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一个人没有主见，人云亦云、随波逐流的话，我们惯用“墙头草，风吹两边倒”来比拟。然墙里墙外，小草倒向何方?这得看风力大小和风向如何?若不然，风景再好，仅凭小草用尽吃奶的力气，也只能黯然哼唱“没有花香，没有树高，我是一棵无人知道小草......”的落魄歌声罢了。所以，小草倒向哪一边?很大程度上并不取决于自身的“草力”，不但需要风儿的眷顾，更需要脚下这面敦厚高墙的默默承受。

　　抛开简单的建筑物理学不说，单从意识形态上来讲，高墙更像是一种政治体制，一种具有隔离作用的形态学介质，它可以把体制分割为墙内墙外两种;打个比方，最著名的莫过于二战时期东西德之间的“柏林墙”了，它早已超越了墙的本意，更像是两种不同政治体制下整个日耳曼名族的内心挣扎。

　　既然体制是一面高墙，那中国当前有多少高墙值得一说呢?大家想必知道，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很多手捧“铁饭碗”的能人志士，不甘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体制内耗，怀揣抱负之心，胸藏鸿鹄之志，希冀能闯出一番事业来，于是，大家纷纷选择下海，一窝蜂地逃离体制外。记得小时候看过一部讲述改革开放的电视剧，名叫《情满珠江》，说的是一群知青七十年代下乡时的艰苦、八十年代返城时的艰辛、改革开放时的艰难故事。正是那一代人们所孜孜追求的理想彼岸。很多人由此改变了整个人生，而那段黄金时间注定成为那时的经典。

　　然而时过境迁，随着中国社会化进程的急剧转变，城乡二元化的快速融合，产生了一些始料未及的后遗症。当下成千上万的大学生争先恐后地回到这面墙内。墙内社会资源稳定，没有墙外那种风云变幻的“花花世界”。20年前，成批的年轻人纷纷走出体制;20年后，大量年轻人却梦想回到体制内。这只隐形的指挥棒被社会调了个头，朝相反的方向指了下去。

　　那么要想回到体制内，采取什么方法呢?排除人为因素的话，其实答案很简单，就是考试。通过各种考试插进高墙内，特别是当今号称中国第一考的国家公务员考试，更是众人趋之若鹜的首先目标。我们再来看一组数据，据《2010年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调查》显示，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回答“非常幸福”的比例最高。据相关部门统计，2011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人数逾140万，继2009年以来连续三次超过百万，竞争最激烈的前6个职位考录比例超过3000∶1。倾向大型国企、事业单位和公务员的比例逐年攀升，而倾向外企和私企的比例则呈下降趋势。居民幸福感调查显示，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回答“非常幸福”的比例最高。高稳定、高福利、高保障、高安全，这些“高标签”贴在他们身上，与体制外的低稳定、低保障、低安全比起来，风景哪边独好?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杆秤。

　　记得笔者06年毕业时，怀着一颗“舍身成佛”的决心，毅然放弃回老家考公务员的机会，只身留在广州打拼自己的事业。数年下来，连做房奴车奴，各种奴的机会都没有，更别说做什么CEO，UFO都别想。所谓的事业，最后却成了失业。一个人蜗居在大都市的城乡结合部，等待绝望罢了。金融危机的到来，彻底击垮了这几年的“孤寂守候”。后来迫于现实，告别多年的房东，落叶归根回到老家。乖乖地、老实地考进体制内，端起公家饭，慢慢啃皇粮，再慢慢变老。笔者这样的模式化生存，在一定程度上，反应出了中国当代部分青年人的生存模式，可以复制，甚至成批复印。

　　试想全国大把大把涌入北上广的人们，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怀揣着一颗理想和抱负来到这里，但是真正“成活”下来的其实寥寥无几。无论从经济，还是关系背景上，他们都不是本地人的对手，强龙总是压不过地头蛇嘛。体制内的资源基本都被当地人所占据，他们每日奔波于体制外，每天过着担心受怕的日子，他们时时刻刻担心着被炒鱿鱼的危险，一些甚至连被炒的机会都没有。朋友曾说过：“别和我谈理想，哥戒了。”有时候，生活在大都市里，却似行尸走肉一样，理想不过是“哄小孩子”憧憬美好的伎俩而已。

　　这时不禁想起温家宝总理出访马来西亚时再次提及“促进公平正义，推进政治、经济、社会体制等改革，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让每一个人都能得到自由和全面发展”。这句话对当代青年人意味着体制的高墙终究要倒掉，终究要实现体制的大融合。其拳拳之意言溢于表，改革之路奋而求索;正是温总理对这代人的谆谆教诲和精神寄托。

　　如果真有那么一天，高墙倒掉了。那墙上这株小草，它会奋不顾身地奔向脚下这片肥沃的中华大地，生根发芽，茁壮成长......