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在叙事当中的主体性阐释是比较节制的，往往采取的是让两种不同的思想观念进行佯谬式的“斗私批修”作为反思的中介物，这就是“佯谬”所产生的反讽意境，其效果是机智地不断将“大革命”后期中的各种运动明示和暗示出来进行无声的批判，获得的却是事半功倍的艺术效果。这种“历史的张力”隐藏在“人性的张力”的背后，让聪敏的读者从历史叙述者文字的夹缝中获得反思的审美快感。比如那个坚决“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的顾先生，作为一个乡村哲学家和启蒙者，他可以口若悬河地大段背诵马克思的《哲学—经济学手稿》，用作者的描述就是“执着，死心眼，疯狂”。平时“只要能不说，他决不多说一句话，决不多说一个字。现在，换了一个人，换了人间。他是一头驴，拉起自己的两片嘴唇就跑，从不松套。他的嘴唇现在就是两爿磨盘，什么东西都能磨碎了。他恨不能拿起一只漏斗，对着孩子们的耳朵，把磨碎了的东西一股脑儿灌到孩子们的耳朵里去”。作为一个引导乡村文化的“启蒙”贤者，他担负的责任重大，负责开导一代又一代青年人，但是，他的教条和奴性却让许许多多事情的后果恰恰与其预期相反，作为一个没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启蒙者”，他们失去的是最宝贵的知识分子品格，这正是那个时代背景下知识分子的真实写照，也是他们在历次运动中留下的后遗症。因此，当我看到他的学生毫不犹豫地在批斗大会的台上将他的头颅砍得鲜血淋漓时，我不得不反思这种自食其果的报应正是马克思所说的“历史的必然”，其历史的反讽效果就在于——在那样的历史条件下，人的思想是不能从天上掉下来的，其来源是唯一的，在一个没有思考的时代里，乡村知识分子也只能是断文识字的阿Q罢了，甚至连孔乙己都不如，至多在画圆时，会比先辈Q爷画得更圆一些而已，因为他们会用思想的工具——“圆规”将自己永远框定在那个走不出去的“圆中”，他们吞下的是那个时代的苦果，却又将苦果传导给下一代，直至这个时代崩溃时还不一定能够走出那个给定的“圆中”，因为他们始终认为那是一个田园牧歌、花团簇锦的“父亲的花园”，他们的脑袋已经被那个时代石化了。

　　然而，《平原》所要呈现的绝不仅仅是那个时代的政治和社会现象，更重要的是，如何表现那个苦难时代里的人性，这才是一个作家撰写小说的真正本义所在，任何一个伟大的小说家，一旦脱离了这个核心内涵，他的技巧再高明，也不能成就一部伟大的作品。《平原》要凸显的正是在那个苦难的历史瞬间中人性斑斓色彩的释放，所以说它是一部有“复调小说”意义的混合交响曲，则是不为过分的，因为，我们在“假恶丑”的时代里看到的是“真善美”的人性折射的倒影。

　　如果说王朔在《动物凶猛》(后来被姜文改编成红极一时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把这个历史瞬间的青春色调调成了军绿色，充满着军队大院里的年轻人的动物本能的冲动，那个男主马小军就是那个时代成长青年的一个典型的痞子人物，但他们是生长在首都北京的顶层青年，是那个时代的娇子，他们生长在那个时代的“贵族”圈子里，与平民阶层的青年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后来的许多电视剧都是描写这个军队贵族圈子里的生活，比如《梦从这里开始》《血色浪漫》等，他们的对立面则是以平民阶层为代表的李奎勇，甚至是“小混蛋”这样生活在城市底层的“流氓”青少年。无处释放的青春力比多与荷尔蒙漫游在城市的上空。无疑，军队大院里面的确有着浪漫的故事，甚至刻骨铭心的爱情，包括性爱描写，侠义精神的描写和骑士风度的颂扬，让这群有过同样生活经历的上层“贵族”读者动容感慨，不能自已。当然也会让许多普通读者，甚至是把天平倾向于李奎勇和“小混蛋”的读者掀开这种鲜为人知的大幕一角，窥见到了那种刺激生活的另一面，发出了愤愤不平的吼声。而这于大多数人而言，毕竟是“他者”的生活，是“生活在别处”的人生，于是，大量的城市平民生活题材的作品作为一种题材的反抗应运而生了。

　　人们的潜在阅读便更加倾向于另一种平民化、底层化的小说题材作品了，于是路遥的《人生》和《平凡的世界》又重新点燃了读者平视普通人生活的欲望，除了1980年代“一地鸡毛”的“新写实小说”创作开始书写底层生活外，被历史遗忘了的乡村知识青年生活并没有被重新拉回历史舞台，这些被1980年代“先锋小说”所覆盖的题材，逐渐被淡出了长篇小说的视域，乡村青年书写，尤其是大革命转折前夜乡村回乡知青的心灵成长书写则是被作家遗忘的角落。毫无疑问，在林林总总的长中短篇小说创作中，占据文学中心位置的是城市下乡“知青文学”的书写，当作家花费大量笔墨集中在城市下乡“知青”描写时，《平原》的历史题材意义才凸显出来，它弥补了文学历史长廊中缺失形象的塑造，把城市下乡知青和回乡知青生活融汇在同一时空下交替描写比照，其本身就充满着人生的况味，同时，又呈现出极大的历史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