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空间和时间元素、人的行为和事件结合在一起的时候，空间变成了场所，体验的多样性是叙事空间的最为重要的特征。”《云泥》的故事场景主要发生在张久生家和医院。“我”是张久生的前女婿，与妻子张婷婷离婚后，常去探望和照料张久生。张久生的病隐喻着工人村的破败，而“我”与张婷婷的离婚也隐喻着生活共同体的解体。《超度》则不断拓展工人村的日常生活空间叙事，通过董四凤、李德龙二人在老孙家举行的超度仪式描写，将老孙的家(物理空间)、董四凤的请神仪式(虚假的神秘空间)、李德龙的幻想(想象空间)编织起来。董、李二人是工人村的后生，没有正式工作，荒诞的仪式昭示着二人装神弄鬼的骗术并不高明;笃信大仙儿的二姐，更是愚昧而不自知。二姐命苦，下岗、离婚、孩子难以管教、母亲又刚刚过世，生活的重重压力之下，似乎唯有“信”才能维持生活的稳定;李德龙则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结束请神仪式，李德龙在午夜的街道上缓慢地骑着摩托车，身后驮着董四凤，陷入自己美妙的想象空间，他想象自己开着船、穿越黑暗、到达彼岸。在想象空间中，李德龙完成对现实生活的“逃逸”，完成对工人村的“超克”。《破五》的故事主要发生在地下赌场，劳教后的战伟，寄希望于赌博搭上致富的快车，在赌场中与同学李林血战，战伟触底反弹，在赌博中终于赢过高才生李林，激动地跪在飘雪的大街上，仰面长叹“妈!啊——妈你看见了么?妈!我大伟也有今天!我把学习最好的李林给赢了!妈!我没辜负你啊——没辜负你!啊——”。战伟用赌博的胜利完成对母亲的祭奠，也用胜利为工人村的“失败者”赢回尊严。

　　班宇通过五个故事的并置立体地营造了“工人村”的日常生活叙事空间，利用“空间表征法”这一有效途径，创造出丰富多彩、个性鲜明的小说人物，并借由各色人物再现下岗潮中工人村鲜活的日常生活。反思处在国企改制背景下工人生活共同体的梦碎，并用现实主义的创作为被迫卷入时代浪潮中节节败退的小人物找回曾经存在过的“尊严”。

　　三、“秩序”的再生产：权力关系空间中的人物群像

　　作为“人学”的文学，总是不遗余力关注人的生存境况。班宇在《工人村》的创作中亦展现出人物的生存境况与空间结构的对应关系，突出表现为权利与空间的关系。一般而言，“权力”被看作是支配、控制，甚至带有压迫的运行机制。不同权利主体之间对权利客体的支配控制能力的差异，体现着权利主体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工人村》中的人物形象大多带有“下岗潮”时期的典型特征：面对生活的巨变，他们会疑惑、会痛苦、会迷茫，但现实却不允许他们深陷其中，他们必须“从头再来”，活下去是首要目的，然后才能考虑如何生活得更好。但班宇并未让其笔下的人物雷同，通过人物在文本中空间资源的占有与分配的不均衡状态，突出每一位人物形象迥异的性格特点，即不同权力主体的权力空间亦不相同。

　　“空间是任何公共生活形式的基础，也是任何权力运作的基础”，空间秩序的变化看似简单，其实是复杂的嬗变过程，与个体人的痛苦、被迫和无奈相伴随。上世纪90年代，工人村俨然已从曾经社会主义现代化生活空间滑落至历史遗留下的危房，与工人村之外不断的城市化进程形成鲜明对比，在拆迁、翻修、重建的过程中，工人村内部空间与外部空间产生碰撞，原始居民、拆迁方、房地产商等权利主体围绕工人村的空间秩序产生激烈的摩擦。

　　90年代里，生活成绩优异者离此而去，住上新楼，而这些廉价的社会住宅，居然也变成了古董，待价而沽。所有人都在等待拆迁，拿些补偿款或者换个新居，从而改善一下生活条件。街对面的楼龄更年轻的，已经拆完并开始重建，但至今还没拆到这里。原因是住在工人村的老弱病残居多，这些落后于时代半个世纪的人们是天然的钉子户。比起那些离开的，仍住在这里的人们，想得到的要更多一些，毕竟他们所拥有的只剩下这幢老房子，这是最后的底牌，不打得惊天动地一点儿，是没办法翻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