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走出修道院的高墙，走进那些不避风雨的贫民窟。在那里，有病的人无人照看，孤独的男人和女人躺在街头等死，成百上千失去父母的儿童四处游逛，无人照看。就是在这些人中间，她感到了工作的召唤，决定在与他们每天的接触中度过自己的余生。于是，她把贵族女子学校和被保护起来的修女世界留在了身后。

　　一九四八年，特蕾莎修女得到教会的允许，终于换下修道院的制服，换上通常、的便宜的印度莎丽服。在经过紧张的护理培训后，她开始了特殊的工作，从此这一工作延续了半个世纪之久，并将被后人永远地继承下去。

　　在街头，这个瘦小的修女亲手握住快要横死的穷人的手，给他们临终前最后一丝温暖，让他们含着微笑离开这个残酷的世界。在医院，这个受着病痛折磨的修女亲吻艾滋病患者的脸庞，为他们筹集医疗资金。她给柬埔寨内战中被炸掉双腿的难民送去轮椅，也送去生活的希望。她细心地从难民溃烂的伤口中捡出蛆虫，亲切地抚摸麻风病人的残肢……

　　特蕾莎修女自己也是一个穷人，她的生活朴素无华;同时，她又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比比尔·盖茨和李嘉诚更加富有，因为她拥有爱、给予爱、收获爱。她用生命演绎了信仰：热爱人的生命、满足人的需要、唤醒人的尊严。

　　在特蕾莎修女的感召下，数以万计的宗教人士和非宗教人士参与了她的“慈善传教士”活动，数以千万计的人从这个修道会的社会福利和救援工作中受益。尽管她将工作的重点放在印度和孟加拉国，但她的足迹遍布全世界，既包括欧洲、北美、澳大利亚，也包括非洲、俄罗斯和中国。

　　一九七九年，特蕾莎修女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

　　挪威诺贝尔委员会的授奖公报说“她的事业的一个特征就是对单个人的尊重：尊重人的个性、尊重人的天赋价值。最孤独的人、最悲惨的人、濒临死亡的人，都在她的手中接受到了不含屈尊恩赐意味的同情，接受到了建立在对人的尊敬之上的同情。”特蕾莎修女较之其他任何人都更清醒地认识到，居高临下地给予礼物，接受者会有单向和屈辱地依赖于施舍者的感觉，这对于接受者作为一个人的尊严是极有害的，它可能导出苦涩和敌意，而不是和谐与和平。她设法把这种认识转化为实践，她把这些压伤的芦苇都紧紧地握在了自己的手中、紧紧地贴在了自己的脸上。

　　委员会主席约翰·桑内斯教授在颁奖典礼上的演说中指出：“她的人的尊严的观点建造了一座桥。毫无障碍地、自然地，她靠着这座桥过了这道鸿沟。她的信息在不同信仰的人民之中得到了回响。”印度总统这样评价说：“她是那些解放了的心灵中的一个，这样的心灵超越了由种族、宗教和民族设立的所有界限。在我们今天这个纷扰的、不断被冲突和仇恨所折磨的世界中，特蕾莎修女所过的生活、所做的工作，为人类的未来带来了新的希望。”世界银行主席麦克纳马拉的评论则更容易被人们记住：“特蕾莎修女应该得到诺贝尔和平奖，因为她用最为根本的方式，用她对人的尊严神圣性的确证来促进和平。”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人士绝大多数都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伟人，而特蕾莎修女则是伟人中的伟人。她还是那身寻常的打扮，她身上的光芒却照耀着整个颁奖礼堂。

　　面对如花似锦的荣誉，特蕾莎修女的答辞是：“这项荣誉，我个人不配领受，今天，我来接受这项奖金，是代表世界上的穷人、病人和孤独的人。这个奖是对贫穷世界的承认。耶稣说：‘我饿，我冷，我无家可归。’通过为穷人服务，我就是为他服务。”她认为，自己所获得的荣誉仅仅是耶稣活在这个世界上的见证之一。我们的一生都在努力地学习如何去爱他人——世界上没有“爱”解决不了的难题。

　　在领取了诺贝尔和平奖这一崇高的奖项之后，特蕾莎修女她把奖金全部捐献了出去，为穷人和受苦受难的人办事。她还向诺贝尔委员会提出了一个小小的要求——希望取消例行的授奖宴会，她认为那太浪费了。委员会接受了这一请求，并且将省下来的七千一百美元赠与她领导的仁爱修会。

　　她不给自己留一点积蓄，也不使用任何奢侈品，就连教皇赠送给她的一辆林肯牌高级轿车，她也通过义卖，将所得款项用于修建一所麻风病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