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是两个明晰的概念。但是在具体界说的时候，又往往缠夹不清。

　　对于主要依赖虚构而创作的小说而言，能不能臻于艺术的真实，至关重要。读者明知小说是作家编造的，阅读的过程却需要审美层面的共时性真实。读者觉得虚假了，小说家无疑就失败了。

　　近年，文坛出现了“纪实小说”这样一个新品种。我的这部《攻城》，创写于十多年前，有真实的人物原型、以人物原型的传奇经历为故事主干，但我认为它不属于纪实小说。我的创作，从来不受什么理论潮流的影响左右。具体的写作过程，是虚构多一点?还是依托真实多一点?也没有什么预先设定。写得顺手， 自己首先就觉得津津有味，便这样一路写来。

　　不过，也许是题材限定，也许是主观追求，我当时倒是希望自己的本次写作，能够打通“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之间的壁垒。行文过程中，我到底是在虚构?抑或是在纪实?确实连我自己都说不清。这样的状态，也许正是小说家投入其中的一种良好创作状态。

　　行文到“老人与树”这一章节，我的叙述就近乎全部纪实了。这是我的一点突破，一次尝试。旨在打破壁垒，让虚构与纪实共存。那么，这会造成行文的断裂和阅读的障碍吗?

　　所自信者，我的叙述功底、行文风格，一以贯之。这不仅有助于我打通那道叙述的壁垒，或者也将能使读者顺利跨过阅读的障碍。

　　一“大老虎”

　　建国以来，开初几十年，各项运动不断。

　　建国初期，先有个“镇反”运动。镇反，是镇压反革命。这和人们惯常理解的历史上的情况有所不同。历史上，改朝换代，新君登基，似乎都要大赦天下。要与民休息、轻徭薄赋之类。当然，封建王朝不能与革命政权同日而语。这中间没有可比性。这且存而不论。

　　镇反之后，接着有个“三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什么的。主要是反贪污。就是在三反运动中，我父亲被打成贪污犯，开除了党籍。打击贪污，当时的名堂特别叫做“打老虎”;大贪污犯呢，便叫做“大老虎”。

　　当时，我四岁多的样子，只有些朦胧的记忆。好像还为父亲是个“大老虎”而格外骄傲。事实上，一个曾经的地下工作人员，被开除出党，对家庭家族、妻小子弟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那不仅是父亲个人一生被强加的政治污点，那也成了笼罩在整个家庭头上的一个无法祛除的梦魇。

　　父亲到底贪污没有?如果他真的是个贪污犯，做儿子的该怎样面对这样的严酷事实?

　　我在这样的梦魇中渐渐长大，也渐渐理清了事情的前因后果。

　　发家致富，是古今中外所有人的极普通的梦想。贵为天子，尚且要衣锦还乡。项羽说，富贵不还乡，犹如锦衣夜行。这个最后失败了的楚霸王被人讥为沐猴而冠者。胜利者刘邦拥有了天下，果然荣归故里，高唱《大风歌》，踌躇满志问他老爹说他的财富“孰与仲多”。何况平头百姓，草木之人。

　　如前所说，先头我爹干脚行，当过大工头，挣下的现大洋源源不断捎回家乡，爷爷名下置买了几十亩地。临到土改，爷爷去世，老弟兄们分开田产，一家有十亩地。一家十亩地，在我们老家却只能达到下中农的水平。土地改革运动之后，土地已不容许买卖，我爹和他的老弟兄们只从赤贫户奋斗成个下中农，憾恨多多。当然也很后怕：要是土改晚来几年，咱家折腾成地主富农，被夺去田产、分光浮财，还要被烙铁火鏊老虎凳斗个贼死然后扫地出门，那才叫“孰与仲多”哩!

　　但父亲是那种不甘平庸的人，骨子里不想只吃那种一般情况饿不死人的大锅饭。总想有所作为，总想与众不同，总想出人头地，总想强调自我。

　　做地下工作时，父亲与母亲在太原建立了家庭，作为交通站。为掩护交通站也为筹措活动经费，经上级批准由我爹出资开过一间杂货店。他是东家，大号张贤禄，掌柜的叫李德骐，管账先生是陈胜谋，三个人名号中各取一字恰是凑了一个不坏的字号“贤德胜”。我母亲也就顺理成章当上了内掌柜老板娘，算早早参加地下工作因而日后有资格办个离休。我爹当东家、开买卖，富发不富发?单是营救同志，我爹个人出资就花去了大洋三千七百元。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干的还是脚行，依然是带领指派苦力工们给发电厂卸煤。但他的身份不再叫工头，当了新政权的官，官衔运输部主任。每月薪饷小米八百斤，折合纸币七十多块。手头尚且有几个闲钱，既不许买地当地主，他就在杂货店的基础上扩展铺面搞了一个裁缝铺成衣庄。注册招牌顺从潮流叫做“新华国旗店”。简而言之，他是瞅准空子抓紧机会一门心思要富发。“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批判清算的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曾经号召党员带头发展资本主义。正在那一段，我爹的国旗店拥有机器七八台雇员十来名资金上万元，老爷子当年刚满三十岁俨然就成了一位青年企业家。若是晚生三十年，到一九八十年代欣逢了改革开放，他也许就会受到表彰胸佩红花甚至登报上电视。然而，他的命运不济大大走着背字儿，“三反”运动突然开始，本来可以利国利民利己的国旗店被抄没，他还给打成了新把头贪污犯。也就是“大老虎”。

　　据说，贪污犯重则枪毙轻则判刑，老爷子多亏做过地下工作有些功劳苦劳将功折罪法外施恩只被清除出党了事。这就好比过去的举人秀才身有功名，可以不给门神土地叩头上县大堂长揖不拜，违纪犯法可以革除衣冠作为处分从此是为“自身”。老百姓更叫这是“白皮”。那样的时代，各项运动不断，委屈个把人算什么，我家老爷子做过地下工作，不曾升官发财却成了一张白皮，又何值一哂。然而，不知是沿用“连坐法”还是“保甲法”，爹的历史问题却始终影响着儿子的进步比如我的入团参军入党提干之类。“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这话很入耳很温和很安定团结，但这只是针对受害者讲的。管档案的却不肯让过去的就平白过去，一味刁难纠缠不休。所以，我当年虽然不敢公然埋怨父亲，要求上进受到牵连则总想把事情问清楚。每当那时，一向开朗豪爽的父亲就像接了报丧帖子，面色灰黑挨了女人鞋底一般，鬼打了似的，仿佛又一次面对了冤枉的审判。

　　按理，他开办国旗店不合潮流，停办了不就是了?资金财产叫人眼红，没收了不就完了?怎么又弄出贪污案的呢?

　　父亲尽管不愉快，但又不能不面对我的询问、疑问乃至质问。片片段段的，我渐渐弄明白了其中的原委。

　　一个情况，他的上级出了事儿。晋冀二分区城工部这条线上的，大多受到了冲击。共产党进城掌权，原先各大根据地山头派系林立，免不了相互挤压。做过地下工作的，多数失势。城工部长孟建夫被开除党籍，官贬三级。当了化工厂工会主席的张岳飞也被开除，关了禁闭。王林被逼不过，投水自尽。这是一点客观态势。

　　一个情况，运动来了如山倒，玉石俱焚。“三反”运动上级下达了指标，各单位必须打出多少大老虎，限期完成任务。我父亲撞在枪口上，在劫难逃。

　　具体说来，也有点戏剧化的由头。我爹从日本鬼子占领太原时代就当着大工头的脚行北工房，主要活路是给发电厂卸煤。卸下煤炭，工人要使筐子扛上煤台，所以那活儿老太原都知道叫“扛黑煤”。新中国成立后，扛黑煤的苦力还算电厂的外佣工，我爹的上司当了发电厂的党委书记，我爹的身份便不再叫工头，变成了正式职工并且荣任了电厂的运输部主任。正是政权新建，务要肃清敌特。但工厂保卫科呼叫苦力工们去询问情况，却一律使手铐手枪押解了，工人们就十分不满。怎么?比国民党还凶啊?情况反映上去，上级很重视。派员下来调查，重点来问我爹，以这位久经考验的老地下党员的言语作准。我那老爹却不会编假话，也不懂三缄其口的计策，说了亲眼所见的实际情况。结果，保卫科长停职检查，去住党校。而“三反”运动随后开始，那保卫科长恰就住罢了党校、提高了觉悟，以“三反”运动工作组组长身份重归发电厂。这样一来，虽不好说那保卫科长挟私报复，我爹被当做运动的重点则是爱你没商量。

　　工作组先把我爹突然监禁是为隔离审查，开始逼供信。同时在运输部垛了五十袋洋面，让苦力们放开肚儿白吃，只要勇于检举揭发大老虎，不上班照样开工钱。运动嘛，是得有个运动的样子。过来人见识多多，谁个不怕。我爹却是一个犟种，没贪污硬是不肯承认有贪污。三伏天给穿了皮袄，旁边烧起烘炉大火烤那大老虎;渴了没水喝，要喝就是苦力们洗澡塘子里舀来的浮沫。耗到三九天，你就甭烤火，牵到水塔下边浇冷水，冻那大老虎;冻成冰壳儿再拿棒子敲碎，剥出“人仁儿”来继续斗争。我那犟种爹做地下工作时，被鬼子灌过凉水，灌鼓了肚皮使杠子压，压得口鼻喷水屎尿满裆;又坐过国民党的老虎凳，脚后跟那儿垫过三块砖。那样的刑法之下尚且保守秘密坚不吐实，何况这点子折磨，何况还是要你诬认谎状。

　　但老话说人心似铁官法如炉，我那刚硬的父亲到底百炼钢化为绕指柔。

　　我问他：那你后来为什么就承认了?父亲惨然一笑。

　　一者，他如实对我承认是有点寒心啦!脑袋掖在裤腰边跟着共产党干了一场，落到这般境地，想不到也想不通。二者，他是对运动确实害怕啦!再顽抗下去说是要交给群众“乱棍打死”，那样的话就太可怕了，死了还不是白死。怕死不当共产党，他却十分怕死。蝼蚁惜命，不稀奇死后平反昭雪开追悼会的高级待遇。他很低级而卑俗，认为好死不如歹活着。况且眼看捞不着好死，会死得十分痛苦而惨烈。

　　于是，我爹当下呵呵一笑，招了。

　　保卫科长也笑了。说这不对啦!

　　这也确实应该说是“坦白从宽”。否则，抗拒下去一命呜呼哪里笑得出来，又怎能欣赏到科长的笑容。

　　贪污款项共计三千九百元整。罪犯供认不违当堂画押。

　　贪污款，必须立即退赔。三千九百元，可不是个小数目。一个苦力工，不吃不喝，要连干四十年。一斤小米七分钱，一颗鸡蛋二分半，贪污那么多小米什么时候吃得完。如今勒令退赃，哪里偷那么多鸡蛋去。尽管父亲平素为人疏财仗义救苦急难相处了些朋友弟兄，今番伸手求告，到底不是当年解囊相授。实在没法子了，只得回老家筹措。原来血浓于水，自家弟兄借也究竟容易些。大伯卖掉了他的驴，四伯攉尽了他缸里的米。千辛万苦终于将贪污款尽数筹集齐备，一块蓝布包袱皮儿整整齐齐包了，呈交工作组当面清点无误交割明白。发电厂贪污大案一举结案，大老虎只从轻发落开除党籍了事。

　　父亲被开除党籍，自然从此就是白皮。倒是没开除公职，还可以在发电厂上班。但由于工资低，借钱归还债务压力大，一个曾经的大头儿，也不好混在熟人堆里扛黑煤，他干脆扔掉工作自己另外去找能赚大钱的活路。新中国成立初期，人们对保存工龄以利日后退休还缺少认识，父亲的情况又是火烧眉毛顾眼下。当时，尚未公私合营，拉排子车搞运输还是个体经营，比较来钱，自然劳动强度也足够大。一人驾辕二人拉套三个人能拉四五吨货，那真是比牛马还卖命。老爷子脚行出身，本来就是好苦水，于是一条套绳襻上肩，从此拉大车。挪了地方没改行，还算脚行;干一回革命遭开除，依然白皮;只多了一个贪污犯的名头，背了一身债。

　　父亲刚满三十，遭逢了这番挫折，当时我才三四岁。可以说全然不存什么记忆，只留有若干朦胧的印象片断。便是这些片断，怕也是大人们陆续讲述给我的居多。

　　我爹被审查扣押期间，人们历来的习惯说法是给“扣”起来了。我那时在村里见过扣麻雀，是用铜盆或草筛设置的机关。绳子拴了一根小棍，支住草筛，草筛下面撒些五谷引诱麻雀来叼食，这儿扯动绳子，草筛扣下。我还见过杀了猪防止狗来偷吃，人们使大铁锅扣住猪肉扇子，大铁锅上另外压上大石头。在我的想象中，父亲就是被扣在大铁锅底下。我替他感到憋气与黑暗，似乎还做过那样身临其境的噩梦。

　　父亲出了事儿，祖母曾带我赶来太原。老太太的儿子虽多，但十指连心，哪个儿子都是她身上掉下来的肉。她想见见她的六儿，当然不被允许。这期间，我家生活陷入极度困难，据奶奶讲，邻家孩子吃罢梨，扔掉了梨核儿，我竟抢着捡起来，任谁都夺不下。我把梨核儿、梨籽儿包括梨把儿统通嚼食干净，母亲要呻喝我，见祖母在一边落了泪，也就罢了。长大后，我还专门嚼食过梨核儿，它是酸的。因而读清人金圣叹故事，读到他临刑前与儿子的联对：“莲子心中苦，梨儿腹内酸”，便怦然心动。

　　为给奶奶散心，我妈还带我们上过公园。那时，太原就一个公园，当初叫人民公园如今叫儿童公园。早先沿了湖边关些虫豸，这儿就又兼作动物园。看到狼们在笼子里惶惶地往来折反寻找出路，那眼神令人不由顿生恻隐。直到回了村里，奶奶还尽日念叨：

　　见那些虫豸们关在笼子里，眼丢丢的，心里头实在是不忍哩!

　　而我第一次见到老虎，它的雄伟漂亮使我骄傲地大声当众宣告说：

　　我爹是大老虎!我是小老虎!

　　听到我这样孩子气的话，熟人们都笑，笑得怪模怪样。

　　出于生计困难，大约是有人帮着想的点子，母亲雇了洋车抱了我，曾经找过相熟朋友亲密老乡受过父亲好处得过父亲资助的人们，到人家门上去乞告求助。一个二十岁的母亲抱了一个二四岁的孩童沿门乞助，那是一幅绝好的绘画一折精彩的戏文。然而，人们都怕运动。倒不完全是人心冷硬，世态炎凉。母子俩可世界兜了一圈儿，只有一位姓伍的老乡偷偷塞给我妈五块钱。

　　五块钱算什么呢?也许，它只是一个证明。证明支撑着我们生活下去的柱石至少还有一块砖没有崩塌。只要还有一块砖，那上面就可能重新建造崛立的圣殿。

　　——后来，父亲获得自由，与那位伍姓老乡照了一张合影。父亲坐着，那人站在一侧，两人的表情都很平静。父亲先前和别人也有过合影的吧，家里却不曾存有一帧。在那之后，父亲再没有和外人照过合影。到我长大懂些事了，很想认识一下那位老乡，那人却早早故去了。竟是缘悭一面。

　　父亲既然重获自由，贪污案了结，朋友老乡就依然是朋友老乡。大家该杀棋还杀棋，该喝酒便喝酒。老虎既然出了笼，老虎到底是老虎。谁谁慢待过自家老婆孩子，某某弯转舌头胡乱揭发无端攀扯任意栽赃，父亲绝无丝毫埋怨。他虽然只有三十岁，却不愧是十八岁当大工头的人物，经过些人生历练，太清楚同类的弱点了。运动来了如山倒，他也太理解高压恐怖之下人们的反常嘴脸了。有些小说，有些影视，对某些描述对象颇不宽容，比如儿子与父亲脱离关系，妻子和丈夫离婚等等，极尽鄙薄挖苦之能事。这实在很不公平，至少是见识低下，甚或就是在曲意逢迎贼鸠山的强盗逻辑;

　　李玉和挨枪毙，反倒是李奶奶残忍。

　　对我父亲而言，他所受的冤枉早成过去。如烟往事尽成回忆，山一般的重负只化作行路人衣襟上一粒征尘。对我来说，因了父亲的历史问题而受株连影响也成了过去。过去的也只好让它过去，翻检那点玩意儿谁个爱听讨谁同情只显着咱爷们儿矫情。不过，有时我会记起毛泽东先生的一句话来：

　　讲历史不讲村史家史，等于放屁。

　　如果我们对数千年前殉葬奴隶主的累累白骨尚且侧隐叹息，我们真的有权要人们忘却自己亲历的苦难吗?

　　为了尽快偿清债务，父亲辞去正式工作转行拉大车，只图多赚钱。拉排车搞搬运却果然能赚钱，舍出血汗来，每月差不多能赚二百来块。这样，除去日常花用，一年争取节余一千多。有三年辛苦，那债务窟窿也就填上了。

　　一年头上，我爹赚到手一千多块。按习惯，在春节前应当先行清偿部分当紧债务。记得他回过老家。我又长了一岁，记事更清楚些。在我们家的旧窑洞里，每晚都聚集许多人。煤油灯发出昏黄的光，窑洞穹窿上投射好多弯曲形变的黑影，很怕人。他坐在炕头，高声大气讲经说法，没完没了。早晨，阳光将窗纸一角照亮，通红耀眼，院里麻雀吵闹，奶奶头发光洁盘腿端坐，大娘蹑手蹑脚扫地掸尘，父亲却总是蒙头大睡。呼噜声又长又响，怀疑被盖下果然有一只大老虎。半上午起了炕，他又不挪窝，先抽烟。一支接一支，香烟的味儿果然比老旱烟要香。抽着烟，大娘给他做好了荷包蛋，端到炕头来。每天早上，总是三个鸡蛋。吃掉一个，再吃掉一个，然后吃掉第三个。我们已经吃过早饭，但我很馋鸡蛋，直勾勾地瞅着他。有时，他会给我剩下半个，笑了问：

　　喉咙里伸上手来了吧?

　　我老实回答：

　　不是。我是咽唾沫来!

　　这一天，他依然睡着懒觉，呼噜声里他在被盖下蓦地发出恐怖的吼声。声儿很怪，很怕人，像被谁卡了喉咙。奶奶忙去推他，问他是不是梦魇了。父亲呼隆掀了被盖，坐起上身，眼神怔怔地半晌。才说，他是做噩梦，魇住了。先是梦到一只红火球，在村口飞动，倏忽高低，后来没入我家的场院。紧接着梦到一条蛇，从我家窑洞一侧的角门那儿钻出来，满门洞那么粗!

　　是这样可怕的梦，梦醒来他却很兴奋。说肯定有一注大财。梦到这么粗的一条蛇，钱准少不了!

　　当天，父亲就匆匆动身赶奔太原。奔上太原，果然!“三反”运动已到后期甄别阶段，发电厂来人告过家里，说贪污案弄错啦，打老虎打差啦!退赔过的贪污款叫我爹到发电厂去领回来，至于党籍嘛，可以恢复，但人应当回发电厂上班。

　　父亲去取钱，当面付款的正是那位保卫科长、“三反”运动中的工作组长。包钱的仍然是那块蓝布包袱皮儿，整整齐齐的见棱见角.运动后期虽有甄别，但前期工作成绩突出雷霆火爆，保卫科长已升任组织部长厂党委常委。退款的时候，常委部长把我老子熊了一顿：

　　没有的事瞎胡承认，这不是成心给组织上找麻烦嘛!你还是做过地下工作经过白色恐怖哩，能经得起考验吗?这样的党员，给党丢人抹黑!败坏我们党的形象!一一好啦，关于你的党籍问题，先回工厂来上班，好好写个检查交给我，我直接递交党委再行研究!

　　不知出于什么微妙的心理还是意气用事，老爷子将党籍扔在发电厂弃之如敝屣，只把那本来属于自己的钱拎了回来。也许是他不肯再做检查，也许是他觉得当白皮更自由些;也许他原本就没有什么共产主义的奥妙理想，也许他到底更爱钱。但如此一来，他的档案中就永远记载了因贪污被开除党籍的行状，他到底已不是清洁的白皮。他自己和我妈以及我，往后就一直受着没完没了的牵连影响。

　　往后牵连千千万，毕竟在往后。金刚眼赛水镜也算不出往后中国要搞多少运动，多少人要经历多少劫难。此时节老爷子手头拎回现钞万万千，到底是眼下。蓝布包袱皮儿里边整沓子成摞子，先就得盘算怎么开销它。已经给人家退赔掉的贪污款，做了一个噩梦，就原封不动拎回来。这噩梦倒也做得，这钱倒像是白捡的。

　　欠了人的债务，原计划苦干三年还清。只消一年，欠债偿清，实际上余出一年苦干的收入有将近两千元。这两千元如何使用，颇费踌躇。买地吗?土地已不许买卖。况且地多了变成地主有贫农团候着你。贫农掌天下，说啥就是啥。不是闹着玩儿的。开买卖吗?正开得火爆的店铺被尽数抄没。我爹强烈的发家致富的梦想终于噩梦醒来是早晨：世道原来变了。据说往后会变成什么共产主义，人人都要上天堂。眼下，却是既不许发家又不许致富。任你有吃天的本事，也不得施展。甚至单是想一想，也不成。因为有人替你想，为你“谋”幸福。你自个儿也要“谋”，你以为你是谁?

　　发家致富施展本领的道道儿都被堵死，老爷子经过一番思考谋划，觉着还有一件事情可办。那就是盖房，如同建国以来直至如今的农民所思谋的一样，“我想有个家”。

　　——由于仅仅是实行责任制，农民分到的土地叫做“责任田”，“还田与民”的政策不彻底，农民对土地仅有使用权并无所有权。农民就千方百计要求批地基，变相占有土地资源。许多村庄，新房林立，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一片新面貌，老宅旧院纷纷废弃如一座坟场。山林既然也是国家的，林木砍伐便屡禁不止，开山取石无有已时，山体残破沟岭童秃触目惊心!而在先前，土地是农民自家的，谁个舍得那么铺张!与土地毗邻的山林也是农民自家的，谁个又敢随便砍伐开采!比如我自幼生活的山村，村前村后的山林自古封为“禁山”，那是连一根草也不许砍伐。村人建房开取石料，也有专门的采石场，而且动工之前要祭拜山神，焚表上香。土地山林各有其主，拥有归属之主权，乃具保护之责任;而风水崇拜敬天法祖的传统之下，有古老的环保意识顽强存在。呜呼，夫复何言哉!

　　且说我爹准备动工盖房，举家一致赞同。

　　爷爷在日，老张家全部积蓄都用来买地了。整个家族住房，只有六间瓦房三眼破窑，一眼窑里还养着牲口。全家住处既破旧，也窄憋。除过我父母在太原，其余六位伯叔都成过了家，还有祖母，确实拥挤。住房紧张，大家缘何不盖房?一来，爷爷去世时，众家弟兄只分了地亩，未分房产;这也是我爷爷留给我奶奶的一份遗产——房产在老太太名下，老太君因而威风八面，儿子媳妇不孝顺的也孝顺了。二来，大家一时都没盖房的实力。起房盖屋，对任何时候的农家岂是容易的!我爹乐意出资为大家盖房，众弟兄谁个会反对呢?

　　说来那时的两千块钱也真个值钱。购地皮买材料雇工匠一切花销尽数现金开支，竟是崭新笔直盖起十九间房。还打了两口旱井，造了一挂新车，买了一头犍牛。之外，众弟兄们苦受了几十年，还都睡光板席子，从来没铺过褥子，家里唯有一条羊毛毡当年爷爷铺如今奶奶铺，我爹最后给弟兄们每家扯了两床铺盖。

　　当时我有五岁，-记忆能力完全具备了。父亲起动那样浩大的工程，不唯村中轰动，四乡八里一般名声响亮。我们家乡当年吃脚行的多，其中大部分又都在我爹手下扛过黑煤，刚刚传说张家老六被打成大老虎，老六今番举动就更加多了些新闻色彩。

　　我们县境有一座远近闻名的藏山，传说乃春秋时期赵氏孤儿藏身之所。每年农历四月十五有传统庙会，盛况非凡。记得赶庙会时节，我家的工程已近扫尾，举家人等都喜气洋洋上藏山，而我爹特地把他自己打扮了一番。按说，他是城里人，至少是从城里归来探家的人。依当时的乡俗，他是所谓的“府客”。府客，是相对于京客而言的。在北京做事的人，称做京客;而太原市老百姓向来叫太原府，在太原做事的，自然就是府客。府客京客，是乡民对奔州窜府见过世面的人的尊称。他们一般都留分头穿制服，偶尔回乡，穿着十分打眼，领导着一方地面的服饰发型新潮流。我家老爷子那一回偏偏独出心裁，搞了个彻头彻尾的农民装扮：

　　身穿白布中式裤褂，脚蹬青布洒鞋踢倒山，头上箍条毛巾是那羊肚子手巾三道道蓝，毛巾头儿在前额绾个英雄结，腰间丈二海昌蓝布缝制的一条腰带，左右盘旋系出麻花八吊形状。

　　他的个头儿本来高，脸色又足够黑，这般装束在人山人海的庙会上要多扎眼有多扎眼。也许他原本就是要标新立异炫耀兜售孔雀开屏顾盼自雄的吧!熟人因而立即都发现了他，和他打招呼，他就将哈德门红锡包高级香烟一排子一排子散出去。大闺女小媳妇们也大多瞅了他看，本村的骚情女人们更缠定了他，要他买凉粉买冰糖，还得寸进尺嚷嚷要瞧西洋景儿。当然，我们本家一茬子小弟兄小姊妹宝山靠山们翠凤翠果们，也都得了些铅笔蜡笔之类的小礼品。小孩子与大闺女、小媳妇和大破鞋，皆大欢喜。

　　奶奶听说了，自然不高兴。不希望他那么张扬，做人不本分;也不喜欢他给那些闺女媳妇们破费，做事太招摇。但我却十分羡慕他，为他由衷感到骄傲。便是今天回想，我也认为他张狂得有理。人生能有几次狂?怕甚招摇与张扬!而从那之后，“三反”之余有“五反”，反胡风接着反右派，也许只有搞运动整人杀人的人才是很张扬的吧。我那开朗豪爽的父亲就再也没有机会那么张扬过了。

　　父亲给家里盖起十九间房，连同老产九间共有二十八间。祖母随大伯生活，当然住了新盖的最宽绰的大正房，众伯叔也都各各分到住房五六间不等。尽管房契都由祖母执掌，大家不曾获得所有权却得到了使用权。至少住处是暂时解决了，不再那么窄憋。

　　盖了那么多房，父亲却没有要求分一间房。虽说他在太原，但终有叶落归根的一天，是否在名义上他也应该拥有属于自己的几间房呢?道理在那儿明摆着，我那经事的奶奶自然想到了。所以，她临死前，特别关照我要注意提醒我爹，在她百年之后，无论如何猪窝狗圈也分一间。如此，临时回乡有自家的歇脚处;说的远一点，死回来也有个停灵的场所。

　　祖母去世在1964年。打发了祖母，依乡俗众弟兄们正式分家。爷爷故去时，其实大家已经分开另过了。只是，奶奶有些财物，还有房产，总得分劈清楚。分家析产，普天下一样，弟兄们最易起矛盾。父亲弟兄七人，村亲邻里早早嘀咕：那还不打个头破血流!

　　奶奶下葬后，具体分家事务是由我爹主持的。弟兄七人友好协商，妇女儿童一律不准参加意见，甚至不许随便进入会场。奶奶一世节俭，布匹衣物存了几箱柜，除了我爹其余六家每家分到四大包袱。至于住房，大家既然已经住了多年，契约就按居住情况写定，老弟兄们从此获得了住房的产权。我父亲呢，不分财物，也不要房产，只在契约上加注一条：日后老六回村盖房，每家投工一百个，折合人民币六十元整。假如不投工并且不出钱，拆房一间抵偿——这一款，也只是虚声恫吓罢了。这样，我爹出资建房十九间，只在名义上拥有房屋六间。老弟兄们都占便宜，不过便宜有大小多寡而已。妯娌们女人见识浅，嘀咕一回，也只在厨房磨房小声嘀咕几句罢了。我爹主持分家事务，竟是闹了个安定团结一派祥和。

　　——因为祖母有遗言，所以我就不顾会场纪律擅自闯了进去，将奶奶的话如实复述一遍。擅闯会场不对，但奶奶尸骨未寒她的遗言又势在不能不传达，老实讲我是有些手捧尚方宝剑的肆无忌惮哩!但父亲也许是出于严肃纪律执法无情吧，竟是兜头给了我一闷棍，声色俱厉：

　　这场合没你小子说话的份儿!“好儿不住爷房”，你倒指望日后住老子盖的房哩?

　　祖母去世时，我十五岁。我被父亲当众轰了出来。我从此恨恨地记下了他的那句话。我果然没住他盖的包括他租的房子。倒是后来他们老俩买房装修什么的，我还尽力资助了一把。

　　当然，这只是我们父子间的一桩小事，一段无伤大雅的插曲。所以交待一番，只是要介绍清楚父亲大兴土木浩大工程的最终结局。

　　——他盖了许多房，他自己却没有房。他几乎燃尽了自身，照亮的却是别人。如此而已。

　　——建国初期父亲回乡盖房，几乎成了他前半生辉煌业绩的顶点。

　　他不是贪污犯“大老虎”，但他在我的心目中的印象却不妨说就是一匹大老虎。猛虎一只拦了路，母猪一窝拱墙根。

　　此后，三十年无事。

　　二扶贫模范

　　三十年无事，我是说任何人都别梦想发家致富。

　　三十年里，大跃进大锅饭接着大饥馑，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全国大学解放军接着“文化大革命”。我爹始终拉大车，做牛变马只能挣得略高的工资，对他的老弟兄们只能多少有所补贴罢了。

　　也许可以这样来表述，父亲拉大车挣的一点血汗钱，自己都难称富裕;但父亲的老弟兄们日子更不富裕，简直是赤贫如洗，光景更不如旧社会;父亲不得不尽力帮衬他的一母同胞。血浓于水，亲情作怪，形势逼迫，他不得不自觉肩起了扶贫的责任。

　　不期然间，在母亲和我的叙述中，老爷子就成了一个扶贫模范。

　　爷爷是土改当年下世的，穷苦了整整一辈子，惨淡经营处心积虑百计俭省千般恶受，临了只折腾成个下中农，老人家真是有些死不瞑目哩!虎彪彪七个儿子，继续出力苦受，就不相信咱老张家富发不了!

　　而爷爷的死不瞑目，不知经过怎样的基因密码遗传和生物能量转换，竟化作了我父亲一辈子的不死情结。

　　土地改革平均地权实现了耕者有其田，恰似中国历史上屡见的改朝换代之后的情况。一个朝代的气数衰尽，社会问题或曰种种积弊无药可医，其中土地问题尤为根本。地权不均，土地过分集中而无地农民太多，改朝换代要求重新分配土地势所必然。待均田之后，封建王朝新的轮回开始，历史上便往往出现所谓的“治世”。

　　而共和国在农民获得土地之后不久，政府始而倡导互助组既而推行合作化。把刚刚分给农民的土地一举剥夺归公，说法上叫做集体所有制。耕者有其田的农民，从此变成脚下没有属于自己一寸土地的无产者。

　　——有研究者分析，邓小平先生也认为：我们建国后的一段时间，整个照搬的是苏联模式。土改运动斗地富、杀乡绅，是前苏联杀掉大批富农的翻版;农业合作化，是前苏联集体农庄制度的照搬。

　　从合作化开始，国家实行城乡分治的二元户口管理制度，农民从此被牢牢绑定在土地上，再也没有外出打工赚钱的任何自由。新社会嘛，又不好把农民叫做农奴，而是叫做翻身农民。有的口无遮拦的，就骂大街：翻身?老子翻到烙饼鏊子上啦!你敢讲怪话?咱们政权有办法，把你打成坏分子。于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几种阶级敌人之外，给你戴上坏分子的帽子，也成了阶级敌人。政策讲得明白：对于阶级敌人，地富反坏，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要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于是，人们敢怒不敢言，从此天下太平。

　　于是，有首歌子乐滋滋地唱道：合作化的农村一片新面貌，社会主义的根子扎得牢又牢。初级农业社不算新，新个高级化;高级化不曾化得过瘾，化个公社化。而据说，人民公社是金桥，是通往共产主义的路一条。人为防止两极分化的本质上的大锅饭，呈现为事实上的食堂大锅饭。大家一齐涌进食堂，松开了裤带猛吃，诚然是“各取所需”，许多地方就断然宣布他们村他们寨提前跑步进入了什么共产主义。

　　国家颁布了农业“八字宪法”来教农民如何种地，仿佛坐在京城办公室的决策者，比祖祖辈辈的农民更加懂得种地。那八字原本是好八字，是为“水肥土种密保工管”。土壤疏松利于庄稼扎根，何劳吩咐，但上级号召深翻土地，这一号召不得了：翻地深达三尺胜过挖战壕。结果肥土翻下去，生土翻上来。下得种子多，打得粮食多，道理简单不过，但密植必须有限度。又是上级一号召，所谓试验田搞密植每亩下种必须达到三百斤。经过专家测算，一粒麦子能长出小麦一百粒，播种三百斤，亩产就能保证达到三万斤。小麦倒是挨挨挤挤地出苗了，麦地却统统变成了草坪。中国足球臭不可闻，有一任总教练找客观，说是中国没有合格的草坪。真是所见不广少见多怪。上级号召什么时候会错呢?为着证明上级号召的永远正确，浮夸虚报一时成风。权威报纸《人民日报》白纸黑字登载消息说：某公社的丰产田小麦亩产平均八万斤，而卫星田的亩产达到双十万!作家艺术家也必然出来凑热闹捧臭脚，吟诗作画写文章。

　　一首诗里说：

　　一株高梁长上天，

　　农民伯伯笑开颜;

　　撕片白云擦擦汗，

　　凑着太阳抽袋烟!

　　又一首诗里说：

　　一个芝麻光溜溜，

　　榨出油来发了愁;

　　整个中国吃不完，

　　流遍四海五大洲!

　　小农狂想幼稚思维甚嚣尘上，文艺界的权威周扬还著文说，这些大跃进诗歌正是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典范。

　　通行全国的小学课本上，白纸黑字刊登了这样一篇语文课文《卫星田》，课文上写道：“蚂蚱受到参观人员的惊吓，却蹦不进地里去，给密植的庄禾秆儿挡了回来;更有几个小伙子当众献艺，在未曾收割的麦子顶端跳舞扎筋斗。”那段课文不幸正是我读小学时读到，四十年来每当想起就恶心。更加不幸的是我的算术也学得蛮好，当时私下做过简单的四则运算。一亩地六十平方丈，亩产小麦双十万，那么每平方丈土地便是收获小麦三千三百三十三斤，如果装了二百斤的麻袋，那是十六点六六麻袋!莫说生长小麦，就是摆放麻袋都摆放不下。

　　这样多的麦子，哪年哪月才能吃得完?不办食堂，不海开肚皮吃大锅饭等什么?所以有个专讲吃食堂大锅饭的小说叫什么《李双双》特别走红。改编为同名电影，全国获奖。红了樱桃，绿了芭蕉。时至今日，中央电视台CCTV电影频道仍在不时播放。格外开个栏目，叫优秀影片回顾。此电影出自某河南作家之手笔，而河南恰恰是大跃进之后的大饥馑中饿死人民最多的省份!

　　同是作家，有个赵树理善写问题小说。当时，他觉得写小说来反映问题已然来不及，乃有万言书上奏朝廷。结局是被打成了所谓“右”倾分子，“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断肋条斗死为止。说真话与捧臭脚，天壤之别!

　　麦子吃不完，《李双双》演不够，回顾那些年，我父亲所收到的家乡消息却从来不是“一派大好，不时小好”，简直是始终大坏、偶尔小坏、无有不坏。笼统讲，人们从来不够吃，娃娃老小都很饿;家家一直缺钱花，一年到头都紧巴。具体说，老大老三称不起咸盐喝淡汤，老二老五打不起煤油点松明，老四老七扯不起布，宝贵的布票卖了黑市。更不消说生了七男二女的老太君早年吃糠中年吃糠，熬到晚年人生七十古来稀依然不敢坏了她的老规章，谆谆教导儿孙后辈曰：三天不吃糠，肚里没主张。

　　父亲弟兄七人，他排行老六。恰如戏文里扮演的杨家将七狼八虎出幽州血战金沙滩，“可怜那众儿郎俱都丧了，只剩下六郎儿南征北讨”。老六拉大车扛麻袋，小车不倒只管推，套绳不断可劲儿拉，挣了几个血汗钱大部分就源源搬运回老家去，和爷爷在世时一个样儿。爷爷在世，众弟兄没分家，父亲挣了钱归入老柜自在情理之中;爷爷去世，弟兄们分了家，各开门头另立户，父亲孝敬我奶奶也罢了，挣些钱依然填人老家那黑窟窿无底洞，母亲无疑要有意见。但是，父亲出于同胞情谊，血浓于水，自然也有他冠冕堂皇的理由。

　　——我手头稍许宽绰些儿，总不兴叫弟兄们称不起咸盐吃淡饭吧?太原市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我总不忍看着弟兄们打不起煤油吃饭吃进鼻子里去吧?国家拢共发那几尺布票，弟兄们炕上光席片，老婆们一条裤子没替换，不能穿绸裹缎，我总不能任弟兄们三毛钱的洋布扯不起六分钱卖布票吧?

　　这些理由却又果然堂皇。所以多少年来父亲就毅然决然胜任愉快地当着运输大队长，源源不断捎钱回去供弟兄们各家称咸盐打煤油扯洋布。

　　除了上述几项常规花费，我的堂兄们到了婚娶年龄，订婚的时候女方要彩礼，那更是一笔可观的花销。我爹呢，又势不能看着侄儿们打了光棍。当时农民分红一个劳动日两三毛钱，一个劳力一年下来，最多二三十块节余。彩礼钱不算高，也得三百块，那是一个农民十年的纯收入。等他赚够这笔钱，他早就成了老光棍。这笔钱，于是我爹也得咬紧牙关负担起来。当年，他不忍老弟兄们打光棍，如今又怎么能眼睁睁看着侄儿们打了光棍呢?

　　我想，我爹的这点作为，尽管持之以恒，甚至不遗余力，实在算不得什么宏伟业绩，也就是一点凡人小事。爹妈二老夫妻之间因此引发些龃龉，也不过是被文学评论家寻常贬斥的所谓杯水风波。作为一个普通苦力工，他从也不曾大言炎炎说要“为人民服务”，他确实没有那样高的觉悟。他更不曾向雷锋同志学习，做好事不留姓名而随后事无巨细桩桩件件写上日记。老头子拢共念过四十天冬学，会写自个儿的名字而没有写日记那样的豪华习惯。

　　从我的角度来评价，老爷子的所作所为其实是充满了地道的私心杂念。首先，我爹平常也肯帮助别人，但他借钱出去往往要人还。他是肥水不流外人田，只肯帮助资助无私援助他的一母同胞。这还不是一派私心吗?其次，他怀了私心帮助他自己的弟兄，竟然还存有严重的杂念。尽管他经常念叨什么“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尽管他不唯不相信外国人说的天堂，也不相信中国人所讲的地狱，他做好事倒不是为着修什么来世;但他相当在意他的弟兄们乃至侄儿男女们是否能够记住他的许多好处。最好他的那些弟兄夫妻父子经常念叨不断颂扬甚至也编一首什么歌子来反复赞唱：没有谁谁谁，就没有啥啥啥。这岂不是非常卑俗十分低劣相当不够高尚十足低级趣味吗?

　　或者，我家老爷子又毕竟情有可恕。做了好事而喜欢让人夸赞，实在是普通人物的寻常心理。我上面的评价也许是有些刻薄了。那么，客观些认识，我爹多年来总算做了点一定范围的扶贫工作。虽然他的工作堪称不遗余力，却又存了不容置疑的私心杂念;既然如此，所以他的扶贫工作做了若干，也就没有什么人来给他挂红花发奖章。这又好比老祖母们给孙儿念儿歌说童谣讲故事道古话，开启儿童心智陶冶孩子性情使娃娃们有永远追忆的幸福童年，可贪天之功为己有的人们，何尝想到给老祖母们颁发爱心杯伯乐奖呢?

　　一个人，扶一次贫，扶半天贫，并不难;领受任务，带着工资，下乡扶贫，也不难。哪怕他毫无利己的动机，有专门利人的精神。难得的是像我父亲一样，日日扶贫，月月扶贫，年年扶贫，扶一辈子的贫。哪怕他扶贫的对象是自家弟兄，扶贫的动机并不高尚。江南遭水灾，港台同胞海外华侨募捐集资来支援，因为是同种同源、同族同宗，那支援就不宝贵不伟大不高尚不可敬吗?有所差别者，水灾捐助尚属“救急不救穷”，我家老爷子的扶贫工程却是兼而救急重在救穷罢了。

　　问题的关键在于，即便在理论上把我家老爷子的扶贫工作抬到任何高度，他的扶贫救急毕竟是财力有限而对象众多，充其量他的那点捐款仅够众弟兄不吃淡饭不光着屁股下地而已。因而，实在不必担心他的扶贫救穷会变成养贫济穷，把兄弟子侄们养懒了，大家躺在他的扶贫钱罐儿上晒太阳。事实上，老辈弟兄我的叔叔大伯们，小辈后生我的堂兄堂弟们，差不多个个都是老张家的种，骡马骨头老黄牛精神，历来死做活受拼命苦干，刨闹日月熬渡红尘辛苦下大去啦!可气可叹的是，众儿郎父子兵舍命恶战，光景却越来越紧巴，日月却越来越艰难。我爹的扶贫工程简直是不扶先贫扶了还贫越扶越贫，直叫扶贫模范丧气，母亲和我都替他伤心。

　　打跑了日本鬼子，撵走了蒋介石，改朝换代，河清海晏，怎么老百姓就混不着一个肚儿圆呢?

　　终于熬到了改革开放。

　　终于出现了新的机遇。

　　三退休工程

　　工人干部都有退休制度。

　　前些年，好多工厂企业倒闭，工人不到退休年龄没了工作。那不叫退休，更不叫失业，叫做下岗。

　　相比之下，机关干部下岗的情况不多，多半都能上班上到退休的那一天。有人贪恋官位，改年龄的情况多有发现。六十岁退休，有人已经工作了五十年，年龄差不多该七十岁了吧?说是还有五年才退休。

　　实在不得不到龄退休的，退休之前已经安排好了退路。预先设立好了什么文化公司艺术研究会之类，这边办退休那边去上班。办公室比这边还豪华，赚钱多少，涉及隐私，不得咨询。提前安排退路，于是就有了一个名堂，称之为“退休工程”。网络时代，名词爆炸。好在我们汉语汉字非常给力，及时能够因应各种新鲜时髦。

　　却说我父亲生于公元1921年，到了公元1981年，周岁六十，正常办了退休。我那老爷子，一个苦力工，退休下来就是了。然而他老人家竟然也给自己安排好了退路，乃至于也搞开了属于他的退休工程。

　　关于他的退休工程，说来话长。简单说来，就是父亲从此回到了老家，开始搞运输，后来搞种植，全力以赴梦想发大财，心无旁骛继续他未竟的扶贫事业。这样，他一年之间来太原不过住那么几个月。事实上多数时间和我母亲分居两地，这样的状况，一只持续到公元2000年。

　　退休工程能否发财?尚在悬疑之中，老太爷自个儿的退休工程，却已扰动了整个家庭的既成格局。老两口分居两地，我这个当儿子的不得不两处分心。

　　母亲和父亲是年少时由媒人说合两家长辈包办下聘订亲的，所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典型的旧式婚姻。自我妈十四岁就被组织上派来和我爹成婚。到2000年，我都年满五十三岁了，两位老人的婚姻已足足维持了半个世纪五十春秋。时髦的说法那该算是什么“金婚”了吧!

　　记得是1997年，我年满五十岁。我曾经提出为父母的金婚举办一个仪式，表示庆贺，或者说是找个题目讨二老的欢喜。婚期五十载，最低说明二老都有点寿数，至少那是我今生已无法效仿的从一而终白头偕老的辉煌，怎么说都有值得庆贺的理由。不料，老爹老娘不约而同异口同声骂将上来，几乎唾到我的脸上：

　　你不用牙碜道怪地出这新鲜!妈说。

　　你叫老子安安地多活两年吧!爹说。

　　爹这么说，妈那么说。我只好哀哀地笑笑，提议自行作废。

　　自我反省一回，我的用心固然不恶，提法却未免过于新潮，毕竟不合老派人物的生活习惯与思维方式。但平心而论，我所以有那样一番提议，第一不是追赶时尚，热衷“圣诞”而冷落“春节”;第二我也决不是为着沽名钓誉伪装孝子贤孙，调度老人来充当自己孝道文明把戏的道具。我只是不希望五十多年的老夫妻总那么分开两处，想用某种方法将他们往一搭捏弄掺和一回。我呢，操心也好集中在一处来操心。可惜妙计未能得逞，美好设想夭折在摇篮之中。

　　客观分析或者公允评价，父母二老总是贫贱之交患难伴侣，情感上不那么浪漫却也不存在重大危机。自父亲退休后，十多年来他们基本分开在两处的状况，几方面都有很具体的原因，甚至是很堂皇的缘由。

　　先是父亲从搬运公司退休。退休了，再不用做牛变马拉大车扛大件，歇歇那把老骨头何等惬意。但老爷子身体硬棒，精力健旺，尤其是生性极不安分，歇下来比日日扛麻袋还难受。

　　是否可以早点起床到公园去散散步遛弯儿?那是闲得生蛆有福不享只怕死得慢!熬到退休不展展地睡大觉，半夜起来找罪受，天生就是贱骨头!好好你是人民功臣既有功劳又有苦劳，熬到歇着拿钱的份儿上啦，想睡你就尽管睡，想睡到哪时算哪时。翻来倒去不睡装睡硬打呼噜偷偷看表躺到上午十点十一点，自己先就没趣。不瞌睡你装睡，再装下去，没病装出病来，不死也得装死!起了床，里间走到外间，厨房踱到茅房，床上挪到椅子上，依然无聊。这是转悠啥哩?到厕所呼吸新鲜空气来啦?得，找个事做，设法消磨工夫，那就提拎上棋口袋到公园杀棋去吧!

　　老爷子走得一手好棋。特别是记忆力超常能摆出江湖残局三百六十盘。有的残局往来杀着几十步，步步不错。世事纷纭一局棋，学会下棋不嫌饭迟，消磨时光陶冶性情而且乐在其中，不妨说是打发光阴的好办法。但老爷子杀棋又太投入。有一次，实在尿急，又实在记挂棋局，匆匆赶奔厕所，在公厕的砖蜷月亮门上磕了一下脑袋，也没在意。回到棋盘上，继续攻卒跃马。棋盘上忽就滴落点点鲜血，仿佛真个两军对阵，杀得血流成河。众人惊呼，我家老爷子也诧异。诧异惊呼中，有人发现血滴是从我爹帽檐那里淌出。一摘帽子，“哗啦”半帽壳儿血淹没了整个棋盘。杀棋这不要杀出人命来啦?朝风雅里说，这盘棋可以算是什么《桃花谱》、《沥血篇》了。

　　从上午十来点开始杀棋，老爷子往往会一气儿杀到晚间十一点。公园要关大门给撵出来，而宿舍院的大门已经锁了还得翻墙头回家。翻回墙头这边，自己不由好笑。老来老啦翻墙头!翻墙头干啥阔气事儿啦?杀棋。杀了一天，人困马乏，杀住什么啦?老将。老将呢?棋布袋里装回来啦!

　　找不到自我存在，确定不下自己在人世间的位置，惶惶不可终日。许多老干部，身居高位，日理万机，仿佛变成一架机器，或者是某个安在机器上的螺丝钉。一朝离休退休，失去往日的位置，仿佛那螺丝钉被拆卸下来，弃置一旁，立时无所事事，百病顿生，犹如机械部件不用便要生锈。这是一种现代病，蔓延全球，波及整个后工业时代。而农耕文明，哪有退休离休之说，便也无有这种怪病。而我家老爷子，退休后惶惶个把月，到底是农村出生，与家乡一向有极紧密的联系，那儿有他广阔的大后方，终于被他机敏地钻到一个空子，突围而去。借用一句西方成语，叫做“上帝救助那些自救者”。

　　上世纪80年代开始，正是改革开放初期，陈旧的僵化体制一朝松动，到处出现机会，遍地皆是黄金。吃不饱却也饿不死的“大锅饭”只把人养得懒惰笨拙，手捧金碗讨饭吃。或则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看不到种种机会;或则消磨掉了超越规范的勇气，不敢冒任何细小的风险。恰在这时，我母亲单位汽车更新，要出售一台旧解放大卡车，讲明了优先照顾机关成员。汽车不贵，只卖两万元。但那几年的机关干部谁手头有两万块钱?谁有一万元，谁就是先富起来的“万元户”哩!即便是布告上的大贪污犯，也不过贪污千把块，就要枪崩判刑。况且，好好的干部，指望科长处长一路升上去，买一台汽车干什么?想当资本家挨批斗吗?

　　我爹一辈子扛麻袋、拉大车，虽是一个苦力，手头恰就存了万把块钱。听说卖车这个话碴儿，找他苦力行当有性命交情的朋友又挪借了下余一万。两万人民币齐备，解放牌大卡车就买到了手。老爷子从此开始了他的突围。

　　买汽车的资金，其中一万是老爷子自己凭面子借到，谁有什么话说。但那其余一万呢?就不征求一下老太太的意见啦?

　　我爹就那样。一辈子大丈夫主义家长制作风。当初我堂兄宝山要完婚，女方突然提出要一台缝纫机，否则就不肯过门。那年头车子手表缝纫机所谓当时的“三大件”何等紧缺，要凭票号购买，即或求神拜佛弄到一张票证不还得掏钱吗?我爹得知消息，拿起解螺丝刀——也就是解锥依南方口音念做“改锥”——下手便拆卸我妈的缝纫机。拆卸毕，打包好，连夜托他们搬运公司的拉煤车辆捎回老家去。商量也不商量，缝纫机就不翼而飞，我妈自然生气上火。而火气还不能发作：发作起来，老爷子且不管什么单位宿舍干部面子，地动山摇火爆喧天说不定耍一回全武行。老太太只好自解心宽：罢罢罢，终不能咱家闲着机子，耽搁了人家侄儿的婚姻大事!

　　父亲下定决心买汽车动用存款，也是一人说了算。母亲出面与单位领导具体接洽有关买车事宜，还态度积极情绪高昂与家长大丈夫保持了高度的一致。好像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所一致具有的优点：对最高领袖毛泽东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家长制作风好不好?父亲也认为不那么好，不尽合理。尽管他历来认定，“教子婴孩，教妻初来”，两夫妻成个人家过日子，万不能翻戴帽子草鸡打鸣;但他又承认，所谓人家，男人是人女人是家，“女人没正经，嫁给朝廷当正宫”，平头夫妻，一般高低。甚至他还无师自通总结出世间有三大不说理：第一大，朝廷不说理，压迫老百姓;第二大，当爹的不说理，压迫儿女;第三大，就是丈夫不说理，压迫老婆。

　　道理讲得顶呱呱，解放牌大卡车说买下就买下。

　　我爹一辈子扛大件拉大车，地道的苦力工，突然买台大卡车做什么?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或曰核心。这才是父亲所以不惜一意孤行而母亲到底愤愤不平的症结所在。

　　父亲自己买下汽车，但又可以说不是为自己买下汽车。话说来有些拗口，因为事情本身就别扭。老爷子十六七岁来太原吃脚行，到六十岁从搬运公司退休，自然懂得搞运输能赚钱。人拉肩扛卖苦力，尚且在花销之余有存款一万，若是买了汽车来搬运，取票票该是手在胳膊头。不过，父亲买车是为搞搬运，却是要准备回我们家乡去搞搬运。他的如意算盘当然是首先为着赚钱，但他多半不是要为自己赚钱。第一，赚了钱他是要帮助他那些一直困难始终很穷仿佛自古就在贫困线上挣扎的弟兄们;第二，有台车好叫他的那些侄儿们也就是我的堂兄弟们学个开车手艺，也好说一头亲事娶一房媳妇。咱那老家山沟旮旯些儿，咱那些子弟山头愣脑些儿，学会开汽车名声总要好听些儿，连蒙带唬说不定讨个老婆多少容易些儿。

　　而老爷子的如意算盘早被老太太瞧个透彻。甚至他不必张口，我妈就已然看见他的肠子拧了几道弯儿。自打依从了父母之命，又服从了组织安排，母亲十四岁来太原跟定了这个丈夫，除了担惊受怕，便是饱受欺压，从来没感觉丈夫把太原这个家当过家。他的家是那山沟旮旯里的老家。那里有他永远穷苦的弟兄和从来吃不饱的侄儿男女，那里的山头野洼是他永远关注的家园，那黑咕隆咚的山沟是他毕生精力全副心血所有辛劳一切奉献永远填不满的无底洞!他是没钱买飞机，他家那把人脑袋夹扁的山沟也没法儿停放飞机，要不然他置办下火箭卫星也都要搬运回他那老家去。

　　动心思买汽车做什么?我爹的主意拿得死死的，也被我妈料得准准的。

　　父亲一辈子为了他的老家几乎倾尽全部心力，那简直就是他的全部存在，或者说，那是他的宿命。

　　车轱辘话绕了一圈，我们的话题也终于绕回那辆解放牌大卡车上来。老爷子不惜动用血本求人告贷买下这辆车，属于他的退休工程，而说到底更是他的扶贫工程的继续。改革开放形势大好，发家致富不再受限而受到政策的鼓励，这是父亲适应形势的一项全新而重大的举措，是他晚年退休青山夕照之际的最后一搏。几十年的助跑而有这舍命的一击，母亲那点不满的唠叨无言的怨怼哪里能阻挡得下。

　　父亲买下汽车，他却并不会开汽车。这当然难不倒人，他几乎在动心思买车之初已然全盘谋算停当。搬运公司除了有他拉了几十年套绳的排车社，还有平车社和马车社，后几年依靠工人们的血汗积累还养起了一个汽车队。汽车队里不也有退休的老师傅吗?老师傅里不也有老而不死退而不休的主儿吗?不知经过怎样的交涉谈判双边会晤，父亲以月薪六百元的工资当下便雇佣到了汽车司机。有了车辆与雇员，老爷子眨眼间就俨然成了董事长兼总经理，变成了现蒸热炒的张记搬运公司大老板。

　　马达轰鸣，意气昂昂，老板亲自押车，一道炯直奔他的老家他的始终关注的目标去也。

　　退休后惶惶不可终日个数月，如笼中鸟网中鱼，无头苍蝇热锅蚂蚁，老太爷今番到底抓住了稍纵即逝的机会，至此完成了他的突围。

　　四谁的围城

　　近几年很时髦而通行全世界的一个典故叫“围城”。中国有两句古诗也吟道：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过一山拦。父亲突同而走，冲出太原城，钻进老家那大山沟，放着退休清福不享，要玩儿一把“夕阳红”。他是否当下重新找到了存在?是否再次确定了自己在生活中的位置?他的扶贫工程全新角度的重大举措如何具体实施又是否取得了预期的成功?那自然是后话多多错综复杂，容我留给后边的文字来细述。

　　父亲到了退休年龄，当儿子的差不多人到中年。从家族的立场来说，我到了肩膀上压担子的年龄，事实上无形的担子也就开始压上肩膀。

　　对我而言，迫在眉睫的事情是：老爷子毅然买了汽车回乡搞运输，他和我母亲这一对儿老夫妻就乍然分做了两处。父亲的扶贫工程继造成家庭库存空虚财政赤字之余，连带就又造成夫妻之间劳燕分飞的局面和情感疏离的危机。无论扶贫工程意义如何重大，父亲只顾大家不管小家，立即就扰动了固有的格局。面对变局，母亲得适应，我也得及时与时俱进。

　　普通百姓寻常过日子的道理，酒肉朋友米面夫妻。这道理父亲岂能不懂，“米面夫妻”的话最早还是他说给我的。两夫妻厮守，不离不弃，白头偕老，青年时代两人之间或者有着浪漫的爱情，中年时代大约依凭了醇厚的感情，到老年时代则共同培植了浓郁的恩情。所谓“过日子”，总得两夫妻一搭来过;人称“老伴儿”，两个老人相濡以沫一块做伴儿。像我父母，多半辈子过下来，熬到父亲退休了，却长年分开在两下，这到底算一回子什么事儿?美其名曰扶贫也罢，诅咒之为替别人扛长工也罢，父亲一旦买了汽车回乡，立即找到了他的全新存在。神采飞扬，情绪高昂，大畅所欲，如愿以偿。仿佛梅开二度，老树发了新芽。那么，母亲呢?她的存在以及她的情绪呢?

　　我觉得，母亲属于那种比较想得开的女人。或者说，她从十四岁追随了这样一个父母包办外加组织派定的丈夫，就不得不“悲伤着你的悲伤，追逐着你的追逐”。她在生活中学会了应付生活，在过日子中适应属于自己的日子。找个男人，大男子主义，家长制作风，“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多管外人少顾家，怎么办?势不能翻开语录红宝书找答案。毛泽东的话，林彪说句句是真理，一句能顶一万多句，他自己两夫妻的家事却处理不下。

　　诸如“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之类，算是高级战略战术吧，对于我妈不灵光。第一先就打不赢，身小力薄一位女干部如何打得过一个人高马大的苦力工?第二还又跑不掉。记得她也曾因为怄气搬到机关办公室去住过，仿佛乡下女人的“一哭二闹三上吊”，最拿手的一招不过跑回娘家去。跑几天，消消气，结果还得回来过日子。所以一首著名的新潮诗歌题曰《生活》，全诗只写了一个字——网。

　　自打退休，老汉惶惶不可终日，总不能看着他憋出病来。何况他一贯我行我素霸权主义，他要下了决断九头牛拉不转，倒不如一切都依他。依从了男人一辈子，一辈子不也过来啦?所以，母亲好象无师自通学到了西方人的一句哲理话：战不胜它，就加入它。翻译成中文大白话：与其想不开，不如想得开。

　　罢罢罢!老汉帮助了他老家一辈子，就叫他杀人见血救人救彻帮人帮到底。只要他乐意，莫说买汽车，哪怕买星宿月明哩!他老家那山沟黑古咙咚，买个月亮挂在天上，好叫他那些亲哥热弟吃饭不要塞进鼻孔里去!

　　父亲买车回乡时，母亲还没退休。比起乡间一般家庭妇女，母亲是城市职业女性。她有自己的工作，她领一份工资，她能养活了自己，当年怄气还有地方逃避，有组织上来依靠。这样，除了心理上渐渐想开来，上班工作还是她生活中一个坚实的支撑点。

　　父亲比母亲年长整整十岁。父亲退休五年后，母亲到了55岁，也退休了。严格地说，母亲1944年系受组织委派来太原参与地下工作，属于抗战干部，工龄从那时算起，她享受的还是离休待遇。

　　相比之下，我家老爷子，建国后的三反运动中，被诬陷为贪污犯“大老虎”而开除了党籍，“文革”中又因曾做过地下工作而被打成所谓“大叛徒”。革命一场，好不凄惨。临了勉强办个退休，那单位不景气还拖欠工资开不了饷。母亲因了掩护父亲工作，只是被派来和父亲结婚成家，反倒办成了离休。每年要多发一个月的工资，每月还有乘车费电话费护理费种种费一百多块。对于家庭收入而言，这也算是“堤内损失堤外补”，老两口俱都欢喜，把着工资条儿拨拉着算盘子儿眉花眼笑。

　　但退休也罢，离休也罢，母亲赖以充实生活支撑心理的上班工作却乍然停顿了。老太爷当初退休，惶惶不可终日，终日惶惶间还有个老太太充当他的挂话橛子骂人靶子撒气筒子。老太太又不是活圣人，岂能不也是惶惶终日，却终日里独守空房面壁枯坐，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不能说恰好，只能说碰巧，我妈离休前后我这儿办妥了离婚。离婚问题，家庭事务，也不过就是杯水风波。但这只属于我的小茶杯，一杯不满半杯逛荡，偏生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老太爷曾经威胁，说要打到我们作家协会，终于没打来。能老人不管三十的儿，我那时已然四十出头。老太太则挖苦道：

　　我四十出头当了奶奶，你可倒好，四十出头给咱打离婚当光棍!

　　老天要下，后娘要嫁，威胁挖苦俱都无效，捆绑终究不成夫妻。

　　为了个人意愿而离婚纵有千般理由，伤害孩子是真的;我的爱孩子名声在外，也是真的。自由好比一块饼，我不得不与自己的孩子来分食，孩子们吃到的却无异只是苦果。事情在客观上就残酷到这份儿上。好比父亲决心回乡去全力投入他的扶贫工程，奔赴他所认定的自由，母亲也不得不吞咽苦涩。

　　离罢婚，两个孩子尽数分在我的名下由我全权监护抚养。已然把事情做下，切草刀剜头不怕!一只羊，一铺摊儿草;一株草，一点滴儿露。偏不信我就带不大两个娃娃!偏不信离异家庭的孩子就一定不能成器!

　　报章杂志上连年不断百折不挠刊登一些真真假假的煽情文章，控诉离婚是如何戕害了孩子，把法律上允准的离婚行为描述成穷凶极恶、罪大恶极、十恶不赦、恶贯满盈，用心何其良苦。一派劝世醒人的菩萨心肠，一副悲天悯人的救主面孔，一腔补天女娲之热血，一团填海精卫之赤诚。婚姻不幸，而准许离婚，这是时代的一种进步，文明的一项成果，法律对个人权益的一条认定，社会本身对它的细部结构的一点调节。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从这样的意义上说，离婚如果对孩子不得不有所伤害是一种不道德，那么对离婚的当事人来讲恰恰又是一种道德。鞋大鞋小只有脚知道。你的婚姻美满幸福，那是你的鞋子恰巧合脚，羡慕你，祝贺你，并不非要强迫你离婚。别人鞋子不合脚，婚姻不幸，你为什么一定要强迫别人维持婚姻呢?

　　据说，某某女作家出国与我有些关系，某某女作家的前夫因而对我十分仇恨。当有些无聊的同行关心别人隐私胜于关心自家光景日子，甚至当面向我刺探底细，甚至还要道德高尚居高临下给我以谆谆教导，我就有些不愉快了。于是，我婉言谢绝了这些热心同行的好意：

　　某某女作家的前夫对我仇恨，我表示理解同情。因为假如“据说”是真的，那么他至少是一只受到伤害的乌龟。各位高尚道德的同行，你们连乌龟都不是，那么着急上火干什么呢?

　　我离婚时，当然也有许多人前来相劝。相劝的说辞里，无疑也特别说到我的孩子娃娃。对此，我表示理解，甚至表示感谢。关心我的孩子，我能不感谢吗?但是，要说人们比我还关心还爱护我的孩子，那才是说给我的孩子他们也不会相信。事实到底胜于雄辩，我离婚了，两个孩子由我来带，绝对没有任何朋友任何同行任何道德高尚的君子任何写劝世文章赚社会稿费的九流作家来帮过我小脚趾那么一丁点儿忙。

　　我的男孩子，小时我妈抱过他几年，祖孙二人情感格外深厚。关于家庭破裂后他的去向那孩子早就表过态：我谁都不跟，我跟奶奶!这样，在我离婚后，他就一直在奶奶那儿吃饭。到他准备考大学读书吃紧的高中三年里，我妈碰巧离休，更是全盘负担了给他做饭的任务。

　　这样，从客观上讲，母亲离休后有孙子和她做伴儿，暂时消解了她的孤独。当然，如此情形，与其说是我让儿子和老太太做伴儿解闷儿，莫如说是母亲离而不休含辛茹苦帮我照管孩子。更准确些讲那是李密《陈情表》中一句现成的词儿：母孙二人，更相为命。

　　说话之间，男孩子高中毕业。由于学习成绩不坏，他被保送上海外语学院;到校经考核选拔，又直接升到二年级。这消息自然令全家欣喜，但随之而来的不大不小的一个问题是：老太太身边一下子没人作伴儿了。当初，我妈给男孩子做饭，并不曾捎带给我的女孩子也一并做了。这当然不足为怪，因为孩子们的奶奶有点大观园里贾母的风范，不免偏心些儿。况且，母亲能替我分担一个孩子的吃饭问题，我已是感谢不尽，又安敢人心不足得陇望蜀。所以，我给女孩子煮饭烧菜便也整整三年。汉手汉脚，半生不熟。女孩子吃得香甜，长得壮实。到她也读了大学之后，仍然怀念我的烹调手艺。有几道菜给男孩子介绍描述，还直令他羡慕嫉妒，遗憾不曾品尝过他爹的手艺哩!

　　且说老太太身边没人就伴儿了，怎么办?奶奶偏心哥哥，妹妹本来就不高兴，她是多少也要使点小性儿来点小情绪的啦!好嘛，现在用得着我啦?不过，女孩子读书也到高中程度，毕竟到了懂些事理能为大人分忧的年龄。经过我的动员解释，女孩子便也高高兴兴到奶奶那儿去上灶。人本来皆有见面之情，何况到底血浓于水，祖母和孙女由此便也情感融洽芥蒂尽消。

　　于是，女儿吃到应时饭食，母亲不觉寂寞，我从锅台边获得解放，一石不止三鸟。幸甚至哉!

　　我的女儿只比儿子小不足两岁，又是说话之间，她也高中毕业，赴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去读本科。孩子们长俊，不曾象好心人们所担心的那样，反倒是不出我之所料，两年之内，捷报再传。全家老少，自是欢喜。这份欢喜，虽不足与外人道也，我却自恃手中有一管笔，偏生写了文章来发表，旨在证明一点什么。男孩子初赴上海，我曾在我们太原日报上写了一篇文章叫做《送我家的男子汉上路》。父亲小时家贫，只读过一季冬学;我有幸念完高中，偏又属于所谓老三届被耽搁了上大学。咱家祖辈种地当苦力，终于出了一名货真价实的大学生，原也值得撰文庆贺。而今女孩子又赴北京，为着同样值得庆贺，也为着对儿子女儿一视同仁，我便又在报纸上发了一篇文章《又是阳关》。我在后一篇文章里，特别强调了母亲的功劳苦老。原来世上说事容易做事难，母亲任劳任怨不分寒暑烟熏火烤数年如一日给孩子们烧菜煮饭，容易的吗?我对母亲的感戴，是由衷的，也是真诚的。尽管母亲为我招呼两个孩子，出乎亲情，并不需要谁来感戴。

　　有道是多年父子如兄弟。随着孩子们长大成人，我对他们不再声色俱厉居高临下，而尽量与孩子平等相处友好谈话。无形之间，父子亲情当中，就又滋生出几分仿佛朋友弟兄之间的那种理解尊重和平等友谊来。两个孩子双双离家，各奔前程，固是我的愿望，我的心中却到底一时空落落的。父亲有句话讲得好：

　　小鸟翅膀硬了，都是要离窝的呀!

　　仿佛是在赞叹，分明又透着无奈。

　　而无论是我由衷感戴的文章，还是父亲透着无奈的开解，都无法分担与解除母亲那骤然失落之际的无边空虚和浓烈惆怅。

　　女儿在北京，儿子在上海，上海气候热而北京风沙大，儿子很腼腆而女儿太清高，关心一双儿女，我这厢不能不分心两下。

　　父亲回老家，母亲在太原，老太太血压高而老爷子肺气肿，爹要造墓葬而妈想买房子，挂念二老双亲，我这厢又不能不分心两下。

　　——就我的角度而言，这叫“四下分心”。

　　太极分两仪，两仪生四象。二加二等于四，四下分心。事不关心，关心则乱。关心儿女挂念爹妈，却又是常人葆有的赤子之心。人到中年，种种诸般皆为题中应有。红尘中人，我又安能免俗。

　　四下分心，一颗心怎生摆布?

　　儿女成人，小鸟出笼，分飞两大直辖市，势不能不准小鸟试飞，又不能将两大城市来合并。只得分头写写信，通通电话罢了。关心上海天气预报，夏季潮热冬季阴冷，曾写信去教儿子使塑料桶装满开水烘暖被窝。儿子理解为敞口大桶，担心踢翻水桶。念书把人念得发傻，始料不及。女儿来信隐约透露，学校有漂亮小伙儿玩儿脚踩两只船拙劣把戏。担心女儿陷溺其中，却又明白孩子们唯有曾经沧海才能在游泳中学会游泳。

　　爹妈二老分在两处，依常情常理倒有可能做些编排调度，让两位老人合在一处。除了拙劣而冒昧地要给二老举办金婚仪式碰了钉子，我还曾谦恭而谨慎地向爹妈提出过一个合理化建议。父亲在老家干他的事业，已然骑虎难下越陷越深，只是在孩子们假期里抽空回城全家团聚，他多数时间钻在山沟里不能来和母亲做伴儿。那么，反过个儿来考虑，孩子们都远走高飞，已无须母亲给他们日日煮饭，她不能回家乡去和老爷子做伴儿吗?如此，孩子们放了假，老两口双双回太原;村里有事，二老再一起回老家。他们老俩在一搭便于相互照应，我这厢两下分心也好归拢为一头操心。这岂不是两全其美一得二功的上好建议吗?

　　父亲且在那儿支吾其辞，母亲早急煎煎火悻悻将我的话头儿镦回来：

　　好好的太原市我不呆，回你们那山沟旮旯里做什么?

　　回山沟里做什么，何须解释。而母亲的娘家虽在川地，不是山沟，但离我们老家也不过才八里远近。母亲分明是有情绪。也许，她是宁肯孤独地呆在太原，也不肯投入父亲过分热爱的事业中去。也许，她是将太原的住所视作自己安放心灵的窝窠，小鸟虽已飞走，她要株守着回忆的温馨，期盼一年两度孩子们的归省。

　　总而言之，我的合理化建议再一次宣告破产。父母二老就那么两下里分开着，我依旧不能不两下分心。

　　母亲这一处，毕竟同在一座城市，相距也不远，每周一两次两三次我去看看老太太。陪她说说话儿，念叨念叨孩子。

　　也是孩子们有心，怕奶奶孤独，曾经找邻家讨过几只猫咪叫奶奶喂养，和奶奶做伴儿。按我们老张家的家谱排列，我的孩子在“学”字辈。家谱扉页上，有那么几句象五言诗一样的话语，“臣本先贤典，学谟博圣经;优良作国栋，文明事业兴”，排了辈份。一只小猫，孩子们先戏称为“张学友”。又觉得它太小，不肯与它同辈，改称“丕谟”，仿佛是奶奶的曾孙。丕谟长大，要发情交配谈朋友，总不能老关着它。我妈就日夜都开着窗户缝隙供它出入。丕谟特别乖，整日跟在母亲脚边，和母亲钻一个被窝。母亲成天和它对话，丕漠后来甚至能听懂人言。让它摇头就摇头，让它摆尾便摆尾。夸奖它，它就表演许多花招;数落它，它能赌气几天不吃东西。母亲对它的溺爱，丝毫不亚于对她的孙子。谁知丕谟某日外出，竟一去不复返。是被人捉去了?还是吃了毒耗子有了不测?母亲简直疯魔了似的，她的痛苦我以为达到我无法描述的境地。

　　老人家整日回忆丕谟的种种顽皮憨态，不断责备自己的诸多粗心大意，时时追悔某一次错怪了丕谟。甚至怀疑是“丕谟”这名字取得太过高贵，反而不吉。后悔不曾叫它瓦罐破锅歪毛臭货之类。孩子们假期归来，见奶奶那样伤感痛苦，与我商量办法。我说，唯有再抱一只猫咪来，才可能李代桃僵。孩子们又千方百计讨来一只小猫，取名再不敢托大，男孩子反复推敲，叫了个“婆留”。字眼儿轻贱，意思也贴切。然而男孩子后来查知，大约南北朝时代哪位皇上乳名竟是婆留!

　　婆留的名字不期又取得太尊贵豪华了些。记取上次教训，母亲说，这回对婆留可不能太过溺爱了，免得万一它再丢了，心里受制。但所谓宠物，灵通乖巧，惯会讨人喜欢。缠绵厮磨，楚楚可怜，由不得人的。母亲几乎全凭它来对话解闷儿，起居作伴儿，对它怎能不溺爱?何况婆留名字尊贵，母亲渐渐对它又娇宠异常。自己舍不得割肉，却尽日喂猫咪吃肝儿。婆留尤其喜欢吃梨，和我男孩子一样;喜欢吃老玉米，和我女娃娃一样，母亲对它就愈加疼爱。那畜牲每餐能吃半斤梨或者半穗老玉米，老太太还得替它嚼碎了。

　　我分心的母亲这一处，简略说来也就这样。离退休干部一座宿舍楼，大家有时叉几圈麻将，不过五分一毛的点子，纯属磨时间费指头肚儿。公安局扫黄打非搞创收，女婿丈人过年在家里玩儿两把也要抓赌，罚款狠恶：打牌的丈人女婿每人罚五千，看牌的孙男外女每人罚三千，光这一家倒霉鬼，就创收你两万!没钱?好办。有高压电棍子狼牙手铐子伺候。我妈她们住的是区委宿舍楼，离退休干部集中，与现时掌权头脑有说不尽扯不清的恩怨往来，公安局倒也轻易不来抓赌。其次，区上老干部局每次组织活动，我妈都积极参加。如在公园环湖散步一周以迎香港回归之类，不唯意义重大消息要登报，参与者每人还发放一条毛巾两块肥皂以资鼓励。老太太领到纪念品，必会当做重大喜讯写信报告孙儿孙女。毛巾肥皂还要特别存放起来，等孩子们放假归来作为特殊礼物分发。自然是男孩子多些，女孩子少些。

　　我两下里操心爹娘二老，如实讲来，操心父亲那头更深更甚些。爹妈膝下就我一个孩子，对他们恭养孝敬的责任义务尽数在我肩上。况且我向来认为，即便父母有一千个孩子，父母对于我个人仍然是独一无二无可选择的高天厚地。父亲年事已高，老人一辈子下大苦，断过一条腿，严重肺气肿;家乡生活水平低，医疗条件差;点话打不通，电报走得比书信还慢;我的老家不算远，离太原一百多公里，交通却不很方便。诸多缘由，所以每隔一月两月，我就心神不宁，没来由地玄想重重，做些断房梁掉牙齿的怪梦。于是，必定要扔开手头事务奔回老家一趟。亲眼看看老爹气色，亲耳听听他的膛音中气，亲口过问一回老爷子的饮食起居。倘若家中捎话上来，说我爹身体不适或者要来太原购买急用的农药农具，我更得闻风而动立即还乡。而且，我还得尽可能千方百计搞一辆小轿车。老太爷年迈苍苍，实在不忍叫他赶奔山路等候长途汽车，浓烟爆土颠簸那把老骨头。

　　我省作家协会我工作的地方，号称群众团体却如同其它党政部门被划作什么厅局级单位。作家号称自由职业者，却也不能不受单位管理，领取工资享受住房。因而有关上级无形中觉得是花钱养着作家，作家们竟然并不感恩图报良心大大地坏了。作家们写稿子赚稿费，但他们的作品又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商品。稿费终究有限，工资还不能不领。于是，大家住楼房怕高，评职称嫌低，无法全然抛开许多世俗无聊把戏，仿佛成了题中应有。

　　且说我们作家协会厅局单位，自然有几辆轿车。但那是按政策规定分配给够级别的领导即所谓人民的公仆们乘坐的，公仆们坐得屁股生疼，大家只好说那是活该.好比愈是攀升到高级别的官员，愈要大唱当官的苦经，还捡拾一两句文雅的话来说：“为五斗米折腰”啦，“高处不胜寒”啦。只领一升米的，深深落在低处的，能说什么?公仆们坐得已然屁股生疼的轿车，人民要乘坐，很难。第一不知趣，好好的人民，走路健身、骑自行车减肥，那是何等高级的玩艺儿，为什么偏要坐公仆汽车?第二不自量，我们公仆为人民服务难道就是为你服务吗?抽象肯定具体否定外带革命评论家的著名反诘式套话，难道还不能将你套进连环套吗?

　　找朋友托关系弄辆车，也不易。人情社会相互利用，那得有来有往。朋友们或者有点小权，管户口吃户口管小偷吃小偷，我无权无势只有一肚皮不合时宜。欠了人情都是债，至少打狗瞧主人还得甩给司机一条烟。有位在县里干副县长不过副处级的朋友，司机家中养着狗，说那狗每天他要上招待所拎两只烧鸡来喂它吃，熏肠酱肉都不怎么合胃口。给人家司机一条“红塔山”，不免还难以出手，怕人家嫌寒碜。如此小心巴结曲意逢迎搞到一辆小轿车回乡接老太爷，老太爷还绝对不给我什么好脸色。他倒不是命里犯贱：大车不晕小车晕，最是拉车舒懒筋。他是实在心疼那一条烟：八块来钱的长途车涨价涨到一百元，你老子的屁股倒尊贵!

　　挨骂归挨骂，操心老父亲的一片心情放不下。父亲劳神费心全力投入的事务，他的退休工程、扶贫工程，渐渐在无形中也成为我有所关注的对象。在心理上关注，包括在经济上支持，我也在无形中陷进去了。

　　对于父亲来说叫做“宿命”的东西，渐渐感染了我，缠绕了我。

　　往返于城乡之间，我不知道自己回老家是“回家”、抑或是回太原是“回家”。

　　我也说不清楚自己是在围城里?还是在围城外?那座围城又是谁的围城?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