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一位来自家乡四川的女记者向我谈起她曾经采访到的两个故事。用“故事”这个词语太轻飘飘的了，那是关于痛的、也是关于爱的、更是关于爱与痛的纠缠的“人”的历史与现实。

　　第一个故事发生在四川自贡。自贡自古以来就盛产井盐，井盐至今依然是自贡的支柱产业之一。这里有若干家曾经很红火的千人、万人的大工厂。近年来，这一行业很不景气，“下岗”——这个词语是我们创造的“有中国特色”的词语，不同于“失业”，以示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重大区别——的工人不断增加。有的家庭四代同堂，老中青几代人都是同一个工厂的工人，因此出现夫妻双双“下岗”、父子双双“下岗”、兄弟双双“下岗”的情况。

　　有一个工人家庭，夫妻俩人都遭遇到了“下岗”的命运，两人一个月的收入加起来仅有300元，还不到政府规定的“最低保障线”。为了供养孩子，他们什么都尝试过：蹬三轮车、擦皮鞋、摆地摊……由于夫妻俩除了工人的技术以外没有别的特长，所以只能从事这些低收入的事情。每天干得精疲力竭，家里依然入不敷出。每到周末，他们带着孩子到父母家蹭饭吃。父母的手头也不宽裕，日久天长对他们也冷言冷语。后来，连孩子的学费也成了问题，东挪西借也堵不住漏洞了。孩子很懂事，知道父母的难处，很想帮父母。但是，一个刚刚上小学的6岁的孩子能做什么呢?孩子便去商店偷东西，偷的也不过是面包和饼干而已。结果，孩子被店主抓住，狠狠地打得鼻青脸肿、伤痕累累。回到家里，父母追问了半天才得知真相。一家三口抱头痛哭。

　　又到了周末，父母忍着白眼，把孩子带到爷爷奶奶家，说最近要出门几天。然后，夫妻俩回家双双上吊自尽了。他们没有留下遗书，就那样直截了当地把自己挂在了厕所的梁上。这件事情在地方上引起很大的轰动。工人们感同身受——也许自己的命运也是如此，他们自发地捐款，为死去的夫妻两举行葬礼。而地方官员为了保住自己的官职，对舆论进行严密的封锁，不让当地的任何媒体进行报道。

　　女记者作为省报的记者，凑巧来到了自贡，接触到这一情况。官员们很紧张，害怕她进行报道，赶紧找到她，在当地最豪华的酒店里设宴款待。这是一桌极其丰盛的宴席。美丽的小姐、金黄的龙虾、郁香的洋酒……然而，女记者突然对着这一切放声痛哭。本来是一派其乐融融的景象，这一哭让满座天圆地方、油脑肥肠的官员感到莫名惊诧、尴尬万分。他们不明白这个年轻的女记者为什么要哭：死去的又不是你的亲人，干吗如此伤心!他们决对意识不到：仅仅这一桌子饭菜的花销，就可以拯救两个年轻的生命，就可以成全一个美好的家庭。两个生命的消逝，其实与这一桌酒席和其他无数的酒席息息相关。

　　另一个故事是关于一个女孩的。这个女孩从事的是被许多道貌岸然的人士轻蔑地称呼为“妓女”的工作。“知识分子”们是耻于谈论她们这类人的。女孩出生在川东最贫困的地方之一——奉节县。她的家庭是地地道道的赤贫的农民家庭，她是老大，下面还有四个弟弟妹妹。家里没有一件值钱的东西，每个人只有一套能够穿出门的衣服。女孩虽然成绩优秀，但家里没办法供养她上学，初中毕业就从乡下到城里打工。她希望在城里寻找机会，挣点钱给弟弟妹妹上学。开始她到饭馆里洗盘子、在工厂里干粗活、去商店运货物……什么样的活都干过。这样挣扎着过了一年多，收入只够维持自己的基本生活，依然没有办法存钱下来寄回家给父母和弟妹们。没有其他的路可走了，她走上了一条“不归路”;没有其他的选择可以选择了，她选择了一个年轻女子最后的、也是唯一的选择。

　　她到了灯红酒绿的南方，把自己“卖”了出去——除了身体、上帝和父母赐予的身体以外，她别无所有。作出这一决定的时候，她是决绝的。对于她来说，只有放弃尊严，才能获得生存;只有出让自由，才能改变现状。刚开始，女孩在最底层的歌舞厅和发廊里进行交易。后来，由于她的美丽和聪明，她进入了这一行当的更高级的层次，寻找到官员和港台商人作为自己的“买主”。没有人知道这两年她是怎么熬过来的，这是一个坚强的女孩，她把泪水咽到心灵的深处，让它们结晶成最咸的盐;她把伤痕包裹在时尚的衣裙里，不让一丝阳光来抚摸。在五星级酒店奢华的套房里，她一次又一次地舒展开自己的身体，牙齿把嘴唇咬出了血。她的夜晚没有星光。

　　两年后，女孩积攒了八十万元——这是她在家里的时候无法想象的一笔巨款。带着这一皮箱沉甸甸的钱，她回到了家乡。她告诉父母这笔钱是怎么得来的，而且还说出了一个可怕的事实：自己已经染上了艾滋病，只有最后几个月的生命了。这八十万的巨款，虽然是“肮脏”的钱，但也是自己用生命换来的。有了这笔钱，毕竟能够供养弟妹们上学了。她告诉父母，一定要用这些钱将聪明的弟妹们送进大学，圆自己没有圆的梦想。

　　不久，女孩痛苦地离开了人世。被悲痛和耻辱压垮的父母，濒临精神崩溃的边缘。他们用一生全部的积蓄三千元钱替女儿办了个光彩的丧事。女儿在死去之前就遭到人们的指指戳戳，父母要让女儿光荣地离去。然后，父母将所有的八十万元装进女儿的棺材，送进了火葬场。女儿与巨款同时化为灰烬。父母以为，这样就能够在另一个世界还女儿以清白。面对吞噬女儿的熊熊大火，两个老人彻底疯了。

　　这是两个真实的故事。

　　当这位亲身采访的女记者向我讲述的时候，她泪流满面。

　　我对这样的眼泪报以十分的敬意。这是一个眼泪几乎不为他人而流的时代。做稳了主人的上流阶级和做稳了奴才的中产阶级，都不会相信这一类的“真实”。奴隶们的命运不在他们的视野里。他们说，这就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公理的体现，不值得大惊小怪;他们说，每个时代、每个社会都会发生数不胜数的同类事件，既然无法改变，那么“存在就是合理”。他们说他们是正确的，他们的背后有达尔文和黑格尔两个大师支撑。而我，毅然走出衣冠禽兽们的行列，并将我所体认的真实作为自己生存、思考和写作的支点。

　　我的写作是焦灼的、是匆忙的、是激动的，也是忧愤的。因为我深切地感受到了疼痛，就像肌肤不断地与针尖相遇。针尖缓缓地进入肌肤的深处，鲜血一滴滴地涌出来。也仿佛是一记重拳打中了我的腹部，先是一片空白，然后难受得想把五脏六腑都给吐出来。这种强烈的疼痛感主宰着我的写作，也正是我的写作与其他人的写作最根本的不同。他们也在勤奋地写作，只是他们已经丧失了基本的疼痛感。他们将文章经营得天衣无缝，然后回过头来谴责我的疏漏和偏激。我的写作伤害了他们的自尊，损害了他们心目中的那个“完美的世界”。

　　我曾经对文化抱着充分的尊敬，并力图让自己成为一个文化人。但是，我日复一日地感到，今天的文化已经断裂了与普通人生活的关联，甚至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对立起来。文化和文化人成了一种脂粉，涂抹在我们时代苍夷的面孔上;文化与文化人成了一种调料，放置在我们餐桌发臭的食品里。耻辱与疼痛一起消失了，爱与怜悯一起消失了。

　　在我还在念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我不能再过以前的生活了。我曾经把当作家或者教授当作理想，并以自己北大的身份沾沾自喜。这时，另一扇门在我的面前敞开，呼唤着我走进去。那扇门里，阳光与黑暗正在进行着最残酷的斗争。

　　一步即成天涯。

　　我成了“伟大”的知识和知识者中间的一个异类。

　　以前所有的满足都成了不满足。

　　真正的放逐是自我的放逐，真正的靠近是心灵的靠近。

　　真正的飞升其实是降落，真正的骄傲其实是谦卑。

　　于是，我欣喜地感觉到，我与那对自尽的夫妻和那个惨死的女孩更加亲近。我以我的疼痛感受着他们的疼痛，我以我的爱体验着他们的爱。我为那对夫妇和那个女孩而写作，这也是为我自己而写作。我愿意为之而付出任何代价。实际上，我已经付出了相当的代价——那些“自尊”被伤害的高等人士自会有他们对付“步调不一致者”的明枪和暗箭。不过，相对于疼痛、相对于爱来说，我所付出的这些代价轻如鸿毛。

　　既然生活在这样的时代、生活在这样的国度已经不可改变，那么写作对于我来说，首要的意义便是凸现真实。什么是真实?真实就是那对夫妇临死前的悲苦——他们是父母，割舍不下对孩子的爱，可是他们已然无法承担痛苦;真实就是那个女孩临死前的悲苦——她是一朵灿烂的花儿，凋谢的时刻提前到来，美的毁灭是悲剧的极致。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他们被遮盖着、淹埋着。

　　就在我面对真实的时候，我的许多同龄人们却在从事着“拔苗助长”的事业，最终的目的是让自己脱离于“沉默的大多数”。他们的“拔苗助长”并非徒劳。他们拼命背诵着英语单词，通宵排队等签证，为了到异国他乡去过富裕的和有尊严的生活;他们钻营着加入党团，踩着别人的肩往上爬，为了能够在本土有限的资源里让自己占有充足的一份。我无意谴责或者鄙视他们的选择，但我真切地知道，这绝不是我的选择。我的自由、尊严和富裕产生于、并且只能产生于我的写作。只有在对我和我身边的每个同胞的尊严的捍卫中，我才会感受到享有尊严的快乐;只有在对我和我身边的每个同胞的自由的争取中，我才会感受到享有自由的幸福。

　　我常常念叨着武芳，那个被凶狠的恶霸毁容了的农村妇女;我常常念叨着曹海鑫，那个被邪恶的官僚残杀的农村青年;我常常念叨着那对夫妇和那个女孩，以及更多更多不知名的生命个体。我对那些宏大的词语从来就没有什么感觉，如“国家”、“民族”、“集体”等，我的痛、我的爱和我的写作，只是针对每个鲜活的个体生命。我将用我毕生的精力来呈现这个世界的真实，这条道路我不会回头。与“拯救”相比，“呈现”更加适用于我们这个世纪——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处的那个世纪相比，我们已经作出了怎样巨大的退却啊!

　　于是，我让我的文字如同火山熔岩一样喷涌而出。我知道有人在等待着它们。多与少，与数量无关;快与慢，与速度无关。许多师长和朋友劝告我要少写一点、放慢一点。我当然明白他们的好意，但在面对日益恶化的外部生态的时候，我别无选择。我没有时间也没有理由将自己打磨成一件完美的工业品，然后保存在历史博物馆里;我更愿意做一把粗陋的匕首，只要它刀刃上的光芒能够让黑暗产生一丝的畏惧。

　　年轻，无论如何都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年轻的时候有充沛的创造力，更是一件妙不可言的事情。写到这里，我想起了台湾诗人痖弦为年轻散文家林耀德的文集写的序言。林耀德是我最喜欢的台湾散文家之一。他在十六岁的时候发表第一首诗歌，短短九年的时间里，他就成长为一棵让人瞩目的新星，有近百万字的诗歌、小说、散文和文学评论问世。痖弦写道，因为文学生命成长异乎寻常的快速，“林耀德变成了一个传说，一个话题，甚至一个‘问题’，有人开始对他的‘超速’发展大表‘紧张’，有人批评他‘心急’、‘躁进’。这些反映是可以理解的，的确，林耀德的出现不寻常，难免会引起疑虑。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这情形就仿佛完美看到一棵植物日夜不停地猛长，穿房过户，好像违反了‘自然常态’。”

　　对于这样一些批评，痖弦是不同意的，他反问说：什么是“自然常态”?他认为，“我们尽可以把林耀德的写作比作一个生命力特强的植物，他的快速、锐利、凌厉，可不可以解释成一个新芽刚刚冒出地壳那一刻的生猛?根据自然规律，它不可能一直生猛下去，其呈现升弧、降弧的抛物线定律也是必然的。西谚说，上帝造一棵南瓜藤，三个月就够了，但要长成一株参天的红桧，要百年千年的岁月!‘小松犹百尺，少鹤已千年’，世界上任何稀罕珍奇的存在都需要长期的孕育，聪颖智慧如林耀德，当然明白其中的道理。”

　　因此，痖弦诚挚地对他钟爱的后辈说：“老年人的沉默是韬光养晦，中年人的沉默是蓄势待发，今年才二十五岁的林耀德，我深信他有沉得住气、耐得住寂寞、大器晚成的沉潜功力，但我们也没有理由要林燿德一开始就老成持重地慢下来，沉下来，我们应该说：年轻的，你冲刺吧，你跃动吧，你尽量向上生长吧!一个广大的世界正在等你，蓝天、阳光、朝露、甘霖在等你，天灾、地变、暴雨、狂风也在等你，爱的呵护在等你，无情的砍伐也在等你。你的旅途正长，你的故事刚刚开始。”

　　痖弦的这篇序言写于一九八六年。十年以后，林耀德又写下了无数的华章。正在这时，三十四岁的作家因心脏病猝死。痖弦的序言不幸成为谶语。生命就是这样的奇特，造物主就是这样的奇特。林耀德像一颗流星划破天际，虽然陨落了，但那一刻的光芒，却让无数的人仰望。

　　每当想起英年早逝的林耀德，我就有了相当的紧迫感。生命的有限性是任何人也无法克服的。庄子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决定生命的价值的，是生命的密度而不是其长度。我疯狂地观察、思考和写作，如同一个不会游泳的人在水中挣扎。呐喊有没有回音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呐喊本身;燃烧会不会终结黑暗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燃烧本身。

　　现在是午夜时分，我最后整理完新书的稿子。回想起当年的《火与冰》，仿佛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其实那不过是两年以前。每一本书的完成，对我来说既是前一个阶段挣扎的终结，更是另一个阶段挣扎的开端。这一时刻，我既是紧张的，又是幸福的。

　　我把这本新书命名为《爱与痛的边缘》。“爱与痛的边缘”这个名字取自王菲的歌曲。我很喜欢王菲的歌。“爱与痛的边缘”是一首关于爱情的歌，歌唱的是那种“永远在爱与痛的边缘”的临界状态。其实，这些年来，我也一直处于类似的临界状态，不是因为爱情，而是因为我身边那更广阔的人群。我在完全不同的语境下使用着这个名字。因为有爱，才会感觉到疼痛;因为刻骨的疼痛，才会产生更强烈的爱。

　　为了痛，更是为了爱。

　　在写作中，维系我们的痛，以及我们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