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这是中国农耕文明田园交响曲最后的乐章，是中国几千年农业文明史结束前夕，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划破长夜黑暗来临的历史时刻，旧时代的最后一抹晚霞斑斓绚丽却又充满着悲怆，以致作家在二十多年后重新思考如何抒写这段旧时代的背影的时候，陷入了对历史价值观悖反的两难抉择的境地。

　　毫无疑问，世界上许多书写史诗般大作品的作家都会选取在历史的转折点上寻找故事和人物的原型，最有力的明证就是像维多克·雨果那样的作家，他善于在大革命时代中去寻觅他所要表达的文学作品永恒的主题——将人性的光辉渗透于小说叙事的每一个细节技术的处理之中，穿梭在每一个人物的言行中，涂抹在每一幅风景画、风俗画和风情画中。

　　这样的写法也影响着中国当代的一些作家，我们可以看出，新近出版的余华小说《文城》也是采用了这样的视角，虽然不是大部头的长篇巨制，但是故事一俟置放在那个时代骤变的时间节点上，其包含着的巨大历史意义就远远大于故事叙事本身了。虽然余华截取的是一百多年前那一段改朝换代后的军阀混战、土匪猖獗的历史瞬间，但道理却是相同的，有意味的历史瞬间往往是成就大题材、大容量“史诗性”作品的最好切入口，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明智的作家都会注意对故事时间上下限历史瞬间有意识的关注和截取。

　　显而易见，我们可以看出《平原》所截取的历史瞬间也是作者有意识一再强调的时间节点的文学表达，文中许许多多地方都是不断用“明示”、暗示和“曲笔”的方式提请读者注意进入年代感，尤其是那种文化语境的强化，并非是闲来之笔，它会让人联想起充满着隐喻的昆德拉的笔调。

　　无疑，像鲁迅这样的小说家并不多，他的小说最长的也就是一个小中篇《阿Q正传》，但是，仅仅就是一个短中篇的容量就足以让百年来的文学史无法穷尽其巨大的历史内涵和现实意义。当然，它与一些短篇小说共同构成了鲁迅小说对“五四”时期“乡土小说”和“知识分子小说”两大题材的历史反思，其中以“乡土小说”创作为最，正是由于鲁迅先生牢牢抓住了发生故事的大时代转折的历史瞬间，将中国乡土小说的风景线嵌在了一个特定的地域文化之中，才创造出了具有永久生命力的人物形象，让作品的故事和人物在未来的时空中永远保鲜，让历史意义得以无限延伸，这才是小说“史诗性”的大手笔。因此，我以为作家对历史小说时代背景的敏感度和时间节点的刻意选择是十分重要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其普遍的文化特征，而刻意选择那个时代最有文学爆发力和历史张力的历史瞬间，才会让故事更有深刻的意义，才能使人物更加丰满起来，才能使叙事和描写更加生动活泼起来。这虽然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然而，我们的许多作家却是有意或无意忽略了这个常识在小说中的无限延展的能量。当然，聪敏的作家是不会放弃充分利用这一点来扩张小说容量的契机，使之形成巨大的历史张力，让其生命力得以无限延伸，哪怕是用隐晦的“曲笔”进行暗喻，也是一种小说技巧呼应内容的潜在表达。

　　无疑，《平原》在很大程度上是着重突出了那个时代本质特征的，在看似平静的叙事描写之中，它潜藏着的是一种不易显现出来，却又充盈着青春热血奔腾“地火”的能量——在“大革命”的尾声中成长起来的那一代青少年，是如何在荒诞的革命中完成各自的青春洗礼，是如何将“污秽和血”涂抹在那个时代的年轮上，是如何把浸润着“恶之花”的青春梦遗喷射在水乡平原的版图上……这一切混合着“真善美”与“假恶丑”的“中间物”并非是作品要做出的道德价值评判，而是要展现作家对人性的深度思考，它们一旦进入历史瞬间的程序之中，就会进入值得纪念和反思的历史审美范畴。所以，《平原》就是在那个貌似哲学反思的叙述者和作者谵妄呓语中释放出了文本的巨大反讽意义，我们不仅看到了米兰·昆德拉的面影，亦犹如窥见到了格拉斯《铁皮鼓》中那个以“佯谬”形式出现的侏儒奥斯卡异于“常人”的嘴脸和言行，在这一点上它与鲁迅笔下的“狂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平原》里端方和“混世魔王”的许多言行是否也潜藏着“佯谬”的内涵呢?起码是在那个不断跳出来的叙述者眼里是在两种哲学理念的碰撞中，往往以“佯谬”的话语来解构那个荒诞时代的种种怪现象。归根结底，作品要洞穿的毕竟都是一切人世间的虚伪和虚妄，让大写的人和人性回到文学作品的原点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