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一行，25日晚近10点回到家中。

　　想去陕北走走，是几年的事情了，因为那里有矿区的许多老领导老同事分布在不同的地方。

　　这一想法，终于10月15日成行了。去前，我先同王仞联系，他原先在矿上时在一个部门共过事，现在我掌握的信息他是榆阳煤矿的副书记。电话打通后，他很热情，问什么时间到。原本是乘14日晚间的火车从西安出发，第二天10点就可到榆林，结果到火车站买票，人家说从今晚停运，一直要到22日后才能开通。本来是计划好了的事情，这一变，心中就产生了好多疑惑。时隔那么久，真要等到火车通了，这次陕北之行可能又要流产了。于是，从火车站往回走时顺便拐到汽车站，寻问结果：渭南没有直达榆林的长途汽车，只是每天发往延安两趟。为了确保这次成行，决定坐15日早7点的汽车，他们说中午1点左右到延安，我想还有时间当天能赶到榆林。延安到榆林没有像车主说的4个小时到，结果是7个小时，但不管怎样，还是当天赶到了榆林。王仞由于接待上级，他说已在榆林宾馆给我订好了房间，我到后在前台联系就成。

　　到榆林后知道王仞的工作有了变动，现在就职的是红石峡公司，是一个煤炭运销单位。晚上12点后王仞打来电话，那时我已睡了好长时间，感觉应该天快明了，后来在手机上看清了，才是12点多。王仞说他陪上级当晚到了大柳塔(这个地方我知道，离榆林很远的)，第二天可能回不来。我让他忙自己的工作，我和王选民联系，走在路上时我给王成祥要了选民的电话。

　　16日早8点半后我联系通了王选民，他说让我等，他下来接我。我知道选民还在榆阳煤矿，我不知道榆阳煤矿距榆林市有多远。11点多，王仞来电话说他回来了，不久他就到了我的住地。到此时，我才知道王仞的公司就在榆林宾馆里边办公，只是我住一号楼，他们在二号楼。接着选民也到了，他买了一台30多万的车，叫了个司机开过来。多年不见，只听说他们到陕北后多数都发了，看来确实如此，而且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好很多。接下来就是吃饭，他们一人带着一个，但都是司机，不敢喝酒，一瓶酒只好我们三个人喝了。菜上得多，有鱼有榆林的锅仔羊肉，还有其他很多，吃下去不到50%。这在我看来是个浪费，但他们也许习惯了，也没有人打包。席间，只是简短地了解了对方的情况。王仞在这里任一名副经理，副职有两名，王仞管着全公司的部分工作，上边还有个总经理。选民已是调度主任兼矿长助理。在煤矿，这是个很重要的部门，能到这个位置上，与他的才能、为人是分不开的。

　　吃过饭，我坐选民的车直接去了矿上。榆阳矿离榆林市不是很远，有十多公里吧。到矿上两点多，正是开班前会的时候，选民去主持会，我在他的主任办公室等着。在他的办公室见到的第一个熟人是张贺峰，他是我儿子魏可的同学，我同他爸一天到的煤矿。几十年过去了，孩子们都大了，贺峰的个有一米七八，吃的很胖了。他已经在选民手下干着调度工作。见面自然一翻寒暄，他说已在榆林买了房子，准备结婚后让他父母搬过来。男孩子必定是男孩子，大了就考虑着“家”事，这是中国传统的接替方式给男人遗留下来的责任啊，有这样的孩子父母应该感到欣慰。

　　会议结束后，随选民在楼上走，见到几个熟人，随后就去了曹新友书记的办公室。这也是陕北之行要见的一个重要人物。曹书记在局办公室时，我的书出版后，他亲自写了评论文章发在自己办的局内“白皮书”《调查研究》上，并向多人推荐我的书，那时候也和他在局里吃过多次饭。后来我到煤炭资讯网任副总编，他到了这里，也给我们发来许多稿子，我们编书的时候也收了他的散文。那一段来往也多了些，不过只限于电话而已。其实，这次去陕北，多数人只是要见一见，时间长了没见，觉得应该见见。和曹书记坐着，选民叫来了郭永平，这在矿上时也是同级干部，到这里已经当了五六年副矿长。由于快到下午下班时间了，我抓紧时间又上二楼看了黄书记。他在这里的职务是董事长兼党委书记，60多岁了，还是很精神的，对工作还很有想法，考虑的都是大事，看上去似乎不知道什么是疲倦。看到他，对我的启发很大，人能不能干事，不在于年龄而在于自己的心态，自己的精神。如果自己觉得老了，那真是什么也干不了了。目前我缺的就是黄书记的这种精神。

　　晚饭就在矿上的领导食堂里，在坐的有矿上几个我不认识的领导，曹书记又让叫来了我的熟人李建民。他在矿上时也是同级，在这里级别可能没有达到副矿级，但隐隐听说他是挣钱最多的人之一，买了相当王选民一样的车。席间，白酒红酒，碰、敬、端，几圈下来，真是喝了不少。离开矿区后很少这样喝酒了，人多车轱辘转，特别你是被“欢迎”的人，要不了几圈就得倒下去。多亏我的熟人多，年龄我是老大，大家都能照顾着，别人喝一杯我喝半杯，别人喝半杯我喝三分之一，也没有人坚持原则地监督，使我在频频举杯中撑到了离开而头脑清醒脚步不乱。

　　晚上本来是要回到榆林王仞那儿的，由于没有见到张总(他是原我们马村矿的矿长张兴堂，在这里任总经理了)，刚好选民晚上下井跟班，我就住他那里。矿上给他们这一级别的人都是单人单间双人床。离晚上下井时间还早，赵工(安新)来了，我们几个进行了长聊，主要是他们两个谈工作中的事，我在一旁细听。从几个小时的长聊中，得知选民发展到这一地步也是作出了相当努力的。特别是他讲安全的名句，让人听来平白，易懂，深触灵魂。他向工人教导：安全是什么?安全就是：人家用你的钱，住你的房，开你的车，睡你的老婆，打你的娃!实在，警示!道理就是这样，你不重视安全，把你牺牲了，妻子肯定要再娶个人，人家来了，你家的一切就得人家支配，包括你的孩子。他还说他为调度会议室拟了四句话的标语：走进来就有责任，走出去就要行动!大意就是这，后两句我没记住。当时怎么没有记在本子上呢?可能还是酒喝得多了，脑子迟钝了。晚上没人的时候，选民向我详细地计算了他一年的收益，真是可观得很。窥一斑知全豹，由选民而推，来这里的马村矿人收入应该都会不差的，这，我为他们高兴。虽然一个个都成了快乐的单身汉(崔少锋书记曾在电话里这样说，他在接近内蒙古边界的韩家湾当书记，后边还要记到他)，几个月才夫妻团聚一次，但收益足可弥补那样的“损失”。不过，这样的“损失”，李建民似乎没有，第二天我再见到他，夫人正陪着逛榆林。建民小我不会很多，他儿子和我儿子魏可是初中同学，上边还有姐姐。也正是因年龄问题，我们原来的煤矿破产重组时才没考虑他(大概是这样)。那时，我们这些人，都是50刚过，说小不小，说老也不算老，而大多孩子的问题都没有解决，不是在上学，就是没有工作。虽然政策让我们退休了，但大家都是退而不休。李建民在老矿上时是机电科长，他有专业特长，这一特长就特长到了这里，担当了榆阳矿的重要角色，这也算一个塞翁失马的典型案例吧。

　　选民跟了一个夜班，早晨，永平来叫我吃饭，饭罢去永平宿舍喝水，顺便把我带的两本书给他留了一本，另一本写给了薛书记(晚间吃饭时在餐桌上认识的，是矿上的党委书记)，让选民转给。选民上井后来到永平宿舍，他们谈了工作上的一些事情，其中一件是早班干部跟班的人不全什么的，他们都是矿上的各路诸侯，矿上哪一方面有问题他们都得动起来，于是，他们的手机打的不停，虽然是星期天也不能消停。煤矿就是这样，那里都一样，任何工作都不能有人为的失误，如果发现就得及时弥补。我说要到矿上看看，选民给我安排了苏秀林。秀林在这里和选民搭当，是调度室副主任。他在马村矿时是机二队队长，管全矿井下的机电，那时候我们矿上搞科队联责管安全，我们宣传部就和他们机二队联责，每周四的下午安全学习会我们都要去他们队参加活动。在矿上我们把这联责叫“关系户”，这是组织的安排，自然我们的“关系”也比较深。苏秀林在青年时就是一名很优秀的技术工人，他参加过矿务局组织的多次技术比武都获了奖，我为他拍照过修大肚子开关、接电缆的照片还在报纸上发表，有一年他在全省煤炭系统还获得了青年技术标兵什么的荣誉称号，我记得是在临潼开的会，我因为论文还是其他获奖也参加了会议，他当时就获得了1000元的奖励，那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1000元奖金算是很高的了，当时我们都很羡慕他。榆阳煤矿的工业区离办公区域还有很一截子路，秀林就开着自己的红色小轿车拉着我到工业区转了一大圈。宽畅的巷道帮顶上布置的几道管线、电缆，整齐得真可称得上“五线谱”。我们在井口时就看到几辆各种类型的汽车装着材料准备下井，在井下也见到了同样的车在大巷中来往。这样往井下运送材料真是方便，效率也极高。秀林说，稍微重一些的材料，井上用机械装，井下用机械卸。他指着巷道脚边粗壮的排水管说，安装这样的管子，都是用小型吊车吊起，人只是对好口上镙丝，工作面也全都是综采设备，工人非常轻松的。看到此，我想到了我们下矿时的人抬肩扛，上大件时几十个人叫着号子往前拉的场景。秀林带我走进井下的安全文化长郎，两边布满着图片，工人上下井都要从这里经过。文化的功能是潜移默化，这无疑会对安全工作产生有益的效果。黄书记、曹书记在矿务局就是企业文化的倡导者，他们的精神随着人事的北迁，由关中也带到了塞北的榆阳煤矿。井下都已如此，那井上更是随处可见各种标语、文化宣传牌板，墙壁、电杆，屋顶都有各种不同形式的文化标语。选民带我走过调度楼上生产区队的走廊，那文化牌板就扑面而来。我在调度楼外的墙上还看到了一幅比真人还大的彩色喷绘，是三个劳模在一起的照片，其中就有王选民。

　　矿上矿下看后，真有一种参观的感觉，使我这个老煤矿大发感慨，想不到从老区(来这儿的人对我们那儿的称呼)到这儿的兄弟们竟赶上了这么好的采煤生涯，条件好，产煤多，人省力，挣钱又多，我真为他们庆幸。同样是煤矿，相互比较却有天壤之别啊!

　　这天是个星期天，榆阳矿一周让干部在这天休息一天，凡不下井或不值班的人这是自由的一天。这里离榆林市不远，附近又没有什么好去处，休息日大多都去榆林市逛街。秀林拉着我又叫上窦亚军也去了榆林。窦亚军说起来是个晚辈，他爸在矿上时和我一同在机关共事，至退休也是以科级离矿。听说亚军在这里已经是机械队的支部书记了。到这里的很多人都有变动，多数呈上升趋势。人常讲：人揶活。也就是只有在运动中才会寻找到机遇。但中国老百姓多数都是遵循的“一动不如一静”的原则，其不知这个原则使多少人失去了多少机会。在榆林他们主要是看了车展，现场又碰到矿上几批人，也都是“热车族”，这个现象背后反映出的是经济实力，榆阳煤矿让大家具备了这样的实力，从而引发了这样的爱好。午饭他们请我吃了榆林有名的“羊棒骨”，确实是我平生第一次享受。此种做法为两种，一是羊排，大块的，上面全是瘦肉，另一种就是一节一节带关节的骨头，有皮有内，都以瘦肉为主(羊本身瘦肉就多)。要享用这些，事先得戴上餐馆配备的手套，大口大口地啃。肉很嫩很烂，但也需要嘴不停地在骨头上运动，这样的吃像肯定不好看，用个不好听的比喻，人这个时候和狗无异。只是那骨头太香了，好吃，一旦进入那个场景，不管男女老少都会无所顾忌，吃不到十二分饱，是不会放过任何一块骨头的。

　　回到矿上还想见几个人，但都没有联系上。选民宿舍，他开着电视却在忽忽大睡。晚饭时永平来叫我，我确实不饿，中午的羊棒骨真是太“棒”了。我向永平说要回榆林去，他就给我安排了车。送我时，选民说他是中午来了人一块吃过饭，下午睡得很晚，我就说他怎么会从早晨我们离开睡到天黑屋子里来了几个人都不知道呢，原来是中午一场酒局的结果。送我上了车，车开出不远，司机突然问：你是不是姓魏：我说是。他说他家也是马村矿的，一说他爸，我说知道。他们家在矿上是世家，祖孙几代我都认识。来这里的马村矿人真多，随便一碰都是熟人，中午随秀林在机修厂参观时看见一个正在操作的工人，我正为他拍照，他一抬头，嗨，熟人，马村矿的，当年可能还是秀林的手下。

　　晚上，和王仞进行了长谈。我2005年离开矿后因出了书回到矿务局和他有过几次见面。后来他就来到了这里，再没有面对面过。那时我只是大概知道他到了这里，干什么工作不十分清楚。长谈之后，清楚了他这几年的历程。现在是副经理，算是正经的行政工作。据我所知，王仞一直干的是党群工作。上大学时他学的是政教，毕业后在矿上学校教书，教的也是语文政治，后来又到矿上宣传、办公室、团委干过，来这里之前，在矿务局党委办公室。我一直认为，王仞适合干政工，主要是他能写，会讲。他的出道，可以说是得益于在矿上时的一次演讲。那次演讲我是评委之一，王仞演讲的口才，对内容抑扬顿挫的把握，普通话的标准，是矿上许多人大开眼界，那是一次矿上前所未有的高质量演讲。当时王仞在学校教书，后来每逢矿上有类似的活动，甚至参与矿务局的比赛，王仞就成了主力队员。不过，人的才能要发挥到极致，就必须有一个相应的平台。王仞能讲，至少应该放在省一级的宣讲部门或者大学里，对他可能才是人尽其才。对此王仞认为自己的学识不够。也许是这样，但人一到什么环境，就会随着环境塑造自己，提高自己，达到胜任的要求，以至迈上更高的台阶。只是许多人没有放到相应的位置，人自然也就懒惰下来了，错觉让人迷失方向，认为自己的能力不过如此，泯灭了奋斗的意志。王仞说干行政工作对他来说是件好事，主要是能亲自处理一些事务，承担一些责任，工作很实际也很实在，这对自己才能的长进大有好处。有过党群工作的经历，再来干行政工作，接触大量的具体业务，无疑是一个人全面发展的重要历程，王仞如果能在自己人生的道路上有一个大的飞跃，那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期待和欣慰。他年轻，有的是时间，只要不断地进取，把握住机遇，将来的路肯定会走得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