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失败者”的抗争：日常生活空间的共同体消解

　　“空间不是一个脱离人而存在的单独概念，而是不可分割的附属于日常生活的场景。”在小说《工人村》中，班宇利用古董店、菁菁足疗店、张久生家、老孙家、地下赌场等空间设置，展现在下岗潮中，老孙、刘建国吕秀芬夫妇、张久生、张婷婷、董四凤、李德龙、战伟等人的日常生活片段，通过不同日常生活空间的营造表征不同人物性格特征。原本工人村的住宅应与工业厂房类似，强调标准化和同质化，形成一种集体秩序的权威，呈现出生活空间和生产空间匀质化的特点，作为以工厂为核心而延展出的生活空间，工人村服务的是社会大生产体系。然而，到上世纪90年代，“工厂业绩不佳，转型艰难，在职员工多被买断工龄，重新竞聘，转为合同工，怨声一片”。以工厂为核心的生活共同体迅速瓦解，失去工厂庇佑的下岗工人们在时代演进中审视现实，舍出面子、自谋生路。为了生存，或拉脚，或摆摊儿，或站大岗出苦力，或用买断工龄的钱做点儿小生意：

　　工人村旧楼里，临街的一层大多租给做买卖的作门市。一排十来户，有一家烧烤店，便宜、量大、油腻，炭火兴旺，面积不小，占去三四户的位置;旁边是一家司机盒饭，半夜也营业，十元吃饱，十五元的话能多吃两个荤菜;还有一家剃头的，老板风华正茂时，爱穿高领毛衣，趁着媳妇不在店里，在理发椅子上按倒过几个女徒弟，现在老了，半边脸瘫痪，木着没有表情，脑子也钝，经常拿着推子停顿在半空中，不知该推向何方;还有一家治鼻炎的，后起之秀，全国连锁，只是从来没见里面有过顾客。靠路边的两家，一家拐弯进去才能看见，白底红字的牌子，上面写着四个字，菁菁足疗，晚上挂起温馨的粉灯……

　　一系列的空间的并置与组合，描绘出工人村中下岗工人们的日常生活空间，读者通过结合自身生活经验可以“还原”上世纪90年代末期工人村的生活场景：生意红火的烧烤店好似工厂昔日荣光;盒饭是司机们能填饱肚子的食堂;逐渐变老的老板，同老旧的工人村一样，陷入迷茫;全国连锁的鼻炎诊所，即便是新鲜事物，却不曾在工人村开张;唯有“菁菁足疗”，在夜里华灯初上，仰仗姐夫赵大明职务之便的光芒，以皮肉生意的方式守护着工人村的最后的欢乐场与温柔乡。在工人村，尊严不能当饭吃，这里似乎是阳光与希望无法抵达的偏僻地方，道德与法律在实打实的生存困境面前，都站在两旁。

　　《工人村》的第一部分《古董》不仅交代了“工人村”的地理位置与衰败、颓唐的环境，还塑造了老孙的古董店。“老孙的古董店紧挨着菁菁足疗，他租下两户，相互打通，摆几个博古架，挂上几幅高山流水的仿画，在这样一个最不需要古董的地方开起了古董店。”正如老孙是在工人村开古董店的第一人，古董店在工人村大环境中亦显得极为突兀。古董店这一空间象征是复杂的，“古董”与“破烂”一体两面，而物件的“真”与“假”在白炽灯下更是真假难辨、暧昧不明。古董店既见证着工人村的逐渐衰败的历史，又见证着老孙从“被骗者”到“骗人者”的道德滑落。工人村如同城市的“古董”，是过去历史的遗留物，面对着破败不堪的工人村，它充满光荣与梦想的过去更显荒诞，属于工人的黄金时代似乎只存在于上一代人的记忆与言说之中，真假难辨，以“古董”这一意象对工人村的历史进行质询与反诘，建构起了主体性日益消解隐喻。

　　“文本和其所刻画的人物都是围绕着地点而产生的”，菁菁足疗店是工人村另一处标志性空间。刘建国和吕秀芬夫妇下岗后多次再就业不成，在姐夫赵大明的指点下，于2001年开办“菁菁足疗”，他们租下工人村旧楼底层的一户三室并加以改造，“将油绿的塑料叶子和几朵粉黄相间的假花缠绕在水管和煤气管道上，两盏暧昧的红灯在头顶处发光，一左一右，极尽原始、昏沉、暧昧，行走其间，仿佛身处夏夜浅显而温湿的梦境，或者丛林里一个雾气重重的夜晚”。足疗店是边缘产业，虽不体面，但却能维持生计。在下岗大潮中，生存下去，便是最大的尊严。刘建国、吕秀芬、女技师们的日常生活围绕着足疗店展开。对客人而言，足疗店提供的虽是虚假的桃色梦幻，但带来的却是真实的生理与情感满足;对女技师而言，足疗店的工作虽不光彩却提成很高，却能确保其在下岗潮中吃到饭、挣到钱、安放多舛的命运;而对下岗职工刘建国和吕秀芬而言，足疗店的生意虽然小麻烦不断，但在姐夫赵大明的庇护下，总能逢凶化吉，二人也正是凭借足疗店发家致富、实现身份跨越。题目《鸳鸯》既指枕巾上绣的鸳鸯，又象征刘建国、吕秀芬共同经历下岗与创业的真挚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