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路遥当年激励着一代农村青年走出黄土地不同，《平原》所展示的那个时代青春旋律更有历史的深刻意味，既非“阳光灿烂的日子”，亦非悲苦哀怨的倾诉，它所揭示的是“大革命”毁灭前，农村青年在彷徨呐喊中具有反讽意味的绝望宣泄，这与茅盾在“大革命”后书写《蚀》三部曲和短中篇小说《小巫》时的心境相似，但是，作家选择的历史瞬间却不相同，这“大革命”“前”与“后”的区别形成的恰恰就是历史给不同时代“大革命”知识青年心灵上投射出的不同特点。同样是悲观的绝望，《平原》的书写是在绝望中诞生了人性的希望，而茅盾却总是被那个象征意义的“黑影子”所纠缠着不能自拔，而端方在闹剧和悲剧的阴影中虽然也曾沉沦，但是最后的迷茫却预示着一个新的时代来临前人性的觉醒的微光在那个被挤扁了门缝里钻了出来。当然，两种不同的悲剧写法各有千秋，不同的读者会读出不同的审美境界来。

　　对于如今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包括许许多多从农村进入城市的青年人而言，并非明白那种草灰色调展示出的农耕文明谢幕前夕的全部历史意义：那个时代里的农村青年因青春期思想彷徨而引发的动物本能的呐喊，也是一部人生的精彩乐章，满溢的乡村浪漫爱情和青涩的性爱同样是人性释放的审美愉悦，乡村也有侠义精神，但不是城市“贵族气”骑士风度的矫揉造作，更多的却是农耕社会传统“江湖气”的漫漶。在男主端方的眼里，只有潜在的“流氓无产者”的“痞子精神”才能对抗一切世俗的思想统治，这种毫不造作的率真，让那个时代贵族青年的爱情和性的冲动黯然失色，因为那种在草堆根里的原始冲动更能打动普通读者，就像“红高粱”那样的炽烈，虽然这里只有金黄的麦田;也像《查特莱夫人的情人》那样去掉一切伪饰，反对一切现代文明强加在人性上的枷锁一样，他们并不缺乏“麦田里的守望者”;同时，它也不像“人生”的导师那样去引领“平凡世界”里的农村青年从迷茫走向光明的未来。

　　《平原》选择的并不是一个给出人生解脱迷茫答案的叙事方式，它无需回答作品的主题，因为回到那个时代的思想原点，才能真实地表达出观念的历史在场性，让叙事表达呈自然的开放型状态，才是作者明智的做法，事后诸葛亮的强制观念的植入则是一种愚蠢的叙事。作品的主题在不同的读者眼里会给出不同的答案，这正是小说家的机智所在。在灰色的天空下，我们一直在混沌迷惘的思考中走过，尽管等待我们的是“一曲无尽的挽歌”，但是我们同小说里的人物，同叙述者，同作者一起头破血流地向前走，不知前方荆棘的小路如何踩踏，我们始终行走在一条迷茫的小路上。

　　那是一个“有知识”的农村青年义无反顾的“青春”和“人生”的道路选择。对现代读者来说，只有60岁左右，且有农村生活经历的读者才能深刻地体味那一段不能忘却的生活。而对于一般读者来说，它也是“生活在别处”的“他者”叙事，正是这样的生活，更应该被普通阅读者所认知和记取，因为真实的历史场景的还原比任何历史教科书的感染力量要强大得多。

　　这是一个悲剧的时代，这是一个黎明前的黑暗时代;这是一个充满着希望的时代，这是一个青春荷尔蒙萌动的时代。

　　《平原》选择了这样一个可以充分挥霍人性的历史瞬间，这是作者的幸运，也是作品的幸运。尽管其中还有许多值得深化的地方，但它应该是当代文学史记取的史诗性篇章。

　　三

　　这是一部1970年代后半叶的乡村罗曼司故事吗?从小说故事情节的主干来说，围绕着男主回乡知青端方对爱情和性的叙事，展开了两种文化纠缠的不同阐释——在邻家少女三丫与下乡知青吴蔓玲书记之间所构成的“三角恋爱”(文学史上对“三角恋爱”和“多角恋爱”程式化的批判不绝于耳，我却认为这个程式却是浪漫小说持有永恒生命力的有效故事构造范式)，呈现出的不仅仅是性和恋爱分离的现实生活写照，更重要的是作品在两者之间的彷徨，给那个时代的青春画上了特殊年代的禁忌符号。前者是处于有意识的性本能的冲动，而后者是一种遥不可及的恋爱与性的幻想物，尽管吴蔓玲也幻想着与端方有“灵与肉”的交媾，但是那一层文化的纱布却如千山万水一样阻隔了一切青春爱情和性的宣泄——阶级和阶层才是最大的障碍。它让我想起了1920年代茅盾在“大革命”失败后所写的短篇小说《诗与散文》，如果把三丫看成端方在无聊的革命年代里因性饥渴的力比多荷尔蒙无处释放的宣泄对象，她俨然就是端方身下散文式的“桂奶奶”形象的时代倒影;而吴蔓玲作为一个统治着乡村文化最高权力的下乡女知青，虽然在她的心底里也充满着爱情和性的饥渴，但是对于端方来说，那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罗曼司“高压线”，她就像茅盾笔下的“表妹”一样，是一种灵魂的悸动的柏拉图对象。因此，在这样的一种语境中展开的故事就充满着“灵与肉”的矛盾结构，这无疑增强了小说的看点，但是，我想到的却是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在这个特殊年代里交汇碰撞的历史记录，更隐喻了革命时代“灵与肉”分离的社会现象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