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列斐福尔看来，社会空间中蕴含着社会关系，“工人村”系具有物质属性、社会属性、精神属性三种特征的空间形式，故工人村“弥漫着社会关系;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所支持，也被社会关系所生产”，既容纳着工人村内部进行的日常生活，又不断接受来自其他空间、其他权力主体对其的争夺、支配与控制。

　　某种意义上，空间成为工人村中不同社会阶层的表征物，也成为尊严的象征物。居民与工人村之间产生一种类似于乡土文学中常见的“人与地”的情感模式，即人是大地之子，人地之间存在母与子的纽带关系。这一情感模式是工人村在建设、发展、衰落、重建的历史过程中，围绕着工人生活共同体产生的依赖关系。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工人村扮演了工人们“大地母亲”的角色，然而在上世纪90年代，随着工人村的衰落，“母”与“子”之间的纽带关系断裂，人与“工人村”之间产生出居住、逃离、争夺、控制等关系模式。按照人物与工人村之间的关系模式，分为以下几类：

　　(一)工人村的常住民

　　这一类型以老孙、秦姨(《古董》);刘建国、吕秀芬(《鸳鸯》);张久生、王淑梅、张婷婷、余娜(《云泥》);董四凤、李德龙、二嫂(《超度》);以及“我”(《云泥》《破五》)为代表。此类型人物系工人村常见的居民形式，与工人村之间存在着朴素的“母子”关系，或下岗、或创业、或无业、或退休，工人村保障着其日常生活空间的稳定。

　　(二)工人村的逃离者

　　《工人村》文本中，存在着以赵晓东、李林为代表的逃离者，通过赵大明的叙述得知，赵晓东在美国读书，完成从工人村到密西西比的空间转换;而通过“我”的陈述得知，同学李林系高才生，在北京读书，留在北京工作，实现“阶层跃迁”。无论是依靠家庭送出工人村，还是通过个人奋斗走出工人村，这类角色依旧保留与工人村之间“根”的联系，身在外，归期未曾可知。

　　(三)工人村的挑战者

　　以《古董》中出现的黑社会大哥为主要代表，这些壮年男子的形象大多恶劣，“平头，黑背心，胳膊上文着龙、豹、罗汉、大佛，一个比一个凶恶”，队伍整齐划一，毫不客气地凿门与住户讨价还价。透过黑社会大哥，班宇让读者发现“工人村”之外的空间形式，开发商与工人村不存在“母子”般的依赖关系，单纯地想通过经济权利争夺并占有工人村的旧楼。

　　然而，黑社会大哥是相对复杂的角色，一方面他代表着外部空间对工人村的争夺，而另一方面他也是工人村的“儿子”。在与老住户谈判的过程中，发现对方是其薄板厂的秦姨，在与秦姨家长里短的寒暄之间，黑社会大哥重新修复了与工人村之间的早已切断的“母子”关系。故而，事儿没办成，钱也没挣上。

　　(四)工人村的支配者

　　人物与工人村之间还存在控制关系，理想模式下的控制关系可以维持空间稳定，但工人村则集中表现人物对空间的支配权利。赵大明对工人村的“支配”权力主要来源于其警察的职业，从街道派出所到分局派出所，赵大明的人物形象十分复杂，他在大街上出头帮助余娜化解“掉漆”危机，下班时间也展现着警察维持社会秩序一面，同时赵大明也通过权力支配、控制着“菁菁足疗”。作为社会边缘产业的足疗店，总会遇上各式各样的麻烦，利用赵大明的职务之便，刘建国、吕秀芬的“菁菁足疗”不仅得以开张，甚至能在工人村屹立不倒。赵大明每个月都要去足疗店与刘建国攀谈，但其主要目的是从吕秀芬手中拿到用信封包裹的“份子”，甚至还用儿子赵晓东在外留学的辛苦，向刘、吕索要苹果手机。收人钱财、替人消灾，“派出所那边有赵大明的通风报信，各项检查来临之前，菁菁足疗门口红纸一贴，外出旅游，闭店几日。之后照常营业，生意不温不火，但能维持温饱”。

　　赵大明穿行在《鸳鸯》《云泥》《破五》三个文本之中，是工人村的警察，是足疗店的保护伞，也是地下赌场的常客，有学者称其为“一个处世油滑欺软怕硬的警察，成为这些空间的游弋者和‘活动变人形’”。在他身上既体现警察对工人村空间天然的维系功能，同时也将与警察相对立的空间形式纳入其中，进行支配与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