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恩格斯的名言“在典型环境中再现典型性格”更适用于长篇小说的创作原理的话，那么，《平原》就是以此来构筑了一个王家庄的典型环境：政治环境和自然环境。作品把我们带入的是那个有着特殊意义的年代——那是一个充满了能量而无处宣泄的时代，而作者却用一个当年回乡知青的视角来进行冷峻而幽默的叙述，这就与现代性思维构成了极大的反差和落差，其反讽的喜剧效果便跃然纸上了。同时，人物的命运与时代风云交织在一起，更为长篇小说的张力增添了无穷的内涵。而从自然环境的描写中，我们看到的是，风景画、风情画、风俗画的描写力透纸背，为70年代的中国乡土平添了一幅平原水乡的迷人风景线。

　　《平原》是近年来中国乡土历史小说创作的新经验!

　　——读《平原》札记 2005年9月17日

　　然而，我想再次重申我的观点——《平原》才是毕飞宇的最好长篇，于是在六年后的2011年底又提笔写了名为《一个消逝了的农耕文明时代最后尾声》，才开了一个3000多字头，就觉得这个题目不合时宜了，便压制着自己的冲动，将它束之高阁，一置十年。前些天何平先生又重新评论这部长篇作品，则又勾起了我重读重评这部作品的强烈欲望，于是，我也毅然决然地参与这次对《平原》的历史打捞，删除了那个存稿中的2000多字，重新换了几个角度，从尽量合时宜的批评角度中找出往日的感觉和今日的回味来。

　　这里不得不提及的是那一段历史的插曲。2011年11月10日，《辽宁日报》的记者来宁采访我对当时文坛创作的看法，我便拿自己的朋友毕飞宇和苏童新近的长篇小说举例，进行了调侃式的批评：“以两位江苏著名作家为例，一位是毕飞宇，一位是苏童。我认为毕飞宇的《玉米》系列写得非常好，目前，最令我寄予希望的是毕飞宇的长篇《平原》，《平原》里对人性的释放、人的本我的释放、人的社会存在的释放应该说是比较到位的，不过，恰恰这样的作品却并不被文学界所重视。因为当下的文学界，对文学作品的考察更多是从技术层面出发，站在商品化的角度，还有其它很多非文学标准的因素。我认为不如《平原》的毕飞宇另一部长篇小说《推拿》却得到了更多的重视，成为评论的焦点。如果站在一个真正的学者的角度来观察的话，《平原》更有人性的张力，而《推拿》就时时可以看出作者过于注重潜在的市场需求。”

　　孰料报纸刊登出来的第二天我刚刚登上赴京的飞机去公干，偶遇毕飞宇也同机赴京，我爽快地和毕飞宇说：我在报纸上批评你了，说实话，我看不上的作家还不批评呢，正因为是朋友，我照实说了。

　　其实，那时我之所以对《推拿》不满意，就是因为觉得它远不如前一个长篇《平原》，尽管《推拿》后来夺得了“茅奖”，其缘由无非是另一种更加合适体制话语标配起了作用。但是，直到今天我还仍然坚持认为《平原》的历史厚重感和对未来的辐射力却不是一般长篇小说可以比拟的，尤其是在百年中国文学史上，还没有一部真正严格意义上描写广义地理空间上的“苏北平原”(尽管作品描写的是“苏中平原”)“史诗性”作品，无疑，百年来书写东北平原、华北平原、关中平原的乡土长篇小说力作已然成为中国长篇小说入史的主页。而作为填补苏北平原在长篇小说史上“史诗性”作品空白的力作《平原》，显然是被以往的文学评论所忽视了，这种明珠暗投的阐释现象，往往会给文学史的第一次筛选留下了无尽的遗憾，只有靠评论家在作品的汪洋大海中进行二次打捞，才能重新发现它的价值和意义。

　　显然，站在十六年后的视角上重读这篇作品，让我思考的问题就更多了，过去、现在和未来所连接起来的阅读风景线，让我对它有了更深一层的认知，无论是作者毕飞宇，还是像我这样一个充满着匠气的阅读者;无论我们从前是处于写作和阅读的“无意识状态”还是“有意识状态”，如今我们只要能够穿越时空的阈限，从广袤的历史风景线中俯瞰到物质变化中不变的人性，最终让作品中的“人”活下去，让作品活在文学史的流传之中，让它告诉未来，人性才是作品的永恒存在，这是衡量作品真正意义的试金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