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历史主义与权力理论概述

　　新历史主义强调文学的重建功能与历史的互动关系，认为文学不是对现实的消极反映，而是对特定历史事件的积极参与，从而形成了“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两个重要概念。前者意味着所有文本都具有并受到文化和社会背景的影响;后者表示当那些作为被历史学家记录保存下来的文本，它们本身又被用作解释文本的媒介，所以文本不可避免地带有人的主体性色彩。

　　由于文学文本将特定时期的语言和社会习俗联系在一起，文本被视为一种受权力影响的话语实践。福柯认为权力是一个无处不在的复杂实体，“权力无处不在，不是因为它包含一切，而是因为它来源于各处。”[1]福柯认为，文学文本的意义受到话语的影响，话语受到意识形态和文化因素的控制。格林布拉特本人承认福柯对他的新历史主义理论的影响：“福柯的存在……帮助塑造了我自己的文学批评实践理论。”[2]

　　二、文本的历史性：德累斯顿轰炸与小说创作

　　(一)个人经历：德累斯顿轰炸的幸存者

　　新历史主义认为，轶事、报纸、信件或日记也可以成为历史材料，基于对“野史”材料的利用，新历史主义者否认了官方历史文献与其他材料的对立。小说《五号屠场》中的历史性体现在德累斯顿轰炸的部分是基于冯内古特的亲身经历。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冯内古特参军被派往欧洲。1944年12月22日，他被纳粹俘虏，被关押在德累斯顿，一个没有什么军事意义的德国小城。1945年2月13日，盟军空袭之后，德累斯顿所有的文化遗产都化为乌有。这次伤亡甚至比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造成的伤亡还要大。冯内古特躲在一个屠宰场的地下室里幸免于难，但德累斯顿轰炸的创伤一直绵延在他此后的文学生涯之中。

　　冯内古特的个人经历，尤其是他的战争经历，构成了《五号屠场》主要素材。除此之外，小说也反映了作者本人不完整的家庭和失败的婚姻：书中人物比利的家庭成了冯内古特现实生活的对照。而且比利的儿子被派去参加越南战争，这与冯内古特作品的历史背景是一致的，这体现了新历史主义中“文本的历史性”的概念。

　　(二)引用历史文本

　　《五号屠场》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它插入了许多其他的历史文本和事件对叙事进行辅助，例如其他作家书中的段落、演讲等。这些历史文本与整个叙事框架相互支撑衬托，揭示了更深层的意义。冯内古特通过拼贴的方式模仿了历史学家记录历史的过程，即：既有个人创造和记录，又选择性地堆砌前人的材料。从这个角度出发，冯内古特解构了历史与文学的对立。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摘录来自玛丽 · 恩德尔的《德累斯顿，历史，舞台和画廊》一书，书中描述的是1213年的儿童十字军的遭遇。“历史以其庄严的篇章告诉我们,十字军参加者只不过是些无知的野蛮人,他们的动机纯粹是执拗和偏见,他们的道路布满了血和泪。但另一方面,传奇文学却夸大了他们的忠诚和英雄主义,用最热烈而激情的色调描绘他们的美德和高尚行为,描绘他们为自己赢得的不朽荣誉……”[3]

　　在德国或法国，有3万名儿童自愿前往巴勒斯坦，但实际上他们中有一半死于海难，其余的则被当作奴隶卖掉。没人到达他们以为的目的地。冯内古特借用过去的一段话讽刺了美国当局所谓的“光荣战争”，表明这样的欺骗行为就像几百年前发生的儿童十字军运动一样。冯内古特表达了他对所谓历史客观性的怀疑，因此，历史的真实性受到了挑战：历史和文本都可以人为地建构。这些历史文本被用来验证历史的真实性，而文本的真实性仍然是个问题。

　　冯内古特利用历史上相似的事件类比德累斯顿在二战期间的经历。历史似乎总是按照同样的模式发展：十字军圣战，二战中德累斯顿的轰炸，以及越南战争。冯内古特还提到了所多玛与蛾摩拉，通过圣经的典故，冯内古特追溯了西方文明的起源，讽刺西方以正义为借口施暴的文化宗教传统。在小说的结尾，冯内古特提到了许多发生在美国的真实事件，这种叙事策略解构了历史和文学的传统态度。通过真实的历史事件和其他史料，文学作品与现实的关系更加紧密。

　　三、历史的文本性: 历史与小说关系的解构

　　(一)政治含义

　　历史作为过去的记录，只能以书写的形式存在。然而，在记录事件的过程中，历史的记录是以话语为导向的。历史作为缺场的在场，记录历史所需的客观性只能无限接近却无法达成，这就是新历史主义者定义的“历史的文本性”。

　　在小说中，历史学家朗福德撰写的长达二十七卷的二战期间陆空军官方历史中没有提到关于德累斯顿的只言片语。比利试图说出真相，但朗福德认为他有精神病。在这里，比利被定义为一个“病人”，象征着非特权阶级在权威——即“健康的”朗福德——的控制下话语权力的消亡。在比利的坚持下，朗福德最终承认了盟军的轰炸，但他还在为军队辩护。“经典的历史叙事总是充分地对历史系列施加了情节并同其他可能的情节编织达成妥协。”[4]谎言因而变成了正义的托词。

　　冯内古特引用了许多不同历史学家对德累斯顿的评论:戈特对德累斯顿的赞美，杜鲁门总统演讲为德累斯顿爆炸案辩护，以及桑德比元帅为欧文的书作序。冯内古特并没有指责任何人，而是把对同一历史事件的不同观点并行起来。这些文献中的引文与小说中的故事交织在一起，引导读者对历史进行批判和解构，挖掘被掩埋的记忆。

　　在小说的开头，冯内古特指出，德累斯顿轰炸注定要被遗忘。即使是纳粹德国人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轰炸一座毫无防御能力的城市，的确是人类的耻辱。但历史的真相被权威所隐藏歪曲，当谎言被话语权力合法化时，历史的真实性就消失了。

　　(二)冯内古特作为人物和叙述者

　　在传统小说中，作者不会出现在情节中。然而，冯内古特使自己成为小说中的一个人物。他在第一章和最后一章中作为叙述者出现，在第二章到第九章中则作为一个三次参与情节的人物出现。第一章是对“冯内古特”这一人物的一般性介绍，但在下一章中，故事以第三人称叙述，第一章中的“冯内古特”消失了。在第十章中，冯内古特甚至把比利的经历和他自己的生活混为一谈:“现在比利和其他人被他们的卫兵押进了废墟。我当时在场。奥黑尔在那儿。过去的两个晚上，我们都是在那个瞎子旅店老板的马厩里度过的。”[5]作者在书中刻意跳出，消除了小说与历史之间的界限，文学文本与历史语境的互文性在冯内古特的双重身份中交汇达成。

　　在第一章和第十章中，冯内古特作为作者和叙述者参与了小说的创作，他以自传体的方式重述了战后的生活：他的教育、工作、服兵役，特别是他在德累斯顿轰炸的经历，以及他花了二十年时间创作这部小说时遇上的种种困难。他把自己塑造成一个真实的叙述者和一个小说人物，以一种非传统的远距离叙述方式安排情节，表现出“文本的历史性”;而把自己写进小说进而成为小说的一部分来解构故事，从而成为一个由叙述者、作者和人物组成的有机整体，这个过程也体现了“历史的文本性”的概念。书中作者与人物的并置颠覆了传统的阅读过程，每当描述德累斯顿轰炸时，他都没有发表任何评论，所以当文本与历史之间的界限模糊时，对过去的许多解释同时出现，读者就有机会摆脱对所谓客观历史的操纵，从而给读者留下更多的空间来重构真相。冯内古特引导读者从历史中重新审视他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从而深化了小说的主题。“叙事性的价值在于，它为事件提供了一种虚拟的连贯性，而这种连贯性并不仅仅是序列。”[6]这些历史事件和虚构事件作为一个整体联系在一起，在这种诗性的语言结构中，作者模糊了文学与历史的界限，重建了德累斯顿轰炸的历史。冯内古特用非线性的叙事方法再现了历史与现实，为读者从相对客观的角度反思这一历史时期创造了空间。

　　四、结论

　　像小说一样，历史的深层结构是诗性的，充满了想象和虚构。冯内古特通过使用非线性叙述手法来重构历史，这种看似简单和随机的叙事方法实质上却有着复杂的叙事结构。从“文本的历史性”来看，文学文本是特定历史环境和社会背景的产物，冯内古特通过插入历史文献和故事，为审视历史事件的真实性和解构官方话语中的“正式”历史提供了新的视角。文学文本的创作过程与历史学家的历史创作过程有着极高的相似性，体现的正是“历史的文本性”。德累斯顿轰炸是当权者对历史事件进行虚构的一个杰出例子，所以《五号屠场》不仅仅是一部个人经历的后现代记录，也是一部被隐藏的集体记忆。在消除政治话语取向影响的过程中，冯内古特运用不连续的小历史对官方话语中的大历史进行了解构，揭示了战争的虚假性和战争经历给人们造成的心理创伤，通过非线性叙事重塑历史，引导读者在想象的空间里反思历史的客观性与真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