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2月10日的《家庭与生活报》上有一则六百字的新闻：

　　在某地，一位女司机开着一辆满载乘客的长途客车行驶在盘山公路上。突然，三名持枪的歹徒盯上了年轻漂亮的女司机，强迫长途客车停下，要带司机下去“玩玩”。司机情急呼救，全车乘客噤若寒蝉。只有一个形销骨立、中年瘦弱的男人应声而起，却被歹徒打倒在地，男子奋起大呼全车人见义勇为，制止暴行，却无人响应。司机被拖至山林草地……而后，三名歹徒和衣衫不整的司机归来。

　　客车又将前行，司机要被打得流血的瘦弱男子下车，男子不肯。“喂，你下车吧，我的车不拉你这种人!”中年男人急了，说：“你这人怎么这样不讲理，我想救你还有错吗?”“你救我，你救我什么了?”司机矢口否认。中年男子脸涨得通红，他坚持不下。司机面无表情地说：“你不下车，我就不开!”

　　没想到的是，满车刚才还对暴行熟视无睹的乘客们，却齐心协力动员中年男子下车。有位膀大身宽的乘客，甚至走上前，拖住中年男子下车。一场无谓的争吵，直到那位中年男子的行李从车窗扔出，他随着无可奈何地被推挤而下……

　　客车快到山顶，转弯回去就要下山了，客车右侧是万丈悬崖。长途客车悄悄地加速了，女司机脸上异样平静，双手紧握方向盘，眼睛里淌出晶莹的泪水。车速越来越快。歹徒冲上去抢夺方向盘，汽车却像离弦的箭朝悬崖下冲去……

　　第二天，当地报纸报道：“伏虎山区昨日发生重大车祸，一长途客车摔下山崖，车上司机和三十名乘客无一人生还”半路被赶下车的中年男子看到报纸，失声痛哭，谁也不知道他哭什么，为什么哭。

　　女司机驾驶长途客车，只能是21世纪才会出现在中国土地上的事情。刚解放时，甘肃的省会兰州只有一辆公共汽车，时有故障，乘客得下来一块儿推车，进行发动。女司机驾驶长途客车的事，谁也不敢设想。这篇报道说明，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大地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各个方面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发展才是硬道理”，这是事实。

　　社会发展了，人们的道德水准在某些方面仍然原地踏步，甚至有所下滑。三名歹徒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强奸一个女司机，这与从前的剪径抢劫、杀人越货有多少差异呢?更令人寒心的是车上三十名乘客，无一敢出面制止，及至客观上助纣为虐，促使歹徒得逞。今天的闹市里，时或发生几十人数百人围观暴徒行凶的场景，居然在一辆长途客车上得以重演。人的一生，原本都是“过客”，放大而言，我们所有的中国人可以说是俱坐在一辆大型客车上，山区这辆客车无异于全社会的缩影。倘若我也坐在这辆行驶的客车上，面对歹徒之行径，自己会是那个“形销骨立”的中年男子呢?还是三十位乘客中的一员?马克思说：东方民族的人民就像一个大麻袋里的土豆，一个个慈眉善目、缩成一团的受气样儿。他所说的人民，理所当然是包括这三十个乘客了。

　　人活世上，做个慈眉善目、胆小怕事的庸常之辈容易，做一个正直刚强而勇于仗义执言者，就很不易了。人生之绝大多数，如果仅限于做个树叶落下都怕打破头的善良人，车毁人亡的最后命运恐怕就在所难免。鲁迅先生说过，能憎才能爱，能杀才能生。车上那位中年人虽然被打了一顿、轰下了车，可他终于是没有摔身深谷。

　　人生的失德之旅，其前程只能是悲剧性的。这篇小小的新闻报道所折射出来的社会意义，比起那些获这个奖、获那个奖的文学作品来，未必逊色。单就文字行当而言，忠实于生活的思想内容是第一位的，形式、技法、趣味是第二位的，这大概毋须多言。“文以载道”，似乎并未过时。

　　我以为，这个女司机是好样的，让一车腐烂透了的“土豆”与被蹂躏了的自身同归于尽，不管法律上怎么去看，我以为可以追认为革命烈士，因为她用个人凄美的生命在道德领地上又一次敲响了警钟。《壮举的悲哀》，是个好题目，也是钟声巨大而遥远的回音。

　　流浪汉的劝说

　　《中外文摘》2005年第6期，刊登了马汉卿写的一则五百字的短文：

　　二十五层大厦的顶楼，有个西装革履的年轻人准备跳楼。

　　心理学家被人请来了，胸有成竹地往楼顶走去。两个小时后，心理学家从楼顶下来，显得十分疲倦。他对大家说心理调解失败了。停了一下又说，心理调解并不是百分之百有效，失败也是正常的……

　　这时，人们发现有一个六十多岁的干瘦老头儿往楼顶走去。他的目光有些呆滞，穿一身破旧衣服，头发乱七八糟，估计很长时间没洗澡了。大家一下就看出了这个人是流浪汉，或拾荒者。警察问他，你要干什么?流浪汉小声说：“我上去劝劝他。”人群中爆发出一阵哄笑。流浪汉有些尴尬，嘴唇抖动着，又不知该怎么说，略一停顿，突然转身便往楼顶走去。

　　流浪汉上楼后不知对年轻人说了什么。过了片刻，年轻人离开了原来的位置，回转身，甩了那老头儿一记耳光，飞快地下楼了。

　　年轻人下楼后一句话没说就低着头离去了。当那个老流浪汉从楼顶下来时，人们立刻围住他。一个女记者上前问道：“你是怎么说服那个年轻人的?他为何甩了你一记耳光?”

　　流浪汉拍拍身上的灰尘，不好意思地说：“我叫他把那身好衣服脱下来给我，弄脏了可惜，让我换点钱填饱肚子。这小子就甩了我一耳光，什么也没说就走了。”

　　人们生活小康了，然而依然有贫有富，富者“西装革履”，穷的衣服破旧。生活富裕的人，并不等于就是舒心幸福的人，他们有人在精神上不惟烦恼、痛苦，甚至有苦恼得熬不下去而准备跳楼自尽的时候。

　　心理学家是专门研究人的精神生活的，而富人在准备跳楼时的烦恼与苦痛，我们的心理学家用了“两个小时”也调解不开。是心理学家智商过低呢，还是“西装革履”的年轻人内心痛苦过于沉重，沉重得无法化解?

　　一个年逾花甲的流浪汉(拾荒者)，不可能有多少学问，更不懂得什么心理学，他仅仅是为了生计，看中了年轻人“那身好衣服”，为什么三言两语(不幸的只是挨了一个耳光)，就能“无意插柳柳成荫”地挽回了一个年轻人的生命呢?由此可见，任何思想政治工作也不会是万能的。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关键看你能不能捏到那把钥匙。那个流浪汉，是无意间捏住了那把钥匙的。

　　这样的新闻，不惟新奇罕见而可读性强，而且颇具深度，很能够引人思索。当然，许多人看了这则新闻，很可能只会付之一笑，但对关注人生、关注社会进程、又善于比较分析的有心人而言，分明不是付之一笑所能了却的。

　　古往今来，城乡内外，新闻多矣。有深度的新闻才有广泛而阔远的渗透力，新闻有渗透力才会对社会人心有所警示，也有所裨益。也只有这等有深度的新闻，才能打上时代与历史的烙印，或许能跳出过眼云烟的藩篱，有后传的可能。

　　生活永远是新闻的富矿，而众多的新闻工作者队伍里，显然是有文野高下之分的。优秀的新闻工作者，眼观四路、耳听八方的同时，务必要思想敏锐，识力高远，善于抓住有深度有分量的新闻。

　　小有小的优势

　　2006年12月4日，贵州矿工李大光下煤窑被冒顶砸死，其工友按他生前之约定，带回李家一封千余字的遗书。现摘录如下：

　　爸、妈、弟、妹：

　　你们收到这封信的时候，我肯定已经死了……如果我的死能换来你们不受罪，我死得也就值了。

　　我不知道我怎么个死法，要是一次死的多，矿主瞒不住，上级来查，死的人每人可以赔二十万。如果就死我一个两个，你们就和矿主私了，你问他要二十五万。半月前砸死的那个人就是赔二十五万私了的。爸妈，你俩一定不要来，路太远，又太难走，可不能受这个罪。你让俺明起、明发哥来，他们见过世面，能说出话，个子又大，有派头。再让西院俺三婶也来，她泼辣，能哭能闹。对他们说，先开口三十万，矿主肯定不给，就和他们闹，就说要找报纸、电台，把矿上出人命的事说出去，矿主就害怕这个。但也别真说，咱就是吓唬吓唬他，咱好多要两个钱，最低二十五万，当然，能多要一万两万的更好。你们可得咬死口，不要顾惜他们，他们挣钱厉害了，哪天不挣个十万八万的?只是他们不想给，怕开了口子，今后再有死人比着要。所以你对明起哥他们说，该闹就闹，软的硬的都得使，能多要一万，俺妹就多活年把。但是你可不能让明起哥他们勒得太紧，逼急了，这些矿主黑道上都有人，可别让明起哥他们吃亏。

　　爸妈，我不能给您二老打影旗摔老盆了，让俺弟给您传宗接代、养老送终吧。在这里，您的不孝儿子大光给您磕头了。祝二老下半辈子过上好日子，祝俺妹快看好病，祝俺弟事事如意。儿：大光

　　二〇〇六年十月八日

　　遗书原刊于《新一代》2007年第7期，转载于当年7月18日《报刊文摘》。每读一遍，难禁泪下，揩泪之际，陷入沉思……

　　我到过贵州山区，山清水秀，风和云白，但从未想到，山窝里的农民为了生存，在贫穷与苦难中挣扎得那么艰难。

　　为了与贫困拼搏，李大光是下定了献出生命的决心的。这封遗书写下后五十六天，他就被虎口式的煤窑夺去了性命。遗书里写到了自己拿命换钱的苦衷(显示出他是个珍重情意的善良子弟);又写到了尸体及抽屉里的一个小收音机如何处置(可以看出他是个细致的、沉默的、总在为他人着想的人);也写下了这样几句话：“用赔得的钱把借大姑、二姑、俺姨、俺舅、叔叔大爷的钱都还上，他们家里都有一大摊子事……俺姑家的表弟前一阵子也想上这里来干，你对他们说，在家挣三百也别上这里挣三千。这里苦累不说，真是太危险了，你可不能让他来啊。”自己直面死神而又如此冷静地想着要将生的希望留给他人，这样的心胸，这样的襟怀，我不知道在现实生活中能找到几个!“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此语通常指的是弥留老人对儿女们的至嘱，李大光可是个风华正好的年轻人呀。我以为，李大光是个情重如山、心细如发、襟度近佛、目光似炬的山地农民。说到目光如炬，我们不妨重读本文初始时所引录的那一节文字。

　　煤窑里死人之多寡，可以左右矿主能不能隐瞒住一场矿难;上级的追查与否，决定着矿难“公了”还是“私了”;这不同的了结方式又注定了罹难者赔偿金的数字高低。至于索赔方式，形同用兵，几近诡道，尤其讲究策略与技巧，原因是“因为这些矿主黑道上都有人”。读到这里，我忽然想问问：每天“挣个十万八万的”矿主，他们用这么多从窑工身上轧出的血汗钱都干什么去了?李大光他们在暗无天日的煤窑中流血流汗，及至被砸成肉泥，矿主们不是正在灯红酒绿下恣意地荒淫与无耻么!

　　将生活暗角剖示得这样深刻的一封遗书，时下正规的大报及什么“核心期刊”之类的传媒，会有勇气刊登么?正报大刊的编辑们，面对此类有价值、见分量的稿件，我以为会有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个人顾虑……概而言之，这顾虑就是王熙凤所说的“大有大的难处”，反不及小型报刊重自由而少忌讳，直言敢讲，倒是显示出“小有小的优势”来了。

　　本文取“小有小的优势”为题，也是想阐述本人长期以来从不敢忽略小型报刊的内在原因。我们小户人家，订几份小报小刊，关注社会大事，留意天下忧乐，也不失为桑榆晚景里蕴有小康意味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