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暖(述光)兄是位散文家、诗人。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一度曾是我在省作协《汾水》编辑部的同事。后来他到地区文联任职，虽说相距不远，一朝离别，竟至暌违三十余年。然而，温暖兄冲易淡泊、谦抑自牧的性情却始终深深镌刻在我脑子里，大抵就因了心性相近的缘故吧。私心是引为声气相投的同调的。生活中，有的人日夕相见，却总觉得十分隔膜;有的人异地而居，一经提起则倍感亲切。我与温兄即属于后者，正所谓“同声则异(处)而相应，意合则未见而相亲”(《大戴札记·保傅》)。前些日子，接读温兄手札，说是裒辑往日诗词、联语结集《韵句明心录》，嘱我为序。我虽觉得力不从心，深恐难孚所望，但还是应下了。我不能辜负惺惺相惜的耄耋老友的雅意。

　　收在这个集子里的第一编是旧体诗词与新诗，作者谦称为仿诗词与长短句。第二编大抵是作者离休后被聘为历史民居王家大院的顾问时撰写的各式联语。

　　诗词部分大体说来一是抒情言志，一为臧否时事。

　　诗作中有许多是作者兴来笔到抒写自己人生感悟及做人律己的思想情怀的。透过这些率真自然的剖白，不难见出作者立身处世的准则和安身立命的所在。《临池感怀》云：

　　龙蛇野走自精神，何须入樊贪浮名。

　　书以人贵古今事，人赖书尊穷富分。

　　闲来走笔学汉魏，忙时涂鸦应晨昏。

　　平生信步翰墨路，不屑秋凉与春温。

　　这里，作者感事抒怀，集中抒发了寄情翰墨、不屑浮名和罔顾世态炎凉的精神、气度。类似此种旨趣的诸如“学书作画先做人，高格立身笔通神”(《与友人谈翰墨》)“头颅俯仰常自便，眼睛睁闭任心情”(《七十自寿之二：抒怀》)这都显示了作者重品格操守、不太在乎世俗价值，“不以世眼之青白，作吾心之冰炭”的自由精神、独立人格。作者曾说：“纸上苍生，求道不求势是也”(《晚秋旧梦录·后记》)这是作者的夫子自道，也未尝不是作者的人生信条。中国知识分子历来有重道轻势的传统。孔子说“士志于道”。作为知识分子的士阶层不仅代表“道”，而且认为“道”尊于“势”，贤士“好善而忘势”“乐其道而忘人之势”(《孟子·尽心上》)。知识分子尊显其道，就必须自重自爱，“修身以道”，“修身则道立”(《中庸》第二十章)。所以中国士子多重内心修养，重出处辞受。“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内省而外物轻矣。”(《苟子·修身》)我们在温暖兄身上依稀还能看到中国传统士子的精神气象。

　　温暖兄沉静谦和，却也有着一颗炽热而敏感的心灵。或许因了熏习传统知识分子外道内儒的修为吧，他蔑视浮名，追求自然适性、心与道冥的理想人生。但同时对社会生活，世道人心葆有强烈的忧患意识，悲悯情怀。所以总不免以知识分子的良知臧否人物、针砭时弊。克尽“不治而议论”的社会责任。于是我们看到作者诗作中颇具特色的讽喻、怨刺的诗风。作者所处的地域是煤炭资源丰富的地区，对煤乡往日的种种乱象有切肤之感，故多所批评。如描摹乱挖乱采、黑心矿主、官场腐败诸般景象的“仿名句戏作”《煤乡“黑口子”》云：

　　乌军不怕掘进难，万米千仞只等闲。

　　坑里坑外腾黑浪，山腰山沟滚煤丸。

　　有钱进账醉心暖，无证开采贼胆寒。

　　最喜官员善推磨，检查过后尽开颜。

　　这首诗，步他者韵，讽“厚黑”人。惟妙惟肖，鞭辟入里。可谓上下勾结、暴殄天物、中饱私囊者流的活画像。解颐之余，发人深思。清人吴乔《答万季堃(野)诗问》说：“步韵最困人，如相殴而自絷手足也。盖心思为韵所束，于命意布局，最难照顾。”作者却巧嵌韵字，而意兼谐讽，这很难得。与以上相对相形的是《煤乡打工者》，诗中说打工者“饮食起居牛马韵，刨挖推拽机器人”“心系妻儿千里外，挣得一文是一文”。两相对照，如果说前者通过对不择手段牟利者的描摹，寄寓作者憎恶、愤慨之情，那么，后者可谓一首“悯工诗”，是对底层民众的深切同情。对两类人群所流露的迥然不同的情感，适足显示了作者对社会公平的企望和良知。多年来，尤其在山西，一些煤老板打点上方，乱采乱挖，破坏生态平衡，村民被迫背井离乡。他们自己呢，“却问矿主何处寻，买罢京津买苏杭。”(《生态移民之一》)而某些官方媒体却把这谓之“生态移民”。于是，诗人揶揄道：

　　官方取义周到，

　　媒体用词靓俏。

　　搬迁户欲爆欲叫，

　　局外人苦思苦笑，

　　据精存要四个字——

　　“生态移民”，

　　妙!妙!妙!(《生态移民之三》)

　　“生态移民”的结果：“千山鸟飞绝，万千景象灭。孤影捡炭翁，独步寒径雪。”(《生态移民之二(仿名句戏作)》)真一派萧瑟凄凉景象!在山西，以往煤炭资源的开采、利益分配上的问题乃至对社会生活产生的消极影响，至广至巨。作者于此深有感触，批评婉而多讽，意蕴警策、精到。

　　“诗可以怨”早已被视为经典性原则。而作者在对社会生活中腐败与不公的针砭中，总是寓讽于谐，寓庄于谐，充溢着令人忍俊不禁的谐谑意味。擅讽与谐谑可谓诗作的两个亮点。上述而外，再如《在陋室》：

　　老妻笑我一罗锅，

　　我叹不似刘罗锅。

　　但得“和珅”都跌倒，

　　我今何妨更罗锅。

　　寥寥数语，于承转自如的大白话中，寄寓作者的爱憎与感喟。读之，令人捧腹。

　　又如《戏剧别裁》摹写“文革”中的文、武、丑、悲四种“剧”，融讽刺与诙谐、新诗与散曲元素为一体。意趣盎然，且发人深省。

　　经作者锤炼的诙谐隐语，蕴含着智慧、新奇和优越。别有一种谐趣美。刘勰论“谐隐”说，谐语：“内怨为俳”。内心有了怨恨而通过戏谑的方式表达出来。“辞虽倾回，意归义正”。隐语：“遁辞以隐意，譎譬以指事。”用隐约的言辞来暗藏某种意义，用奇妙的譬喻来暗指某件事物。作者的这些讽刺诗、谐趣诗可谓深得此中三昧。以至庄、谐、讽浑然一体，收到“诗融雅俗”、在轻松谐趣中寄寓深邃思致的审美效应。一些西方美学家曾提出鄙夷和优越说，认为构成诙谐心态的心理机制，是意识到对象的低下和荒唐而鄙夷它，从而产生的优越感。这大抵是不错的。作者亦然。

　　温兄自谦因方言浓重，旧体诗、联语难以尽协声韵。但诗作不论旧体抑是新诗、格律抑是自由，都别有一种清新、自然的韵致。虽未必尽合声律，造语大抵雅驯，意涵率多深隽。尤其是晚年应约为王家大院等地撰写的各式联语，就词性说，对仗都极工整。从中不难看出作者对古典诗词涵泳融会的深厚功夫。实乃厚积薄发，非等闲之辈所可比拟。

　　诗作韵味与诗人的文化性格是不无关联的。作者赋性沉静、睿哲。由此形成蕴藉谐谑的诗境，寄托神定虑深的思致，借以在俗世尘氛中纾解沉郁的意绪，凸显内敛的精神，品尝低调、自牧的人生况味。作者的此种境界，就其文化渊源说，大抵缘于中国的内倾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止、定、静、安之意蕴的表征。《大学》有云：“知止而后能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这段话可以说明内倾文化的特性。由此铸就的文化观念、文化性格是很可珍贵的。余英时先生曾指出，如果说在现代化的早期，安定静止之类的价值观念不适用，那么在即将进入“现代以后”，这些观念则弥足珍贵十分值得我们正视了。(参见余英时《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温暖兄其人其诗正可作如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