳，是东莞中心市区的运营车辆，起步价七元。黄的大多是奇瑞，是东莞各个镇街的运营车辆，起步价六元。它们泾渭分明，竞争激烈，但在运营上并没有清晰的边界。我从某个镇街打车去市内，一般是黄的，而从市内打车去某个镇街，坐的又是蓝的。起步价的差别，也是很小的一点差别，我也从锱铢必较变得不那么计较了，多几块钱少几块钱算得了什么，只要一路平安就好。无论蓝的，还是黄的，他们的驾驶技术都无与伦比。他们走正道，也走邪门歪道，超车，钻空子，转弯抹角，巧妙地回避红灯和无所不在的电子眼。在别的城市里，对出租车，我很少有这样的关注，然而在东莞，我不知道自己对一种习以为常的事物怎么会有这样一种奇怪的热情。或许，还是因为这里有太多开出租车的湖南老乡。无论在东莞，还是在广州，深圳，开出租车最多的是湖南人，他们的技术过硬似乎是有名的，他们的吃苦耐劳也是有名的。每当我听到一些东莞人和外省人慷慨真诚地赞美湖南人，我总是面带微笑，是的，我是湖南人。而每当我从一辆的士上下来，我发现自己又一次变得宽容了。

　　在这座城市里打车多了，你就会通过这一辆辆的士最直接地感受到了湖南人那种倾其全力的拼命精神。本地也有人开出租，但一般开到晚上十二点就把车开回家了，他们的车和他们的房子一样，大都是自己的。而我那些不知疲倦的湖南老乡，他们的房子是租来的，他们的车也是租来的，他们没有别的担保，只有用性命去抵押，用汗水和力气去还债。在这座城市里，最像蜗牛的其实不是房奴，而是车奴。他们给公司缴的份儿钱，也就是租车费，逼着他们的车轱辘一年上头不停地转，不停地转，从白天开到天黑，又从夜里开到天亮，漫长的白昼和漫长的夜晚，没有人比他们更了解日子有多长，路有多长。一条条路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永无止境。

　　尽管的士在众多的交通工具中是比较舒适的，但坐久了，也会感觉关节肿胀，骨头疼痛。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设身处地地想象这些出租车司机，一天十几个小时马不停蹄地开过来，才知道他们有多辛苦。一个的哥这样跟我描述他们的感觉：坐在车里，就像坐在一个不停地奔跑的箱子里，脚不能伸直，腰不能挺直，一天到晚坐着，颈椎增生，腰椎间盘突出，每天吸进大量的废气却不能按时吃上一顿饭，每天都在以透支身体、超时工作为代价却只能赚取一点养家糊口的辛苦钱，还有随时都可能发生的车祸，随时都可能遭遇的抢劫，随时都可能出现的交警，让你的神经一天到晚都绷得紧紧的，疲惫，焦虑，高度紧张，这活儿真不是人干的，累人，还累心，脑溢血，心肌梗塞，癌症，过劳死，出租车司机已是这些病症的高危人群。而我也不止一次地看见，一个出租车司机在交班时间，他已经没有足够的力气站起来，他要坐在那儿先活动一下脚，让血液流到脚底，才能下车;下车时，脚还是麻的。还有些发虚，还要用脚使劲踏踏地面，才感觉自己踏踏实实地踩在地球上。很多的出租车司机在走路、吃饭、睡觉时，还下意识地转着手里根本不存在的方向盘。交警在国庆长假期间曾经拦住了一个开了一天一夜出租车的司机，那几天生意真是太火了，他的伙计恰好又在那几天生病了，他便一个人二十四小时连轴转，如果不是警察发现他一边开车一边打盹，他还会继续开下去。是的，又是一个湖南人，只有湖南人才会这样霸蛮，像牲口一样不喘气地跑，跑吃的，跑穿的，而一座城市也随着他们的车轮高速运转。

　　突然，停下来了，在圣诞节那天，一座城市里所有的出租车全部停下来了，一座高速运转的城市停下来了。这么多的士成千上万地停在一起，一下看不见了飞旋的车轮和排出的尾气，像是密密麻麻的蜂箱。它们堵塞了交通，占领了广场，仿佛在举行一个盛大隆重的仪典。这里，我不想使用罢工、示威一类高度敏感的词语，事实上，这都是远离中国特殊国情的词汇。他们只有一些很朴实的想法，燃油费大幅度涨价，不该让他们来承担运营成本上升的压力，那些出租车公司比他们更应该承担，他们凭什么掌握着出租车的寻租权，又凭什么以坐收渔利的方式来垄断着这样一个行业?一辆出租车，每年要向公司交上十万的份子钱，两年的份子钱就足以买一辆新车。世界上哪里还能找到像在中国开出租车公司这样的肥缺?可这些出租车司机，每天一睁眼就欠上了一笔债，这份子钱连休息、节假日也要缴，你一天不出车，就要欠上几百块。这不是一个城市的问题，这是中国的特殊国情。他们理解，他们也没有过分的要求，他们选择在圣诞节——一个临近年关又在中国的法定之外的节日，其实也没有什么深意，在这样一个人人都在分享圣诞礼物和圣诞大餐却又没有任何信仰的奇怪节日里，他们只想以一种很朴素的方式来引起人们的注意。他们站在那里，成千上万地站在那里，他们的身影把所有的黄的、蓝的遮挡在身后，我还是第一次发现城市里站着这么多司机，这么多——人。

　　那天，很多人都没有吃上早已在宾馆里预定好了的圣诞大餐，没有一辆的士可以把他们载到那里。他们平时感觉很近的距离，在一个突然停顿下来的城市里一下变得异常遥远。幸运的是，这座城市在第二天早晨又恢复了正常，当你看着一个个又开始飞奔的车轮，还有车后排出的尾气，你突然觉得这一切不再那么令人讨厌，你甚至觉得这就是你呼吸的一部分。

　　五

　　这座城市里，除了黄的，蓝的，还有黑的。这些黑的经常被警察识破。很多开黑车的就是原来开摩托蹬三轮的农民，他们在出租车公司租不起车，也可能根本不想租，便买来一些廉价的二手车，车型也是桑塔纳或奇瑞，然后在改装厂喷上的士特有的黄绿颜色，又在车前挂上的士招牌，在一些偏远路段和夜晚营运。我就上过一辆黑的。但你一开始不知道它是黑的，那辆黑的和别的出租车绝对没有什么两样，它们克隆得足以以假乱真，一般人很难看出来，尤其是在夜里。那个开车的的哥，和别的的哥也没有什么两样，一看就是个很老实很勤奋的小伙子，一听他的口音我就知道自己又遇到了一个小老乡。

　　那是一个异常炎热的夜晚，两天持续高温，第三号热带风暴——莲花，已经逼近东南沿海地区，东莞已启动四级应急响应，进入临战状态。这也是我连夜打车从东莞赶往樟木头家里的原因。车开到半路上，万千灯火一齐熄灭，世界突然陷入黑暗。刚刚从内地来到大海边生活的我，还是第一次感觉台风离我如此之近。我感觉车在摇晃，但绝对不是在大海上那种小船颠簸的感觉，它仿佛被很多东西突然套住了，它在嗤鼻喘气，在狂风中挣扎，突然，一下不动了。我问，是不是熄火了?他说，给钱吧。什么?我使劲地盯住他，在一片颤抖着的昏暗中，你只有这样使劲地盯着，才能勉强看出一个人的模样。我相信他还是一个人，一个很老实很勤劳的人，可他还没有把我送到目的地，怎么就找我要钱呢?如果车真的熄火了，我可以理解;如果他觉得在这恶劣的天气里要加钱，可以商量;但他根本不理睬我这些合理的要求，就把一只手伸过来，越过我的身体，一下抓住了我这边的车门。这是一个危险的动作，除了给钱，我已经没有别的选择，如果不给钱，他就要把我一下推进狂风暴雨中。

　　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掏出手机，这是一种恫吓的方式，我要举报他!我以为他会阻拦我，但没有，他很坦然地看着我，好像一点也不害怕我的举报，这让我多少有些泄气，我不知道，他怎么会有这样十足的底气。但这个举报电话我没敢打，我知道，如果我敢打这个举报电话，只有一个结果，还没等我打完他就会把我推下车，然后开着车扬长而去。我必须做出了一个决定，忍气吞声，妥协。但我不想妥协得这样没有尊严，我一边给他掏钱一边告诫他，老乡，看在老乡的面子上，这钱我可以先给你，你很幸运，碰上我了。这里面的潜台词很丰富，你要是碰上了别的人呢?嘿嘿。我在心里冷笑，他在脸上冷笑。他收了钱，没数，又把车开动了。此时的大雨已像瀑布一样，哗哗地流过车窗玻璃，这车就像在水中行驶。开了一会儿，我估计没有超过十里路，突然，车一下又不动了。他说，给钱吧。

　　我他妈晕了，这简直像一个游戏，一个恶劣的游戏。我说，你这车到底还能不能开?他不吭声。我说，你这是发灾难财，敲诈，趁火打劫!他没吭声。怎么会这样呢，我听见了自己的吼叫，像窗外的雷声，老乡，你不要逼我!他还是没吭声，一只手又伸到了我旁边的车门，而我也又一次掏出了手机，握在手里，像握着一枚定时炸弹。而此时在车外，除了偶尔划过的闪电，整个世界已黑得像一个深渊，暗藏杀机，还有山洪、泥石流和山体滑坡的响声在暴风骤雨中隐约传来。我不想被他像垃圾一样扔在这里，我又实在不愿作出进一步的妥协。最后，我几乎是乞求他给我几分钟时间，在他把我推下车之前打个电话，不是举报电话，而是彭小莲的电话。一张对我没有什么用处的名片，在这个台风之夜，终于派上用场了。

　　电话打通了，但接电话的不是那个叫彭小莲的的姐，而是一个男人的浓厚的湖南口音，穿过风雨雷电断断续续地传过来，我一下就猜到了，是彭小莲的丈夫。他问我在哪里，我也不知道我在哪里，只知道自己在莞樟路上，但我看见了一个被闪电照亮了的加油站。他说他知道了，让我就在这里等着，他把一个客人送到了寮步，就会开过来。在电闪雷鸣中打电话和接电话都是非常危险的，我赶紧挂断了电话，又一下掀开了车门，从这辆黑的上跳了下去，咕咚一下，就像跳进了水里，水已经漫过了我的膝盖，一条大街已像一条大河在浩浩荡荡地流淌。那辆黑的扭转屁股开走了，他收了我两倍的车费，却把我扔在了半路上。在它溅开的水花中，我迫不及待地打出了一个举报电话，但我却说不出它的车牌号，在它冒着黑烟的屁股后头，压根儿就没有什么牌照，一片空白。还真碰上黑的了。

　　站在加油站的屋檐下。我伸长了脖子，看着，盼着，那辆的士赶快开过来，把我救出这场灾难。终于，在一个多小时之后，它开过来了，看上去，它已经不是在行驶，而是在洪水中漂移。上了车，我一眼就认出了他，他长得跟他的照片一样，浓眉大眼，但脸色铁青。我感觉他在颤抖，好像刚经历了什么恐怖的事情。然后，我又看见了，他一侧的车壁好像被石头砸过，凹陷下去很深的一块。我问他是不是碰上泥石流了，山体滑坡了?他摇了摇头，闷声说，他刚才送几个打工仔去寮步的一家工厂，半路上，一把尖刀突然就抵住了他的咽喉，把他身上的钱、手机和车上稍微值点钱的东西都搜走了，他没有反抗，就坐在那儿，一动不动地让他们搜，可那伙人觉得这点儿财物还太少了，又捡起了一块石头狠狠砸在他车上。窝囊啊，他觉得，一个大男人被摁成这样子。你说，他抢你的钱也就罢了，也能理解，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嘛，可他砸你的车对他们又有什么好处呢?他这样问着我，也在问着自己。而我，原本也想说出刚才被黑的窝囊，却突然发现，那点儿事，同一个绝处逢生的生命相比，渺小得已经不值一提。我也替这个没有任何反抗的的哥感到万分庆幸，他真的很幸运，那伙亡命之徒在一念之间就可以像蹍死一只虫子似的杀掉他，劫走他的车，但他们竟然奇迹般地放了他一条性命，他还活着，那种生命还在继续延续的感觉，或许会成为他未来的一生中最真切的感受。兄弟，什么也不用想了，活着，活着就好。

　　六

　　一场台风过去了。一些房屋和巨大的广告牌倒塌了，一些大树、路灯杆和高压电线杆被连根拔起，还有一些来不及靠岸的船只在雷达上最后一次出现后就再也没有踪迹。这是人类遭遇的又一次不可抗拒的灾难，但由于预警和防范机制的及时启动，人类把灾难的损失又一次降低到了最低的程度。一座城市很快从灾难的现场里清理出来。清除了垃圾，也清理出了一些失踪者的尸体，有人，也有别的动物，猫和狗，老鼠和蜥蜴，还有一辆被埋在泥石流里的黄色的士。一位的哥的尸体被挖了出来，他手机上还保存着他接到的最后一个电话，后经查证，那是一个旅客在台风席卷这座城市两小时之后打来的电话。时间永远凝固在那里，反衬出一个生命终极的黑暗。这是以死亡去体验生命的一种方式，也是自然法则。

　　随着第三号热带风暴——莲花的远去，无影无踪的消逝，我对于这场灾难的记忆开始远离现场和真相，剩下的只是自己在那个台风之夜遭遇黑车的一次经历和一个的哥劫后余生的故事。尽管这两件事都非常偶然地发生在一个灾难的夜晚，但却与一场灾难无关，而更像是命运的安排。对于命运的安排，你无法理喻，只能接受，和它和解，甚至妥协，然后，尽力地把它忘掉。现在，他还在这座城市里继续开车，我还在这座城市里继续坐车。那辆黑的也许我还会遇到，也许你已经遇到。世界总在黑与白之间迂回。好在，这是一座交通非常发达非常便捷的城市，私家车，的士，公交，开往各个镇街的大巴，还有广深准高速上十五分钟一趟的和谐号。用不了多久，这里还有地铁和城市轻轨，把广州、东莞、深圳、香港、珠海、澳门串通一气，方圆两百公里以内的珠三角，世界上最密集城市群落，正在变成一座半径不超过一小时的、没有边界的城市。城市的一次次提速，让许多的出租车有了极大的危机感，也让我们这些坐车的人有了更多的选择。

　　还有命运。命运每时每刻都在选择一些人，一些事，像闪电般一下推到你眼前，让你突然警觉一下。它要证明它的存在，无所不在。农历二月十九那天，正逢观音圣诞，无数信徒赴樟木头观音山礼佛参拜，登高祈福，一辆蓝色的士从开往观音山的一座立交桥上栽了下来，整个车一下倒悬起来，两只后轮还在空中兴奋不已地转动，轮子上的鲜血如同莲花轮回。一个三十多岁、还挺漂亮的出租车女司机，从车厢里摔出来，从抛物线到自由落体，然后坠落在桥底下，如同一道响亮的光芒。没有人看清楚那个瞬间发生的过程，正在观音莲台参拜的众生，似乎听见了什么，一回头，就看见了一个女子仰卧着的身体，在血泊与油污中如婴儿般摊开四肢，天上人间，映照出一个简单的睡姿。那一刻，整个世界一片静谧，观音山上，世界上最大的玄武岩观音石雕圣像，被南方早春的太阳照得通体透明，法相庄严，佛光普照。

　　我站在半山上，离那儿有一百米。但我不敢再往前走一步，一个生命对死亡的本能敬畏，让我静默地伫立着，然后，我打了一个电话，给她的。我听见了，是她的声音。但她显然没有听出我的声音，以为我是一个乘客。对于她，我也的确只是一个乘客。她客气地问我，先生，有事吗，要不要车?我说没事，又是一年了，想问候一下，你还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