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八世纪世界文坛，出现了两部辉耀中西的文学巨著《浮士德》和《红楼梦》。《浮士德》的构思与创作持续了64年，几乎贯穿了歌德的一生，曹雪芹写《红楼梦》“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王国维称赞《红楼梦》为“宇宙之大著述”，并和歌德的《浮士德》相提并论。罗兰·巴特认为：“任何本文都是互本文;在一个本文之中，不同程度地并以各种多少能辨认的形式存在着其他本文。”解构主义学者米勒也曾指出，文学研究是对文本互涉性的研究。本文旨在从中西文学合观参照的维度上，以文本分析为切入点，对两部作品主人公的人格结构进行比较剖析，进而扩展到中西方文学传统和文化影响的视域之内，即从文本的对话、主体(人物)的对话和文化的对话三个层面，探讨跨文化语境下《浮士德》与《红楼梦》的异质同构及其文化蕴含。

　　高尔基说：“在伟大的艺术家们的身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时常好像是结合在一起的。”以丰富深刻著称的《浮士德》和《红楼梦》，不约而同地用浪漫奇谲的神话交代了故事缘起。《浮士德》以“天上序幕”始，以浮士德肉体的消亡，灵魂的得救终。《红楼梦》则开篇用“顽石历劫”和“木石前盟”神话作为楔子，篇末以宝玉的肉体遁入空门，灵性回归大荒作结，神话故事统摄全书，奠定了作品的主题基调。

　　“天上序幕”讲了上帝与魔鬼之间的赌赛：上帝在天庭召见众天使，问起了浮士德的情况，魔鬼梅菲斯特说他正处在绝望之中。因为“他欲望无穷，既想上天揽明月，又想下地享尽人世欢娱”，梅菲斯特表示自己可以把浮士德引上歧途。上帝接受了魔鬼的赌约，因为在上帝看来，一个永远向上、力图进取的人即使会误入迷津，但终能进入清明圣境。“顽石历劫”和“木石前盟”讲女娲炼石补天，独有一块顽石因“无材不堪入选”被“弃在青梗峰下”，顽石灵性已通，被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携入红尘，之后随同太虚幻境的神瑛侍者下凡为宝玉出生时口衔的美玉，过了几世几劫，归于大荒山无稽崖青梗峰下，石上自述堕落红尘所历种种。

　　神话是人类开始书写之前就有的一种文学形式，在人类文明占据重要位置，任何地区、语言的文明中它都不可或缺、源远流长。《浮士德》和《红楼梦》采用了神话模式，通过其隐喻功能对文本主题进行了象征性地表述。

　　“天上序幕”和天使对浮士德灵魂的拯救体现了歌德对人性的深刻洞察、对人类的精神普遍精神的敏感把握。浮士德一方面受魔鬼的引诱，追求自然欲望的实现，另一方面，又在神性/理性道德的牵引下不断向善提升，他经常处于上帝与魔鬼之间，兼具神性和魔性，体现了西方文学灵与肉的矛盾对立的永恒母题。《红楼梦》开篇“顽石历劫”的神话出自《山海经》，拉开了作品“大旨谈情”的序幕，其隐喻意义在于：顽石因为女娲的锻炼有了灵性，锻炼即对自然本能的提升，灵即情，通灵即有情，青梗峰下的顽石因为“情根”的存在，成为宝玉的肉体凡胎之上的灵魂的象征，一部《红楼梦》正是贾宝玉灵性的挣扎与升华，是一部人物的精神苦旅。

　　因此，从文本显性层面分析，《浮士德》和《红楼梦》均采用了神话隐喻模式，显示出两位文豪共同关注灵与肉之间互斥又互生的关系的思想深度，体现了人类精神的共通之处。

　　文学本身即起源于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活动，文学研究所面临的也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主体与主体的对立、对峙，对话、交流是能动的、双向的。从主体(人物)的隐含层面分析《红楼梦》的主人公贾宝玉和《浮士德》的同名主人公浮士德，我们会发现，二者的人格结构也具有惊人的相似性。

　　《浮士德》提出了一个永恒的命题，即“浮士德难题”，浮士德的两难心态正是“紧贴凡尘的爱欲”与向往“崇高的先人的灵境”之间的矛盾，从而使浮士德的人格结构具有了神魔同体的特点。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借贾雨村之口陈述了“正邪两赋”说，宝玉秉聪俊灵秀之气，是任性恣情的情痴情种，因为“乖僻邪谬不近人情”招致“众口嘲谤”“万目睚眦”。宝玉基于情致上的“偏僻”之行和“乖张”之性,正是亦正亦邪的人格结构的表象特征。

　　浮士德人格中的矛盾因素是神性与魔性、肯定与否定之间的复杂关系, 浮士德在与魔鬼梅菲斯特引诱下投身自然和社会，随时面临着听从魔性驱使，屈从于自然原欲的满足而出卖灵魂的可能, 但浮士德又有着强大的神性力量的牵引，往往使他迷途知返，使他不断超越，实现了精神的螺旋式攀升!贾宝玉同样在性灵与肉体、正与邪的较量中，在对至情至爱、个性自由的追求中表现出对封建社会的既定道德和传统观念的颠覆。

　　歌德和曹雪芹两位文学大师关于主体(人物)的人格结构的见解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们各自以如椽大笔，在文本中彰显出神性与魔性、灵与肉、善与恶、正与邪之间互斥而又互补的动态轨迹，描述了主体(人物)几近相同的人生经历和精神探索之旅。

　　浮士德经历了五个人生阶段，他原本是一个年过半百、博学多才的中世纪学者，因深感生命本原的被压抑，走出阴暗的书斋,走向大自然和广阔的现实人生,先喝下魔汤，返老还童后和少女马甘泪的相恋，以悲剧告终，后试图在政治上有所作为而最终幻灭，又转而追求古典艺术的和谐，最后在填海造田、造福于大众的事业中，感受到了生命价值的最高体现。

　　同样，贾宝玉也经历了对现实人生的四重否定，展示出主体(人物)不囿于世俗价值标准的人生追求。贾宝玉是中国封建社会行将就木时期的觉醒者和叛逆者，对中国千百年来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识形态和科举制度同样报以怀疑和否定的态度,其深刻性不亚于浮士德对中世纪书斋生涯的叛离和背弃。贾宝玉对“木石前盟”念念不忘，追求和自己心灵契合的林黛玉，而黛玉的香消玉殒，使贾宝玉清醒地认识封建势力的强大和世俗恋情的不容于世。贾宝玉对贾雨村之流趋之若鹜的官僚政治, 同样采取了否定的态度。他从小喜欢在“内炜厮混”,不愿与官僚政客交往, 厌恶庸俗肮脏的政坛，甚至在金榜题名之时，选择悬崖撒手，飘然离去，表现出他拒绝经济仕途、名缰利锁的人生道路的决绝之态。贾宝玉也对艺术和爱倾注了全部的热情。警幻仙子评价贾宝玉“天分中生就一段痴情，吾辈推之为意淫”，鲁迅先生也说宝玉“爱博而心劳”，虽然大观园的众多女儿们最终没有逃脱“千红一窟、万艳同杯”的悲剧结局，宝玉也无法从艺术中找到精神出路，但正如鲁迅所言：“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并领会之者，独宝玉一人而已!”贾宝玉作为先行者，对爱和美的膜拜，表现出超越时代的价值和意义。

　　《红楼梦》在半写意半写实画面中表达的，正是灵性的挣扎与升华，是一部从泥到石、由石到玉的灵魂传记。如果说浮士德概括了欧洲知识分子从文艺复兴似来几百年间的思想发展过程,贾宝玉则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对千百年来束缚自己的封建道德和传统观念的叛离和背弃。他们既是现存思想体系的否定者,又是不断寻求未来出路的精神探索者。

　　《浮士德》和《红楼梦》在文本结构、人物心理结构层面表现出异质同构的特点，体现了这两部同样伟大的人类文化遗产在思想和艺术上的遥相呼应。

　　透过文本表层，跳出主体(人物)相似的人格结构和精神探索之旅，在中西文化对话的基点上对比两部作品的话，可以发现两位文学大师中西方文化浸染下的不同精神追求。

　　歌德笔下的浮士德虽是虚构的人物，但表现出强烈的征服意识和积极入世的姿态，甚至生命的最后，浮士德因感到满足魔鬼即将攫取他灵魂的刹那，上帝派天使从魔鬼手中拯救了他，并唱出“凡自强不息者，我辈均能得救!”充分肯定了浮士德投身实践，永不满足的精神!歌德用浮士德的肉体的消亡，灵魂的升华这一结局告诉我们，尽管个体的生命的有限不能超越真理的无限，但人类的精神探索应该永无止境!

　　与浮士德“担当全世界的苦乐”为己任不同，贾宝玉下凡历劫，在体验尘世生命的历程中，一方面执着于“情”之践履，另一方面在践履过程中又不断遭受来自世俗力量的阻挠和打击，在“情”已陨落，被封建道德和世俗观念消解之后，宝玉如何安身立命?万念俱灰之下的宝玉，其肉体凡胎义无反顾地遁入空门、走向世外，其灵性则回归大荒。

　　掩卷深思，我们可以看到，浮士德超脱于欲，贾宝玉执着于情。浮士德以绝对真理为人生目标，贾宝玉以真心、真情、真性情为立身之本。浮士德入世，贾宝玉出世，《浮士德》表现了有限不能超越无限的生命之悲，《红楼梦》表现了不可救赎的精神之悲。浮士德的积极进取精神体现了古希腊罗马文化强调人的个体生命价值的实现的文化基因，又受到了西方传统文化“物我二分”的哲学观念的影响。而《红楼梦》无论是构思还是用意，均以一“情”字贯穿始终，作为“开天辟地绝无仅有之人”，宝玉总是以情观物、以情察人，“于所爱之人，只知亲近，从无狎亵也，心也。”体现了中国古人重情的文化心理传统和明清王阳明“心学”思潮的影响，贾宝玉以情悟道、由色悟空，也有着中国古代儒释道思想的浸染和“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的影响。

　　参考文献:

　　[1]付丽.贾宝玉正邪两赋人格对儒家人格的背离与超越[J].红楼梦学刊,2003,(3).

　　[2]李敏.中西文化对比下的自我观念[J].山西农业大学学报,2015,(10).

　　[3]吕启祥,林东海.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G].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